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镛
刘道镛，1937年1月生，江苏南京人。196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曾任校党委常委、社会科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研究生教学督导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师研究生班教学督导、江苏省哲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市哲学学会会长。主要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论纲》(主编，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西方社会与西方思潮》(主编，获江苏省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中国改革与发展》、《哲学自学指南》(合著)。曾获江苏省高校优秀教学一等奖、江苏省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
因缘际会 我与东大有情缘
时光荏苒，转眼间又迎来东大建校121周年。我自1972年初调到东大，至今已50年有余，我人生的大半辈子都是在东大度过的。作为一名东大人，东大待我有恩，我对东大有情，“恩情”成了我与东大不可割舍的精神纽带。
说到调入东大，看似偶然，实有缘分。缘分既是人生的机遇，又是命运的必然。此乃因缘际会，于我实感幸运。1953年夏，我于安徽省和县初中毕业，来南京报考中专，先走到进香河西侧的南京地质学校，见正在盖教学楼，看来报考无望。于是便转身到四牌楼，忽然间“南京工学院”赫然在目，大门内中央大道两旁高大的梧桐树枝繁叶茂，稍远处圆顶的大礼堂巍峨屹立。我虽心存敬意，却可望而不可及。
1972年3月，刘道镛老师与大礼堂合影
于是又南行成贤街，过浮桥，东转总统府后街（今长江后街），有个华东水利学校，在那里报名考试。考后，我自感成绩不佳，录取无望，于是又急忙赶往中华门外，乘火车到芜湖，报考安徽省银行学校，所幸被录取。那时候生活清贫，手提布包，肩背芦席，白天饿了吃烧饼，夜间困了宿街边。一路颠沛流离，却自得其乐。我想人生吃点苦并非坏事，苦和甜相反相成，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华东水利学校后升格为江苏省水利专科学校，迁往扬州，长江后街原址改建为交通专科学校。那时党和政府提出向科学进军，我被推荐高考，于1960年先在南开大学经济系本科班，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历时七年，毕业后，调回由南开大学经济系所组建的河北财经学院（现天津财经大学）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
刘道镛老师在书房备课
以上所说，只不过是我与南工及其后来合并于东大的交专、地校的不期而遇，真正使我与东大结缘的还要把时光回溯到80多年前。我有个姑姑，出嫁在南京城内，1937年，侵华日寇南京屠城。姑姑怀孕在身，慌乱之中逃回家乡，因难产而无医可治，不幸去世。所幸生下一子，就是我的表弟。解放后考入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工作。我在人大读书时，常常去看他，交谈中屡屡提起南工。另外，与我同在南开、人大读书的一个同学，毕业后也分配在南工马列室任教。由此，南工就成了我心中“永不消逝的电波”。我能来南工做一名马列主义教师，实在是机缘巧合，我心满意足。
刘道镛老师初到南京工学院时的工作证
回想这一些经历，不禁让我感慨：历史有时会戏弄人，有时又能成全人。谁能想到，20年前可望而不可及的南工，如今不仅可及，而且可住，成了我的家。这正是历史的奇妙之处。这奇妙之处缘于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正像无数个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一样，历史是无数人相互作用的合力，这里既有每个人的主观努力，更有客观规律的使然。试想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哪能有我这一段东大之旅的人生历程。所以我们要敬畏历史、珍爱历史。诚如恩格斯所言，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亦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总之，我与东大结缘，既是缘分，又是情分。情因缘而生，缘因情而固。正是这种牢固的情缘，促使我继续努力，不断前行，以不负东大的接纳与期许。以上是陈述我是怎样来到东大，成为东大人的。概言之，我与东大有缘，简为“情缘”。
文科起程 而今迈步从头越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国人的头脑，也催生了东大（南工）的“转型升级”。历史上的东大本是江南名府、东南一流，文理工农商医教综合发展，学科齐全。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工学院的工科优势早已远扬，有“北有清华，南有南工”之说。南工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至今的工科仍是东大的强势所在。问题是要不要发展文科，加强理科，人们逐渐意识到工科占绝大多数的学科生态已经很难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更难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发展文科势在必行，而且时不我待。
刘道镛老师在资料室阅读书籍
“智者顺势而为，乘势而作”。1988年，正是在改革开放10周年之际，南京工学院毅然复名东南大学，发展文科已成共识。今天看来，这的确是一种高瞻远瞩之策，但需要精心谋划，久久为功。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幸成为东大文科发展的一个见证者、参与者，在东大文科发展起步征途中，曾经充当了三员，即“宣传员、联络员、服务员”的角色。
关于东大文科的恢复和发展情况，我曾写过几篇短文，作了几次发言。主要有《发展文科，振兴东大》《而今迈步从头越》《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哲学与科学：同生共长结硕果，东大气派显辉煌》《奋改革开放之力，创一流东大之业》以及《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加强我校文科教材建设》等，回顾老东大文科历史，介绍新东大文科现状，总结文科发展经验与教训，提出文科未来发展愿景以及今后发展路径。
刘道镛老师在办公室
在东南大学历史上，文科曾经鼎盛一时，学者云集，成就卓著。后因我国高校院系调整，东大文科一度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和发展文科逐渐引起校领导的重视，招收了1977和1978两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师资班，随后又在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科学系和哲学与科学系，并招收了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本科生和科技哲学以及党史、哲学、经济学研究生，为东大文科的重建作了必要准备。南京工学院复名为东南大学，标志着东大将向综合性大学的方向发展，发展文科成了东大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
1990年9月12日，学校正式发文，决定成立文学院。当时的文学院下设社会科学系、哲学与科学系、校思想政治教研室和外国语言系，以及东方文化研究所、中华词学研究所、世界华文诗歌研究所、旅游资源开发研究所、人文资源开发应用研究所、外语系的翻译学研究所等。文学院的正式成立，为东大文科的重新起步搭建了一个平台。以此为起点，陆续地建立起了中国文化系（1993年7月3日）、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1994年3月1日）、艺术学系（1994年6月9日）、法律系（1995年1月20日）。此后，中国文化系与社会科学系又各自一分为二，分别成立了中文系和旅游系、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至此，东大文科的基本构架初步形成。
从1990年至1996年的6年里可以算是东大文科的重新起步阶段，我将其称之为“而今迈步从头越”。“万事开头难”，此言不虚。东大文科的重新起步，凝结了几届校领导的睿智谋划和竭力推动，这是东大文科得以迅速启动和健康发展的关键。我本人作为一个亲历者感同身受，念兹在兹，难以忘怀。
东大文学院的成立引起社会上的特别关注，先后有数十位同志慕名而来，建言献策，愿到东大共创文科，其中特别引人注目并对东大文科的发展产生重大促进作用的，是南京艺术学院张道一先生深谋远虑，带领两个弟子选择东大创办中国的艺术学学科。正是在张先生倡导谋划下，终于在不长的时间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艺术学理论硕士点和博士点，实现了东大文科博士点零的突破。
在东大文科的起步阶段，原有的社科和哲科两系起了独特的作用。哲学与科学系是著名哲学家萧焜焘先生创建的，他为东大文科尤其是哲学学科的建设，可谓呕心沥血，不辞辛劳，率先垂范。他在原南工老院长钱钟韩院士的支持下，在国内比较早地开展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并培养了一批硕士生；他还支持社科系哲学教研组的王育殊教授转入伦理学的研究，培养了一批中国伦理学新秀。正是由于这些前辈们的远见卓识和艰辛开拓，使东大的哲学学科在国内占有一席之地。社会科学系在东大文科的起步阶段起了重要的依托作用，它以其宏大的包容性支撑了东大文科的发展，文学院的许多系科，如中文、旅游、政治、经济、法律，都是借助这种外壳孕育生长出来的。社会科学系是一个“孵化器”，当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它“寿终正寝”了。
启航不易 远程尤为艰辛
当我们回望东大文科重新启程的来路时，它留给我们的东大文科之路的深深脚印。在这条路上曾经行进过1977/1978两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师资班和1984年起的一届又一届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本科班以及其后的研究生班。这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生力军与社科和哲科的“老马列”们携手同行，书写着东大文科的华彩篇章。此后又增设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法律、教育等突击队，为东大文科的发展增光添彩。这是我讲的新东大文科的起步征程，简称“启航”。
“启航”固然不易，“远征”尤为艰辛。“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好在有老一辈的鼎力扶持，新生代的奋发图强，新东大文科迅速崛起，展现了蓬勃生机。我曾把新东大文科发展历程概括四个阶段：第一是思想上的苏醒与实践中的萌发（萌芽）。在这里，既有老一代的坚守，又有新一代的承重。第二是思想上的觉醒与实践中的生成（拔节）。这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性环节。第三是思想上的提升与实践中的深化（开花），这是新东大文科的历史性跃进，基本形成了现有文科格局。第四是思想上的更新与实践中的完善（结果），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地扎根中国本土，具有东大特色、跻身世界一流的精品文科。
为了实现上述第四阶段的宏伟目标，我的想法是：（1）观念要更新，深刻学习和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教育的精神内涵，真正落实新发展理念；（2）视野要开阔，立足国内，放眼世界；（3）机制要改革，内要融合，外要结合，纵横交叉，形成合力；（4）措施要得力，增强项，补弱项，设新项，尤其要助力交叉学科的发展。唯物辩证法认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1992年2月28日，在北京中央农业管理干部学院
负责《马克思主义原理》全国通用教材统稿
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也曾经说过，自然界是联为一体的，我们把它分割为不同学科来研究，这与其说是人类智慧的高超，不如说是人类智力的低能。要突破这一低能“天花板”，唯有坚持唯物辩证法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观点，运用系统思维，实现学科交叉融合。
在这方面，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可堪称典范。早在上海交大读书期间，因病在家休学一年，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后来在美求学，像海绵一样努力汲取各个领域的知识。他回忆起读博期间的经历时说：“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在老师的鼓励下，选修了很多专业之外的课程，如微分几何、复变函数论、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统计力学等。此外，还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甚至还去旁听生物系、化学系权威专家的课程。”
由此，我想东大要培养高端拔尖人才，全校各学科之间要全面配合、协同推进。所有这些，最关键的是要打破思想上的疏离、组织上的壁垒、行动上的封闭，实现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
三次选择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前面讲到的我与东大的情缘。东大待我有恩，我对东大有情。放大开来，这个恩与情的背后是党、国家的恩和我对党、国家的情。知恩就当图报，何以为报？这就要回想我人生历程的三次选择：一是1956年4月4日，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使我有了组织依靠；二是1960年由学习经济学转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使我有了精神依归；三是1963年起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使我有了事业依托。这三次选择有三个关键词：“党”“马克思主义”“教师”，三者合一，就是党的马克思主义教师。这一身份标识，决定了我必须履职尽责，对“党”忠，忠贞不渝；对“马”诚，诚信不移；对“教”勤，勤勉不怠。这成了我今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追求和行动。
刘道镛老师在书房潜心学术研究
教育是一种多因素、多环节的过程集合体，由教学、教材、教研、教评以及宣传等构成。其中教学是主渠道，教材是传送器、教研是推动器、教评是测量器、宣传是放大器。我本人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有幸能参与了教育各个环节，其中教学是我的主业，先后开了多门课程。除此之外，还潜心教研、参与课改、编写教材、参加命题、充当督导、进行宣传。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东大期间进行的，是东大为我搭建了教育生涯的平台。东大给我赋能，我为东大传声。可以讲，没有东大就没有这一段使我终生难忘的历程。
2002年《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第一期 名师写真
学然后知不足 教然后知困
下面我重点讲讲自己从教几十年的体会。关于教学工作，我曾写过几篇文章，做过几次发言。这里，我选择几篇做一简要陈述。《哲学课教学必须进行改革》是我于1982年7月1日写的一篇哲学课教学的心得体会，由校领导带去参加全国高校教学工作会议的一个附件。文章开头我引用古人说的一句话：“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在哲学课教学过程中，我深感自己的工作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学生的要求，哲学课教学必须改革。问题是如何改革，我在某些方面做了一些尝试，一是在教学内容上作了一些整合，二是在教学方法上做了一些改进。文章最后我讲了教学改革无穷期，并引用古人的话来激励自己：“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怎样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吸引力》是1987年6月20日在全校教师大会上的发言。怎样使马克思主义具有吸引力，使同学们入脑入心，这是我近年来努力探索的一个问题，我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做了一些改进，取得了一定效果。
首先，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使同学们完整准确地了解马克思主义。要提高同学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只能用马克思主义去吸引他们，而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教给学生，“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他们直接见面、对话。”为此我在讲课中尽可能引用马恩列有关问题观点的原话，并根据马克思主义整体内容进行解读。为了使同学们能较多地直接了解马克思主义，我还推荐同学们去读一些马列原著，并给予一定的课外辅导。对此新华社还专门刊发了我在课外辅导学生学习马列原著题名为“塑造灵魂的好园丁”的照片。我觉得他们一旦他们真正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就会被马克思主义的博大精深所征服，就会心服口服、心悦诚服。
其次，善于提出问题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吸引力的关键。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是爱因斯坦的名言，马克思也曾说过：“主要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还在于怎样提出问题，决定着怎样解决问题以及解决得怎么样。善于提出问题，一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即现实中客观存在的问题，是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也不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二是正确地提出问题，对问题本身进行界定，明确其内涵、外延，并力求简明。确立问题意识不仅是学习研究的方法，也是学习研究的动力所在。所以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吸引力，就要善于提出问题，使同学们动心入脑。要动心，就要提出同学们所关心的问题；要入脑，就要用问题来打开学生们的思路，解开思想上的纽结。事实证明，问题决定思路，有思路才有出路。敏于发现问题，勇于面对问题，善于提出问题，进而科学分析和正确解决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优势所在，也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
第三，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教学态度上，我力求实事求是，对同学们讲真话，坦诚相见，缩短师生在心理上的距离。在教学方法上，力求客观辩证地分析问题，避免片面化、绝对化。比如讲民主自由问题，除了在理论上讲清楚民主自由的本质含义，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既肯定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又揭露其在现实中的虚伪性。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既指出它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类型的民主，又说明社会主义民主本身是个发展过程，所以要把建设高度民主作为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同时说明民主同任何权利一样要受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为了发展民主，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否则，离开经济文化的发展，空喊民主自由是无补于事的。教学是一个科学，也是一种艺术，它要求我们在教学中既要遵循教育规律，又能以美的方式来呈现，就一定能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吸引力。
把学生放在心中 上好每一堂课
《精心设计，精心讲授》一文，是应学校教务处之约而写的，刊登在1987年6月16日编印的《教学简报》第四期上。文中写到，我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多遍，但每次讲课，从不敢懈怠，这不仅是由于这门课的内容在不断更新，自己所教的对象也在不断变化，而我本人对课程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所以每次讲课都得从头开始，认真对待。教师讲课犹如从事工程建设，必须精心设计、精心施工。要教好一门课，也必须精心设计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一要做好总体设计，把握整体布局。如果把一门课程看作一个系统，每一堂课则是构成系统的一个部分或环节。整体由部分构成，部分离不开整体。因此要上好每一堂课，必须把它放到本门课程的整体中加以考量，精心设计。二是提出问题，提准问题。提出问题固然不易，而提准问题尤为重要。怎样才算提准问题？一是符合每个专题所确定的基本理论观点的要求，二是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三是同学们思想中存在的疑难问题。所提出的问题必须是理论、现实和思想的三者结合点。所谓问题有两类，一类是对科学知识背景无知的“认识性疑难”，这是“学习的问题”；一类是产生于对科学知识背景分析的“探索性疑难”，这是“研究的问题”。对于学生而言，当然首先是“学习的问题”。教师的首要职责是“教”学生去“学”，也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帮助同学们解决“学习的问题”，但同时也要重视“研究的问题”。三是抓住重点，突出重点。是否抓住并突出重点，这是上好每一堂课的重要标志。所谓重点，就是最根本、最核心、最精粹的东西。四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分析实际问题上下功夫。上好一堂课，不仅要把理论讲清楚，而且要运用理论分析、说明和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同学们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此就要在平时注意关注、搜集、整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典型事例，将它形成教学案例，采取案例式教学法，在话语上把学术话语、教材话语转换为生活话语。五是教给方法，启发思索。教师讲课再好，也不能代替学生自己学习。所谓“教学”就是“教”学生如何去“学”，教的目的不在教，而在学。因此，上好一堂课，绝不限于课堂，要立足课堂，放眼课外。这就要教给学生方法，启发学生思考。只有把方法教给学生，才能推动学生自己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去思考，才能拓展和深化课堂教学的成果，使同学们受益终身。
主编东南大学文科教材《马克思主义论纲》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大课，是多门课程的集合体。其中《马克思主义原理》是最基础的课程，以往把它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分别开设，现在把它整合起来成为一门课程。如何增强这门课程的应有效果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原理课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一文，是于1996年10月写的一份总结，主要写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为什么改，即改革的动因与思路。二是怎么改，即改革的举措与特色。三是改得怎么样，即改革的成效与价值。1994年，国家教委社政司特地在我校召开全国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研讨会，表达了对我校原理课教学改革的充分肯定。1995年，本课程的改革与建设获江苏省一类优秀课程奖，《马克思主义论纲》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此外，我们还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江苏省和全国通用教材的编写，并获得国家优秀教材奖。
作为编写组核心成员参与编写全国通用教材
《马克思主义原理》
1984年，由国家教委批准在东大设置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这是我校继开设1977和1978两届马列主义师资班之后的第一个宽口径的文科类本科专业。为了探索专业建设的新路子，使学生不仅具有系统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还能了解和懂得中国的国情、民情，具有从事社会调查和研究实际问题的能力，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加强教育与训练。经过几年的摸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批成果。为了使这些经验能够继续发扬光大，写了一份《加强实践环节，推动专业建设》的总结报告。当再次阅读写于1990年12月30日的文稿时，我感悟到毛泽东同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的深刻哲理，也领悟了陶行知先生把他的老师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反转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宽广意涵。事实也印证了教育走向社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对学生成长的深远影响。正是这种深入实际、拜人民为师的精神在连续十届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的学生中届届相承，使他们进一步懂得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对于自己成长成才的重要价值。事实也充分证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了各自岗位上的中坚力量乃至栋梁之材。
讲好思政课，要始终把学生放在心中，讲究情理意行，情要深、理要达、意要坚、行要笃。首先要有情，情深才能达理，理达方能意坚，坚意才能笃行，行笃必结硕果。在从教过程中，我曾为自己定了十条守则：以“马”为基，信马言马；以“生”为本，立德树人；以“实”为据，实事求是；以“情”为怀，通情达理；以“学”为先，教学相长；以“疑”为机，引发思考；以“术”为器，授之以渔；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以“言”为媒，深入浅出；以“行”为归，学以致用。这十条守则，从以“马”为基起，中经各个环节，终达以“行”为归，行胜于言。所以，教好思政课，贵在一个“勤”字，业精于勤，勤能补拙，勤能生辉。
止于至善 东大精神的传承
如果说，以上是侧重于我个人对过往经历的陈述，带有很大的个性色彩，那么下面一点则是我们所有东大人对未来期盼的表述，这就是在新征程上东大精神的传承弘扬。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精神是历史的积淀，是砥砺前行的力量。要建设具有东大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就要传承和弘扬东大精神。东大精神是什么，如何传承弘扬东大精神，是我们每个东大人应该也必须思考践行的问题。“止于至善”是东大的校训。“止于至善”出自《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一个关键字是怎样理解“止”，这就要看紧接后面的一段话：“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可见，所谓“止”不是停止不前，而是对“至善”的不懈追求。所以宋代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解释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牵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亲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其意为修身育人，都必须达到完美的境界而毫不动摇。为此，东大精神不只是概念上的表述，更是在风格、气派、意志、情怀和力量上的展示。同时东大精神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和未来的，它的内涵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
鉴于以上考虑，我想出三句话：六朝松下，铭记止于至善之志，志——立志成才，立志报国，立志为民；大礼堂前，缅怀涌泉相报之情，情——父母养育情，学校教育情，社会化育情；九龙湖畔，展现潜龙飞天之力，力——既有深潜的耐力和定力，又有飞天的魄力和能力。古人云：“守少则固，力专则强。”“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则惊人。”让我们弘扬东大精神，争做有志气、有情怀、有力量的东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