曲明鑫
接到同学约稿通知，我禁不住茫然，有点儿不知所措——时间过得真快啊！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我大学毕业已经四十年了!时间也真是不饶人，弹指间，当年那个还未走出校门的舞象少年，如今已是花甲之年。
回望过往，可谓心潮澎拜，思绪万千。
记得经过十年动乱，华夏大地千疮百孔，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振兴中华，亟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有才能的专业化人才。科教兴国成为战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已经取代了“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是大势所趋。
1977年9月，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山东省掖县（现莱州市）沙河中学读书。刚入学不久，忽闻国家将要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特大喜讯，我兴奋不已。便尝试参加第一批高考，但未能如愿。
1978年4月，春寒乍暖。面对十年大学停止招考，各行各业人才奇缺局面，为了“快出人才、早出人才”，国家放开高考年龄限制，并特许在读高中生可越级参加高考。根据上级指示，沙河中学校长初中兴老师、教务主任修建生老师、我的班主任潘贵真老师会商我大哥曲明显老师（我的初中班主任、优秀语文老师，也是家长代表），评估高一尖子生的综合实力，研究探讨敢不敢让高一学生越级参加高考，若考不上怎样保证不耽误继续高质量完成学业，考上一个好大学。最后决定，由我大哥为我报名起带头作用，自愿与考试相结合，从正在读高一的二百多名学生中选拔优秀学生编入高二毕业班中一同复习参加1978年山东省全国统一高考，但只能报考理科。我同其他六名同学一起有幸被选中成为了高考考生。
按照1978年全国高考大纲,理科考试科目有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而我们那时只上了六个月的高中，课程仅仅学习了三分之一，远远达不到大纲要求。为了赶上课程进度，学校组织各课老师为我们补课。就连校长初中兴老师（优秀物理老师）也亲自上阵，连续三天三晚为我们补习高二物理，有两次都忘了开饭时间。潘贵真老师（北师大物理系高材生，优秀物理老师）为我提供了他珍藏的新中国建国以来所有的数学、物理高考试题。那字迹堪称书法家之作。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参考资料，当时高考复习参考书是非常匮乏的。他还给我鼓劲：放心去考，凭你的学习成绩一定会考上的。如果考不上，明年我给你包了数学、物理、英语三门课，保证你上北大、清华。家里亲人更是一再鼓励我、支持我这个老小。这极大地提升了我的信心和决心。做题、做题还是做题，背诵、背诵还是背诵。说实话，复习是很枯燥的，参考资料缺乏，由于是第一年，任课老师也不是很有底。只有一个办法：把时间充分利用好，争取做更多的习题，背下更多的定义。复习加补习，白天加晚上，早出晚归；没有节假日，也不回家，吃住都在学校。按照现在的说法叫，“白加黑、六加一”。一切与高考无关的事情都等等了，全力以赴，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应考上。我坚定了信念，既然报了名就一定要考上，不能丢人，更不能让关心我的人失望，要争气！相信只要功夫下到了就一定能成功。在考试前，把找到的参考书都至少读了一遍，把收集到的试题统统做了一遍，并尽力记住。真是拼了，老师也一直陪着我们。那一段时间，人都瘦了许多，我也算品尝了一把高考的滋味。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经过三个月的强化补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不负众望，七名同学均以优异成绩被大学录取（其中三名和我是发小）。我录取的是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动力工程系发电厂及其电力系统（后来改名为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
我从小没有出过远门，没有坐过火车。没有去过南京，江南水乡是个什么样子也没有印象。一个北方农村孩子，到南方怎么生活心里没有底。对于“南工”，没有什么概念，没有感到后来像江苏籍同学说的那样“难攻”。这到底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呢？“发电”又是干什么的，我一概不知。而当时有的老师就劝我大哥让我放弃，明年高中毕业再考，以我的学习成绩（1978年高考成绩为山东省第404名）肯定比这更好。
就这样，带着许多疑问和几分好奇，怀着激动而兴奋的心情，我踏上了大学之路，开始了一段令人向往且难以忘怀的征程。
1978年10月13日凌晨，我到达南京站后被接到学校。十月的金陵依然是桂花飘香，秋高气爽。当时学校正在举行建院庆典，到处喜气洋洋。我来到了六朝古都，来到了南京工学院——我上大学啦!
南工（东大），东揽钟山紫气，北拥扬子银涛。吸收着虎踞龙盘之灵气，曾是以“科学名世”之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之所在。
高大的南门是莘莘学子的梦想；校园里有曾经召开过国民会议的大礼堂；有南高院、三江院、东南院、中大院、前工院、江南院……，一座座、一栋栋古色古香的教学实验楼，都承载着辉煌历史；有1923年建馆、藏书百万册的孟芳图书馆；有历史悠久的体育馆、实习工场，曾是泰戈尔演讲的地方。更有至今挺拔高耸的六朝松，像一位历史老人在倾诉着沧桑，他见证着东大百年变迁，也见证了中国共青团的成长。
这里大师云集、人才辈出，“工程师摇篮”之称享誉全国。茅以升、吴健雄、严济慈、杨廷宝、钱钟韩、闵桂荣、缪昌文……等，一大批杰出学者曾在这里工作执教、在这里读书学习成长。这里在钱老指导下生产出了我国最早的汽轮机叶片；中国第一台机器人、中国第一台数字积分机……等，都诞生于此；北京十大建筑、“两弹一星”、5G项目、预警机……等等，国家跨江越海、上天入地重大工程、国家技术变革重大突破，都有东大人的贡献和智慧。
梧桐树下，林荫道上，绿草坪中，优美的校园里，处处郁郁葱葱，时时都有读书者的身影，“学在东大”名不虚传。
北极阁下，古鸡鸣寺旁，成贤街头，你不时会碰上受人尊敬的老教授，很有可能，这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部委员（院士），一位共和国“国宝”。
在这里，“止于至善”深植入心，“严谨、笃学、敏思、创新、质朴、诚信”不断发扬光大，稳健务实的学风绵延不息，影响了一代代东大（南工）人。
在这里，按照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教学计划安排，我学习了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英语、工程数学、电工基础、工程力学、理论力学、机械制图与零件、金属工艺学、电机学、电子技术基础、电磁场与电磁波、自动控制原理、电子计算机与算法语言、发电厂、电力系统、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电力系统自动装置、高电压技术、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日语以及体育、军训、工厂实习、毕业设计等。分为公共课和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及专业课三大类共近三十门课程。当中有考试课，也有考查课;有必修课，也有选修课。还有其它系开设的公开课程及各种形式的报告会、讲座可自由选择。每天上午是四节课，下午两节课;每星期上六天，一般不少于二十节课。就数学课我就学了五个学期，整整两年半时间。还有每天早晨雷打不动的广播操,要求必须参加。不然,体育许老师会到宿舍去喊我们起床7:00一到，楼下大操场上同学们就会随着大喇叭做起第五套广播体操，动作整齐有力，这也是当年南工的一大特色。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学校精心挑选的名师。他（她）们很多人都毕业于世界名校，学界盛名；大都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有的还是学部委员（两院院士）；个个博学多才，令人敬仰。当时，有的老师是刚刚“摘帽”、恢复工作不久。他们抚慰着“文革”的伤痛，抛弃掉个人恩怨，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教学科研中。他（她）们青春焕发，以“把时间抢回来，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的精神，倾尽全力为我们传经授业。像陈云统老师（电工基础）、杜炎森老师（电机学）、史世文老师（继电保护）、沈其工老师（高电压技术）、楼樟达老师（发电厂）、冯纯伯老师（自动控制原理）……，还有带我们毕业设计的朱家果老师等等，以及那些带我们实验、给我们答疑、辅导的许许多多老师，全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堪称时代楷模。沈其工教授，他待人和蔼可亲，上课循循善诱，上课时经常会先来点儿科普知识。他治学严谨，对学术要求严格。他教的课，要想得个五分是很不容易的。一门《高电压技术》考试竟然从上午8:00考到下午1:30，还是开卷，可以带任何参考资料。他们为人师表，不仅传授了知识，也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把南工的优良学风传给了我们。
在这里，我有缘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4位同学。1978年南工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第三系第一专业七八级，简称3178）共招生64名，分成了两个班。我被分在了二班，即31782班。
二班共有32名同学，其中三名女同学。全班平均年龄19.5岁，大都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班里的老大是蔡桂龙，生于1952年9月；最小的是李为中，1962年8月生人。相差十岁之多。同学之间年龄相差比较大，有的班相差一倍。我们专业里杨建平和杨淮两个是亲姐弟，她还有个弟弟也是七八级。有的班还有甥舅同学、叔侄同学的，也有已经结婚带孩子上学的，像我的初中化学老师就是这样。这恐怕是七七、七八级特有的现象。我也是班里最小的之一，当时刚刚满17岁，被称之为“小山东”。班长是任献国，生于1955年12月，我们都叫他“胖班长”；杨建平大姐，生于1954年5月，是我们的团支部书记。他们两人入学前就加入了党组织。毕业前一个学期:我们班又增加了一位从31771班转过来的曹启东同学。
开学以后发现，我们上课没有固定教室。每门课、每个学期上课地点都不一样，上课的教室开学以后在课程表上呈现。教室都在四牌楼教学区。大部分课3178是一起上的，很多活动也都是一同开展，且住宿也有混住的房间。只有体育和英语课是小班上的。我们上课的教室主要是在前工院、东南院和五四楼，做实验一般在动力楼。江南院的阶梯教室也用过，上的是化学课，还是好几个班一起上的大课。记得座位是那种带扶手写字板的实木椅子粗老笨壮，上面还有“中央大学”的标志，很有点历史感。公共课和基础课基本上都是全系七八级一块儿上大课。我们也和七七级一起上过大课。由此我也认识了不少他们班的同学。
因为没有固定的教室，自习时是需要占座位的。许多同学晚饭刚吃完,就急匆匆的去教室了，有的甚至下午就去占据有利地形了。有的同学会提前打听到那个教室晚上没有答疑课或其它活动，就会提前去占下。当然图书馆也是看书自修的好地方，自然会是很多同学的首选，更是座无虚席。学校规定教室和学生宿舍是晚上十点钟熄灯，但据说教学区东北角的五五楼有教室是允许彻夜不熄灯的，这就成了同学们“抢手货”。尤其是到了复习考试阶段，教室位置更是“一位难求”，常常还会发生一些争座位的小故事。不过,这些都是听说的，我从未到教室自习过，也从未享受到占座位的待遇。我基本上是在寝室里读书学习和完成作业的。实际上，这也是我上学期间找到的一种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我认为，它避免了宿舍与教室间的来回奔波，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有更多的精力投入的学习中，提高了学习效率；另外，那时太平北路就是交通要道，车水马龙。当时还没有过街天桥，来回穿越很不安全；同时也避免了占座位与他人发生争执，产生矛盾。宿舍也确实成为我读书学习的“天堂”。让其他同学多了一个座位学习，而我在无形中又增加了学习时间，何乐而不为。“年华如逝水，一去不可回;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应该珍惜时间，充分利用一切机会读书学习。也许是环境使然，后来，我一直保留着这个习惯。不论到任何地方，不管环境如何，只要有一席之地，我就能安心的读书学习。
我们在校四年住在文昌桥第十学生宿舍。它位于教学区的东面约400米处的文昌宿舍区。从宿舍出来，走文昌街，穿过太平北路，跨过那条历史上很有名气的珍珠河桥，就会看见坐落在成贤街上的学校东门了（这个门现在已经不见了）。十舍，据说是一栋在“大跃进”年代由学生自己设计并施工的学生宿舍楼。楼是砖混结构，红砖外立面上拉有很粗的加固钢筋，室内地面铺有涂有红漆的木地板。楼下是一个大操场，每年的学校运动会就在这里举行。楼共有五层高，我刚入学时住在二楼205室，是个向阳的房间。同宿舍住有张利民、上官帖、洪扬生、余湘权、鞠平、崔世祥，还有一班的顾建号也住在这里，共有八位同学。上官帖是我的上铺。刚报到时，宿舍里年纪最小的鞠平（1962年7月出生）一见到年龄最大的余湘权（1954年10月出生）很有礼貌的喊“叔叔”，等开学上课了就不好意思再喊了，这也成为我们每次同学聚会时的笑谈。房间内共放置了五张上下铺，空置着两个上铺用于摆放物品。房间靠窗摆着四张对开抽屉的方桌，供学习使用。桌子上也发现有“中大”的戳记。在这个寝室住了有两年，后来又搬过两次，分别住在对面206室和三楼323室。
就餐就在楼下的第三学生食堂。这是一个那时最大的学生食堂，能同时容纳千余人同时用餐。饭票不是常见的斤两制，而是和菜票一样以角、分计量。饭菜票在全校是通用的，可以在任何一个食堂使用。食堂窗口饭、菜兼卖，窗口多，很是方便。每天的饭菜可口、实惠、量足，花样品种也不少有时还供应北方人喜欢吃的包子、馒头，晚上还有夜宵。每顿饭一般四分钱大米，一角五分钱的菜就够了。最好的菜是大块肉、狮子头,才两毛钱一份，如果再加上一个五分钱的青菜底，那就是一顿最奢侈的中晚餐啦。不过，南方的大米饭真难吃，整天吃的是籼米，又是陈稻，蒸出来还是一粒一粒的，没有一点粘性，难以下咽，以至于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喜欢吃大米，当然这是后话。我一直认为，南工伙食是不错的。虽然也有同学闹过食堂，还罢过课，但我们都没有响应。南工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每到复习考试的半个月时间,每天都有一毛钱的生活补贴。每逢节日也会给与餐补。放假期间，助学金照发，使我有了回家的路费。
学生管理我认为是松散型的。老师基本上不怎么管我们，以学生自主管理为主。直到快毕业了，我们班才有了辅导员（即班主任），他就是七七级刚刚毕业留校的李和渝老师，我们同学称之为“小李老师”。上课及各类活动都是靠自觉，老师很少点名考勤。因为大多数是上大课，老师也认不全同学，如果不去上课也没有什么问题。有同学曾开玩笑说，开学拿学生证去注上册，上课可以不来，只要期末参加考试就行了，整个学期都可以游山玩水照常毕业。但从来没有听说我们同学中有逃课的，“新三届”的自律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还是很值得称道的。开始我还有些不适应。那时候年纪小，没有社会经验，独立生活能力有限，学习上不怎么紧张了，也没人管了，就开始了一段自由式学习生活。
以胖班长、杨大姐为首的班支委很好的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大哥哥大姐姐自律意识强，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为我树立了榜样。他们大多都是“老三届”，插过队，下过乡，有的还扛过枪。也有的已经工作了，像老大（蔡桂龙）和老鲁（鲁庭瑞）入学前已经是工人老师傅了，老鲁还带工资上学呢。可谓是生活阅历、社会经验丰富多彩，见识面广。他们像亲人般帮助和关心我这个没有出过校门的“小学生”。胖班长帮我申请到了最高助学金，资助我完成学业。老鲁星期天还把他的自行车让我享用,为我解决交通问题。老洪（洪扬生,与我同宿舍时间最长的,曾两次室友）出身于老革命家庭,条件优越，是我们班唯一不享受助学金的同学。虽然他只比我大一点，却处处以大哥哥的姿态帮助我，嘘寒问暖，总担心我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和风俗习惯。我们俩的饭菜票还合着用呢。我一直记得，还有很多很多老师、同学（不再一一列出），都伸出了友爱之手用他们各自特有的方式关心我。来自各方面的关怀备至，使我这个身处异地他乡的小弟弟适应了城市环境和大学生活，处处时时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3178学习气氛浓厚。学兄、学姐都曾经历过“文革”，对知识的追求有一种不能等、也等不起的精气神，那种只争朝夕、不虚度年华的劲头传染影响了整个班级。学弟、学妹以大哥大姐为榜样，自我加压，相互暗中较劲，凭借充沛的精力和智力，学习成绩从不落后。像鞠平、李乃湖等一直是班级的佼佼者。同学们上课都提前到校，去晚了你只能坐在最后排。尊重老师劳动成果，认真听讲做好笔记，积极回答提问，上好每一堂课。按时完成作业，即使是考查课也从不含糊，争取最好成绩。四年里，没有一个同学有任何一门课不及格，更没有人受到任何处分；有的是一张张奖状，一本本红彤彤的毕业文凭，还有那闪烁国徽光芒的学士学位证书（据说全校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拿到了学位），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我们一起学习读书，一起追求知识，共同聆听大师传经布道。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成为我们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主战场。
我们渴求知识，对一切都是那么的好奇，对一切都想知道为什么，像一块海绵在拼命的吸收养料，遨游在知识海洋,“莫让年华似水流”，盼着快快成长壮大，尽快承担起振兴中华的责任。
我们一起谈古论今、研讨辩论，有时也会“侃大山”、“抬杠”。在课间饭后,尤其是每天晚上熄灯后，宿舍里便你一言我一语摆起了“龙门阵”，开启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光。我后来住的323寝室群英荟萃，当然不缺乏“抬杠”的高手。老大、老蔡（蔡诚忠，1955年9月出生），那绝对是“老”当益壮；老水（李曙光）、上官帖、肖庆裕“中”流砥柱；小“老巴子”李东辉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毫不逊色。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老大还给定了个规矩：不搞人身攻击，不能外传，不秋后算账。抬杠的话题是开放的：上至马列主义、国家大事，下至扑克象棋、油盐柴米。包罗万象、无所不在其内，每天都还不重复。有时为了国家或者学校出台的某项政策是否合适，有时为了世界某国的某个角落发生的冲突的原因；有时是对历史事件或者人物的评论，有时为了南北方文化差异;有时为了一道题的解法，有时是为了一个试验的结果;有时是校内外发生某件趣闻，有时也为了某个女同学的某个动作或某句话：老蔡女朋友也经常成为我们的焦点访谈。神州上下五千年，全球东西南北中，五花八门。好像没有什么事没被我们品头论足，没有什么人不被我们关心。有高谈阔论，有引经据典;有和声细语，有慷慨激昂;有时也争得是面红耳赤，但最终都会握手言和。探讨了人生真谛，坚定了理想信念，有了信仰追求。争论中明辨了是非曲直，调侃中折射出人生道理，抬杠中增进了同学友谊。身临其境的我也长了见识、长大成人。
我们曾一同追逐《望乡》、《少林寺》，追捧过《人民文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生献给党》;一同为中国女排首次夺冠欢呼雀跃，也为中国足球的一场比赛胜利而上街游行。运动场上、体育馆里、实验室里，我们挥洒汗水、拼搏奉献；竞赛场上、辩论赛中，我们奋勇争先、互不相让。学业有成、强健体魄、学以致用、报效祖国，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是我们的理想。
我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要为祖国、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虽然是以学为主，下课以后我也是学校社团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像报刊信件收发、十舍唯一一台彩电的管理、宿舍安全巡逻等，尽己所能，努力为同学们服好务。运动会上有我的项目,《人民南工》报有我的劳作，校园广播有我的稿件，中央大道旁黑板报上有我的笔迹。我被评为校通讯报道积极分子。
四个春夏秋冬，学到了知识，强健了体魄，提升了本领，储备了能量，收获了友谊，打下了基础。我们没有虚度年华。46个月圆月亏，充实了我，锻炼了我，成长了我。1386个日出日落，是我人生最有意义、最难忘的黄金般岁月！
1982年7月29日，我圆满完成了学业。肩负母校的殷切期望，怀揣着报效祖国、大展宏图的满腔热血，奔赴广阔天地，投身到改革开放大潮中，在祖国电力工业发展的伟大实践中，为实现中国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回想以往，感慨万分。我衷心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母校的培育！感谢那些为我付出辛勤汗水的人们，特别是亲爱的老师！我也感谢曾经朝夕相处伴我成长的同学，我的兄弟姐妹！
谨以此文献给您！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祝愿母校明天更美好！
祝愿老师和同学们永远年轻！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