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明（1887—1923），名经庶，字伯明。哲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哲学的先驱者、中国现代自由教育的倡导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的先驱。近代学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少时就学于汇文书院，后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赴美留学，入美国西北大学研究院攻哲学和教育学，获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受聘为金陵大学国文部主任，同时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起任国立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任、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哲学教授、代理校长等职。1923年11月24日，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
刘伯明一生投身学术、教育，并致力于现代学风、学者精神的构建。对于学风，刘伯明结合人生理想、世界观、气节志向、科学、民主、共和，以及当时代中国的时弊问题，先后发表了《论学风》、《学者之精神》、《再论学者之精神》等系列文章，又曾就学风、教育、世界观等问题作系列讲演。刘伯明倡明的学风、学者精神，流传于世而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比年以来，吾国学风日趋败坏，学潮之起，时有所闻。考其原因：（一）由于前之办学者滥用权威，事事专断；继之者，则放弃权威，仅知迎合学子心理，冀扩张个人之势力，巩固一己之地位，而年少无知之学子日受其蛊惑而不知，其用心之可诛，品行之卑劣，以视滥用权威者，不可同日而语。其为人也，酷肖煽动群众之奸雄，苟能博民众之欢心，虽背弃天良，亦所不惜。此原因之由于学校内部者也。（二）缘于政治未入正轨，致舆情时甚激昂。欧洲大学自十三世纪以来，因宗教政治之压迫，内部亦时发生变动，停课之举亦偶有之。吾国东汉之党锢，明之东林，考其性质，殆亦类是。顾欧洲大学，在发达之初期，虽亦偶因细故发生风潮，其后则致力于学理之阐明，及政治宗教之改进，从无以一党一系之争牵入其中。其在吾国，则守正不阿，崇尚节义之精神，皎如日月，历久不渝。方之今之学潮，往往判若霄壤。此原因之缘于政治社会状况者也。有是二因，则学潮之起无有已时，而学风缘以败坏。今欲改良学风，导入轨范，必于上述两因详加考察，然后辅以其他要素，庶几吾国学潮得以消弭，而学风亦缘以稍有改进之望焉。夫办学者之滥用权威及放弃权威，其失维均，吾已言之。今欲折衷于二者之间，舍协商以外，殆无他道。吾所谓协商者，即所谓共和之精神之表现也。二人遇事协商，则惟理是从，一取一予。滥用权威者，予而不取，近于专制；放弃权威者，取而不予，近于谄谀阿匾。吾常谓有理性者相处，无事不可解决，所恃者即协商也。特协商一事，非不学而能，必经长期之训练而后能为之。苟办学者，秉大公至正之精神，与学子相周旋，其意之可采者采之，力求融洽；其不可采者告以不可采之理由，其真固执己见而不可以理喻者，则虽驱逐之不与共学可也。惟于此彼办学者，须具有坚决之意志，守正不阿，与其迁就苟安，不生不死，宁可决然引去，反不失为有主义之办学人也。审如是，则因循敷衍、漫无标准之学风，或能为之一振。特为人师者，又必具有相当之道德学识而后可耳。
至缘政局之靖，而发生学潮一节，鄙意政治一日不入正轨，学子之心一日不能安宁，此殆势所使然不可避免。昔海羯尔在耶那讲学，适值拿破仑亲率士卒蹂躏该邑，常人于此，皆必为之震惊，海羯尔则喻诸生勿躁，此或仅超绝如海羯尔者能为之。以此责诸常人，非人情也。夫学校固为研究学术之地，大学尤甚。顾环境不宁，则精神不专，而潜思渺虑，势所弗能。然吾国政局如漫漫长夜，不知须俟诸何时方能睹一线曙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为学者如随之而转移，则求学如读日报，零星琐碎，漫无律贯。此虽有教育之形式，言其实际则已无存，谓之教育破产可也。无已，则又惟有折衷于二者之间。一方求学，一方关怀政治社会情况。但于此则中等学校及专门大学似应有区别，中等学校学生年龄稍幼，学识经验之亦较浅薄，急宜致力于学，不宜骛外。惟政治社会状况则宜留意及之，此皆公民之所应知。而凡自治及共和之训练，又当于学生自治三致意焉。若专门大学学生，则其责任较重，凡政治社会问题之关系较大者，宜本学理之研究，发为言论，其心廓然大公，瞻徇任何党系之私意，惟以高贵之精神，崇伟之心理，与国人相见，斯真高尚之学风也。若夫罢课一事，鄙意非绝对不能为，惟须慎重考虑，且仅能偶一为之，不可视为常经，其目标又至正大，而系夫全国之安危，而于其结果，又应稍有把握。若仅激于一时之意气而率尔为之，外部偶有刺激，则学校内部以罢课应之，刺激无已时，罢课亦继续无已时，长处于扰攘纷纭之中，其思想亦被其影响，散漫无规则，以如是之学生，继前人未竞之业，而望其致国家于富强之域，吾恐如缘木求鱼，不可得也。
学生智识，较为发达，国家有事反应较速，以视常人，可称先觉。夫先觉者，感人之所同感而较深切，其表见也又较著明，不若常人所感之暖昧含混，惟其如是，故应本所感者发为文辞，播诸民间，为诗歌可也，为报章言论可也，如布种然，使之潜滋暗长，历时既久，动机自生。历观中外大改革，其发动之机，胥在是也。若罢课，则仅限于学校，国人或视之若无睹，未几而灭。五四之举，幸有工商界为之声援，否则其结果必不美也。吾举此例，意谓救国之事，全国之人应共负其责，特教育界可为之先导，而又必有充分之准备，循序为之，持之以恒，不凭一时含混之热诚，此救国之代价，而吾人所应偿者也。
吾于以上所述，凡涉及教职员者，皆未道及，非以其无关紧要而阙略之，正以其关系重大，将欲分论之也。今之学生，愤国事之日非，常有越轨之举，虽常为意气所驱使，然亦教职员多所顾忌而不负责有以致之。故愚意欲消弭学潮，教职员方面亦应深自反省，而憬然觉悟政治社会方面责任之须共同担负，以此责诸学生，致令牺牲学业，而己则坐观成败，谓之不仁。瞻徇顾忌，裹足不前，谓之勇。不仁勇，岂能为学子之楷模乎?或谓为教员者，各有专业，彼方致力于学，自无暇关心政治社会事也。愚谓教员中，其专心致志于学问之研究者，洵不乏人，其忘情于政治，虽不可为表率，但情尚有可原，其他之以无暇相推却者，试一观其日常所为，则赌博者有之，野游者有之，凡此有暇而独于注意国事无暇，谁其信之?不知政治社会之事，教员分内事也。教员不问，故受教育之学生出而问之，是教员放弃其职责也。
教员之责，以中等学校以上者为尤重。欧洲古来大学，其有贡献于当时之政治社会者，以德国大学为最。十六世纪之宗教改革，集中于魏登堡大学，而为之原动力者，即该大学教授马丁·路德也。十九世纪初叶之德意志，为数百诸侯所割据，互争雄长，迨拿破仑占据柏林，国民因处于积威之下，为日已久，相安无事，耶那大学教授菲希特愤国人之不知发愤，起而忠告国民，示以德国民族之历史及其责任，当时国民精神为之一振，一洗顽懦苟且之风，而德国民族之统一亦因之促进。未几(一八一。年)柏林大学成立，专以培养爱国精神为宗旨，菲氏即往充教授，迨一八一三年战事发生，除二十余人外，全校学生俱往参战，此又菲氏讲学之效果也。
以上所述，不能尽学风所涵之义，尚有其他要素，姑就其荦荦大者，而略论之。
吾国古来学风，最重节操，大师宿儒，其立身行己靡不措意于斯，虽经贫窭，守志弥坚。汉申屠蟠所谓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最能形容其精神也。洎夫叔世，士习日偷，益以欧美物质文明自外输入，旧有质朴之风，渐已消灭。其留学归来者，又率皆染其侈靡之习。昔之所重者日清苦自立，今则重兴趣与安乐矣。前之自尊其人格者，深自韬晦，耻于奔竞，而今则不以奔竞为耻，其愈工于此者，往往愈为社会所推重。于是政客式之教育者出现于世，其所重者日办事之效率，日可见之事功，凡涉及精神修养高洁操行者，皆其所弗能欣赏，或且斥之为无用，不知其害之中于学子之意识者至深且巨。盖其估定价值，品第高下，即将据以为准。易言之，其人生观即于是养成也。今之学子，好高骛远，尊重名流，以为校长非名流不可为，主任非名流不可为，未始非上述之人生观有以致之。夫学校既为研究学术培养人格之所，一切权威应基于学问道德，事功虽为人格之表现，然亦应辨其动机之是否高洁，以定其价值之高下。若通俗所重之名利尊荣，则应摈之学者思想之外。老子日：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此从事教育者应持之态度，而亦应提倡之学风也。
学校中有两种最难调和之精神，一目自由，一日训练(或称负责)。不惟管理方面有此困难，即学业上亦有之。兹就学业方面而申论之。旧有小学，偏重训练，所用教本，基于成人心理，儿童需要，概置不问。今则反是，偏重自由活动，而思想如何使之细密，精神如何使之集中，则不暇顾及。此重自由而轻训练之教育也。由此而至中学，以及中等以上之专门大学。昔之用年级制者，今则纷纷采用选课制、学分制。前者邻于训练，后者毗于自由。受年级制之裁制者，对于所学，索然无兴趣，其个性不易发展。而在选课制、学分制之下者，则能选性之所近者以习之，但人性避难趋易，益以所选范围漫无限制，则任性之弊随在可见，其所谓性之所近。或即一时之好恶，故又偏于自由。愚意偏重自由，其害或较偏重训练为深且巨。以其使人任性而行，漫无规则，而真正受教育者，即其心之曾经训练者也。
即有时选课之际，加以指导，或规定范围，俾其遵循冀于自由之中参以限制。然考之实际，亦往往失之过专。专门大学之中，科中分系，中学之采用三三制，皆取其有伸缩之余地，而使学生任选一种以修习之。以为如是，则免浮泛空洞之弊，而人人可有专业。不知此仅养成有职业之人，其所修学仅能发展局部之我，其他方面概未顾及。其与真正之自由人性，全体之解放，相差甚远。此弊不惟见于专门大学，自六三三制风行以来，亦且见于中小学矣。
吾人苟欲致负责之自由，愚意不惟年级之观念应行打破，即计算学分之机械方法，最好亦能废除。此皆图行政上之便利，不可据以估计学业上之深浅也。惟于此，中学及专门大学似应分别论之。中等学校，无问其为升学，或为培养职业人才，一切教育俱应从人性之全部着想，教育目的在学为人。凡学为人，必使人性中所具之本能，俱有发展之机会，而学谋生不过发展人性中之一部分，以一部分而概全体，非人的教育也。是故新学制之中学，虽可施以职业教育，但同时须顾及全部之人性，凡涉及人文及自然两方面之科目，皆应明白规定，使选习之，即有伸缩，亦应限于确定范围以内，修习之际，则与以自动机会，勿使仅读讲义，使之自由参考书籍，躬自试验观察，如能不限以学分，或悬固定之格，则尤为近于理想。但此事，吾恐不易实行于中学校也。至于专门大学，则其事较易实行。愚意大学课程，前二年可使学普通科目，第二年终各生须认定-rl以专治之，惟其有无专治一科之资格，须经各学系审定，其经审定及格者，则使之自由研究，不使受学分制之制裁，其上课与否，悉听其便。迨二年终了，苟欲得学位，则仿德国大学制，予以极严之考试，或用其他方法，审核其学业上之成绩，如两年内确有心得，则迳授予学位可也。如是，则一方予以自由，不使受机械之束缚，而一方又使之负责研究，其法如善用之，当较现行之制为妥善也。
二十世纪，商业最盛，其影响所及至广且巨。最不幸者，即今之学校，亦且受其支配。前所述之学分计算，即其一例。其他若管理上之重阶级，教员之按时计薪，展览成绩以相矜夸，登载广告冀增声誉，凡此皆商业原理应用于教育之明证也。然此犹可视为不得已之办法，若其视智识为出卖品，一仿希腊第四世纪之哲人之所为，或视学校为出卖知识之交易所，则最足令人痛心。试观今之学校，其能免此弊者，究有几所。而最近之种种私立学校，其发生之速，有如地蕈，试一察其内容，则鲜不以营业为目的。学生愈多，则营业愈发达，苟纳学费，靡不收受，人校以后，仅授知识，其性行如何，不暇过问。呜呼，此岂学校之本旨哉!美国社会学家华尔德有言，社会事业其基于商业上供求原理者，只教育一种而已。而美国学者菲伯伦数年前著《美国高等教育》一书，于商业原理施诸教育之为害，又慨乎言之。不意吾国学校，适犯此病也。愚意学校精神存乎教师学生间，个人之接触，无论修学息游，为人师者，应随时加以指导，于以改造其思想而陶冶其品性，不仅以授予智能为尽教者之职责。准是以观，则设备建筑仅必须之附属物也。即推广事业，亦仅此精神之表现也。诚以根柢深固枝叶自茂，此之务，而以旁骛横驰为得意，吾恐范围愈扩大，其距爆烈之时期亦愈近也。反是而致意于个人之感化，精力之涵养，硼于中而彪于外，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此之谓也。
以上所述，不佞以为乃真正学风应涵之义。而又自信，可以救吾国学风之弊。如当代教育同人，以为尚有脱漏之处而弥补之，则亦不佞所欢迎者也。
《学衡》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