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吃“百家饭”长大的幸存“匪种”
我叫季馨，1941年5月出生在江苏如皋县。经历了五年抗日战争和4年的解放战争的苦难和幸福。1949年5月随母亲渡江到了第二故乡无锡，成了“无锡人”。1949年10月1日我跟随父母和他们的战友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游行，与全国人民一起聆听了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豪壮声音。
从此我结束了日本鬼子扫荡根据地的逃反、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我伯父季藩后，追杀我这个6岁季家“匪种”而东躲西藏的苦难童年生活。根据地的老乡和党领导的游击队让我多次死里逃生，成了“幸存的匪种”。爸爸说：“你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你的命也是人民给的。”所以，我决心以我的一生报答党和人民。这绝不是空口白话。
二、党和人民让我成了南京人
1960年我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北京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搞原子能工程）。后高教部给了无锡两个留苏预备生指标，经严格体检、政审后，我是二人之一，就放弃了清华工程物理系专业的保送名额。
由于赫鲁晓夫反华，中苏关系紧张，高教部决定不选派留苏学生，让我改填南京工学院工程物理系专业。但录取通知书上却写着机械工程系的“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我心中很不服气！自己已失去到清华大学求学的机会，又失去了搞原子能工程的机会，一般人都认为机械专业要低一个档次，我想不通，连续几天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一言不发，痛苦思索，曾经决定放弃该专业，去当工人。妈妈胡敏说：“你录取了就去上，什么工作、什么专业都是国家需要的。”我还不肯。爸爸知道后，非常生气地说：“我一辈子都交给党安排，你为什么不行？！国防现代化、农业机械化、交通、轻工业、重工业，哪一行、哪一业离得了机械化？！你还想搞原子能专业，我看你连机械专业都学不好！你敢不敢打赌？！”我瞪大眼睛看着爸爸严肃中含着讥笑，气愤中又含着期望的眼神，不服气的说：“好，我学给你看！”
1960年8月到南京工学院报到。从此，我就成了“南京人”。五年的大学生活，我忍受了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患肝炎后的体弱。在学校我获得了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毕业生称号，并在1964年7月7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每个进步爸爸都为我高兴。
今年是我在南京欢度的第60个共和国华诞——共和国国庆70周年！
三、21世纪是海洋和电子技术世纪
1960年入学后不久，在一次聆听时任南京工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刘雪初的报告时，刘书记说：“21世纪是海洋和电子技术的世纪。”他还说：南京工学院必须增设水声（声呐）、精密导航（陀螺）、半导体、港口和电子设备结构及工艺等专业。多么地有远见！可刘院长在来南工院前可是五机部的中将坦克局长，一位真正的“旱鸭子”（当时还没有水陆两用坦克）。1965年毕业留校当教师后，又聆听了他对全院教师过“五关”的教诲。刘院长说：一个人民教师首先必须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扎实的业务能力，必须过“政治关”、“基础理论关”、“科研关”、“教学关”和汲取国外先进技术的“外文关”。这个“五关”成为我这一辈子也无法完美渡过的难关！学无止境啊！但是，这“过五关”的教诲却成了我勇往直前的“攻关”动力。
四、有幸成为创建新专业的一员
1965年7月毕业留校后，被分配到了刘雪初院长要求创建的“电子设备结构与工艺”专业。院内代号241教研组。专业教师共10人，电子类和机械类专业各五人。我是65届刚毕业的三人之一。机械系党总支书记陈云清让我担任65级新生的政治辅导员，代理机械系团总支书记。从此开始了教师生涯。当我到教研组办公室报到时，只见门上只有“241教研组”牌子，30平米的房内只有四张办公桌、一个空柜子和六张椅子。只有教研组主任童宝义接待了我，只告诉我，本专业是电子和机械结合专业，除鼓励我做好辅导员外并未安排教学任务。面对无教材、无实验室、无专业教师、无科研仪器设备的“四无”教研组和不知教什么专业课时我茫然了。但想到这是刘院长交给的创办新专业，迎接并跻身21世纪海洋科技和无线电技术前列的目标；教师必需“过五关”的要求时，我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65级无线电系专业的电子课程和英文课进修。
在新生报到时，尚未评定助学金，学生必须先交当月伙食费，当我得知于XX（贫农家庭）、周XX（烈士家属）两位同学因家庭困难而准备折去土改时分到的瓦房上瓦卖了，改为草房来缴费时，我找到系学办邹季萍主任和陈云清书记说：“我们不能把土改时的瓦房变成草房，替地主反攻倒算！”伙食费待助学金评定后再交！他们答应了。
为了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必须把每位学生的档案压缩成一张表的机会，我对160多位学生情况了如指掌。直到20年后的1985年，提拔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干部和入党申请人的情况。当外调人员听到我对该学生家庭情况和“文革”中表现如数家珍介绍时，对我提供材料的真实性给予了肯定。
面对24专业的“四无”局面，从1968年开始，利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机会，深入到南京无线电厂（714厂，现在的熊猫）、南京有线电厂（734厂）、南京长江机械厂（720厂）、南京新联机器厂（924厂）边劳动边收集资料、边参加单位的设计任务、边学习本专业的设计生产知识。首先编写专业讲义，解决了2463级（68年毕业
）和2465级学生（70年毕业）的教材，为日后的“复课闹革命”打下了基础。
我被分到电子设备振动冲击噪声控制专业。1978年参编了全国统编教材“无线电设备结构设计原理”，然后结合研究生教学分别编写了本专业的“电磁兼容性设计”、“热设计”、“振动冲击隔离”等专业教材。基本解决了教材问题。
在四机部支持下，调拨了炮瞄雷达、400瓦单边带通信电台、船用导航雷达。同时，从拆船厂拆回了英国马可尼公司和KH公司的商用导航雷达、收发报机、舱室内部的有线通信设备，不仅使同学们有了整机概念，更了解了国内外电子技术的差距。
通过购买和自研仪器设备创立了“电磁兼容”、“振动冲击”、“热设计”、“腐蚀防腐”实验室。
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们成为了合格的专业教师，把一个“四无”教研组变为全国有分量的专业。蒋全兴在东南大学创建的“电磁兼容实验室”和我在南京捷诺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创建的“环境与可靠性检测中心”都已成为国家级质量检测认证单位。我们独立编写和参与编写的六十多个国家标准、国家军用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实施，不仅提高了自身的认知水平，也为各类电子设备的高可靠长寿命提供了保障。
例如，蒋全兴教授主要参与的GJB151A《军用设备和分系统电磁发射敏感度要求》和GJB152《军用设备和分系统电磁发射敏感度测试方法》。
例如，谢德仁教授主要参与的GJB/Z 27-92《电子设备可靠性热设计手册》。
例如，卢世济教授主要参编的GJB/Z 30-96《电子设备生物、应力腐蚀防护结构设计要求》等。
例如，1997年~1998年，由我和教研组蒋全兴、谢德仁、李刚参与编写的“舰船电子设备抗恶劣环境设计要求”（现上升为海军标准HJB 204-1999）和为实现标准要求的“实施指南”等都为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做了有益的工作。
在迈向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刘院长的在天之灵：
我们的海军已走向深蓝！
我们的电子技术正逐步跻身世界前列。
我们都已成为合格的专业教师。我们培养的近200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已成为各厂所、院校电子设备结构专业的科研、生产和教学骨干。
五、陌生的全新服务平台——南京捷诺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2001年10月1日我成为退休教师。
2000年底我的左腿被桑塔纳汽车撞成胫腓骨粉碎性骨折，在家休息。2002年初，原海装电子部谢荣铭副部长来看望我，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骨折了，退休了，只剩一个‘休’字了。”他说：“那不行，你85年的发明专利‘无谐振锋隔振器’产品已广泛用到海用电子设备，你不干了，我们就要选用其它产品重新试验，不仅浪费时间和金钱，一时也找不到替代产品。你必须干！”我说：“东南大学的场地紧张已容不下我们退休人员一根细小大头针立锥之地，怎么干？”他说：“出去搞公司，独立干。”我说：“一个共产党员开公司剥削工人怎么可以？”他说：“2002年年底的中央全会将确认，‘私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组成部分。‘私企’创建了就业岗位，上缴税收，提供合格产品，私企业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劳动者。”
“为海军电子装备提供更好的产品，这是你的责任。你必须干！”
南京捷诺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在2002年9月27日由我和爱人李玲珍注册成立。它成为我们全新而陌生的服务平台。
我们俩人将企业的宗旨定为：
小企业 服务国防 求实求精 奉绵帛寸草之力
大老骥 情系军队 献智献身 效春蚕红烛之志
二十年来，公司为各类载体上的电子设备研发了200多种隔振器系列产品；捷诺公司成为“江苏省高新企业”；检测中心成为《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和《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实验室认可委员会》（DILAC）认可的第三方实验室。
1976年十年“文革”结束后，我为自己在这十年中只拿工资不干活或少干活而愧疚，并发誓“退休后要再干十年”。谢谢您，谢荣铭同志，并请您放心，我虽已干了二十年，但我向您保证，我将会干到“烛炬灰烬泪始干”的那天。
今天，我想起了1958年爸爸讲的一个故事：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组建兵工厂，因为军工加工设备、钢材、铜材奇缺。只能发动群众和战士收集子弹壳、子弹头生产翻造子弹，成品率只有70%。30%是打不响的“哑弹”。1943年初，日寇向新四军根据地发动疯狂的清乡、扫荡。我军一位战斗英雄、神枪手营长在战斗中与日军的中队长对决时，他首先开枪，正巧碰到“哑弹”，反被日本鬼子开枪击中，他倒下前高呼“他妈的哑弹”！
爸爸教育我说：你今后不管做什么工作，绝不允许向党和人民交“他妈的哑弹”！
敬爱的爸爸，公司自成立已来，通过“军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以此为准绳，建立了公司内部各项管理文件和质量保证体系，严格遵守公司法、财税法、劳动合同法等各项政策规定，绝对不交一个“他妈的哑弹”。
六、先辈的足迹
伯父季藩（1902-1947年）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学院，也是东南大学的校友。他目睹了当时的时弊，萌发了反帝、反封建、反对军阀混战的革命思想。
父亲季恺（1903-1976年）在北京平民大学就读时，受李大钊教授影响，立下了“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志，并参加了陈毅领导下的左派国民党。目睹了“三·一八”惨案。
姑妈季娟（1908-1985年）在南通读中学时，受南通共产党支部书记、同班同学朱文英的影响参加了共青团。1928年土地革命时期，朱文英牺牲后，其母亲在家避难直到1930.9季藩、季恺兄弟被捕。
祖父季仁安（？-1932年）目睹了列强欺凌、军阀混战、盗匪四起、苛捐杂税不断，人民生活无以为继。对子女的革命行动倾全力支持。
他们兄弟俩为南通海安如皋、泰兴的“五一暴动”和1929年的秋为红十四军购买了200多枝枪，数十万发子弹。还将自家手提机枪借给红十四军军长何昆攻打老户庄。在何军长牺牲后，张爱萍（上将）仅背回了军长遗体，而遗漏了手提机枪，后被反动军警缴获。1930年9月，兄弟二人先后被捕，历经了如皋、镇江、江都和南京陆军监狱的六年多牢狱生活，1936年底，经多方营救先后出狱。其中1933年-1936年在南京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坐牢，也算当了三年“南京人”。
因祖父年迈，年轻姑妈为了救二位兄长而长年奔波，而没有继续参加共青团的活动。
当时民间传说，季家“前门是（民团）团部、后门是（共产党）支部”。但他们不知道，中间偏房是朱文英母亲等红军烈士亲属的“掩蔽部”。
在狱中，兄弟二人商定：季藩以地主子弟身份尽孝，季恺为国尽忠。兄弟二人以此走上一暗一明的革命道路。
1938年3月如皋沦陷，他们二人又组织“如皋人民抗日第二支队”并打响了如皋人民抗日的第一枪。由于大队中有共产党员余铭璜、薛汉扬当军政教官。被“通共”罪名，缴械解散。为逃避追捕，季恺逃到李明扬、李长江处任参谋。
为贯彻陈毅向苏北发展，采取“联李、孤韩、击敌”方针，季恺受同狱难友，苏北工委书记惠浴宇指示做“二李”工作。季恺说服“二李”让出吴桥、撕马等地作为新四军挺进苏北和继续东进桥头堡。
粟裕（大将）曾说：“季恺是对新四军东进有特殊贡献的人。”
1940年7月7日因身份暴露，季恺以此成为新四军一员。
1941年8月季恺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开创人生新的一页。
1941年，如西县政府成立，季恺被陈毅推荐为第一任县长。在“三三制”民主政府中，季藩被选为参政会常委，季恺为委员，二堂姐季海萍以学生代表身份成为最年青委员，“一家三委员”成为大会花絮。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党领导下，季恺在前台努力，加强根据地建设；季藩以“猪商协会会长”名头开展了与敌、伪、顽统治区的经贸活动。为根据地购买当时无法自给的军工机床、钢材；以及民用煤油、机织布等日用物资。
甚至从汪伪的“和平军”手中购买枪支弹药。当季恺担任江淮银行第三分行行长，需要印刷江淮币（抗币）时，他又从上海等地购回印刷机器，专用油墨和纸张。
根据地立法：不允许军民必须的粮、棉出口，输出的仅是“猪、麻、油”。带回的只允许是金条、银元和急需的物品。汪伪的货币不许在根据地内流通。啊，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金融和贸易战！在八个县根据地流通的“季恺本票”就是那时的产物。
其实“贸易战”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贯穿了整个革命历程。
1926年至1929年先后出生的三个堂姊（季少娟、季海萍、季轩）和我的大姐季荣都在日本投降前，先后成为新四军战士，共和国诞生前都是共产党员啦。
七、季家祖训的传承者
我们季家自认为先祖是“一诺千金”的楚国将军季布。祖训是“三思世泽、一诺家声”，意思是应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凡事必须“三思”，做人必须“诚信守诺”。
（一）季藩的“一诺家声”
1946年夏天，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向各根据地发动进攻。粟裕在苏中进行的“七战七捷”战斗中，有两个是在如皋进行的。在大部队撤退前，组织上把几位伤病员和无法带走的枪支、金条、金元宝交给季藩负责“打埋伏”。1946年冬，他不幸被捕。当敌人（国民党第六军）审讯官责问他：“你是党国子民，为什么通共？”和逼他交出伤病员、枪支、金条时。他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但确实是中国的一个子民。请问当我的家乡被日本鬼子侵占时，你们这些本应守土救民的党国军人在哪儿？新四军可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啊！枪在新四军手里，有种去拿！新四军嘛，到处都是，至于哪一个人是新四军，我不知道！至于金条嘛，那是新四军的，我没拿。你们抓不到我弟弟季恺，拿我开刀，我必死无疑。今天你们杀了我，当心明天有人杀你们。”1947年2月15日，季藩被活埋在如皋东门外，建国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伯父季藩是遵守季家守诺祖训的楷模。
（二）季恺的“三思世泽”
1、拆城、修路、建新村
无锡是1949年4月25日解放的。1949年6月31日季恺被苏南行政公署任命为无锡市城市建设局长。面对失业工人和城市贫民生活无着，无锡市城墙外四周密布的棚户区的现状。他领导城建局同志，仅利用市政府拨给的有限生活救济款和市政公共建设款，统筹办了如下几件事：
拆城、修路、改造棚区。组织工作人员进行深入调查。让真正贫困家庭出劳力，家庭人口多的多出人，参加拆城墙。“以工代账”，而不是简单发放救济款、吃光用光！拆去的城砖改造了棚户区，修建职工宿舍和居民新村……在拆去的城墙地基上，修建环城公路，初步改变了城区的公共交通。
他教育我，为人民办事，必须用心办实事，“三思后行”！
2、映出湖畔桂花香
1957年初夏，因城市人口增加，少量的自来水工程无法满足居民需求。洗菜、淘米、刷马桶（当时少有公共厕所）均用城内原小河浜河水，卫生条件极差。每当台风暴雨来临，家家进水。市政府仅拨给了填河土方工程和埋设自来水管的经费。
他思考如何用一个工程的钱，为无锡人民做两件或更多的工程？
①他利用河岸的花岗石条石，修建纵横南北、东西近2米见方的排水工程，从而使无锡市至今都无内涝；
②自来水管就埋在排水工程上面，而省去埋管土方和基础修建费；
③发动机关、学校和厂矿工人开展星期日义务劳动，从锡山惠山间挖土，建成“映山湖”；
④挖来的土填平排水系统，在排水管、自来水管道上面修建了东西向的“人民路”和南北向的中山南路，从此，无锡市内有了泊油路；
⑤用多余的条石做基础，在现体育场内修建标准的游泳池。由于基础坚实，一直沿用自今（1957-2019）60多年了。
爸爸一直教育我，人民的钱财一分钱要做二分钱或更多钱的才能做成的事！
当我看到桥塌、路陷、房倒的报道时，痛心啊！
3、把无锡建成劳动人民的“东方日内瓦”
50年代中期，周总理邀请参与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的部分欧、非、亚、拉美代表访问中国。有一天，他们入住国家拨款在太湖中犊山修建的宫殿式“无锡工人疗养院”。晚上一查，少了一位代表。几个小时的多方寻找，才在鼋头渚灯塔的石头旁找到一位哭泣的代表。当问他为何哭泣时，他说：“中国太湖比日内瓦莱芒湖美。日内瓦是资本家享受的地方，太湖是普通劳动人民的休养胜地。”
从此他立下了把无锡建成东方日内瓦之志，并为无锡市做了建设规划，规定了在太湖沿岸不许建工厂、民房，给太湖今天的的发展留出了宽广的空间。
季恺是季家祖训“三思世泽”的传承者。可以告慰的是无锡人民即将实现你的宿愿！
八、我的中国梦
在迎接2009年10月1日国庆节时，举国为之振奋。
从1919年5月4日到2009年10月1日的90年，中国人民历经了三个30年。
1919-1949年的30年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地打倒了列强，除去了军阀，共和国的诞生标志中国人民真正地站起来了。
1949-1979年是探索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道路的30年。
1979-2009年是改革开放、让祖国繁荣富强的30年。
但此时却出现了一种声音：“共产党不反腐就要亡国，反腐就要亡党”。我认为：“共产党反腐未必亡党，不反腐必然亡党亡国”。
经过多年沉思，萌发了我的中国梦：
梦之一：14亿中国人民必须有自己中华民族的信仰。
梦之二：“中国共产党万岁”声音应永远荡漾在中华大地上。
梦之三：每个中共党员必须牢记入党誓言，做一个合格的党员。
今天，在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反腐无终点”、“加强党的廉政占线”、“牢记初心不忘使命，贯彻为人民服务思想”等等。当看到航天发射指控室内那么多年轻的面孔，今年7月3日到航天某所讲课时，60多人中，那么多的胸佩“镰刀斧头”胸章的年轻听众，每年数百、千万的高校毕业生他们中有的是党的新青年血液，有的是对党监督的人才。党有希望，国有希望，中华民族有希望，我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我寄希望于年轻人。
回顾近百年历史：
当林彪怀疑“红旗能打多久”时，毛主席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当日寇扫荡、顽固闹摩擦、根据地缩小50%以上的艰难时刻，毛主席说：“到敌人后方去，建立广泛的抗日根据地！”
我觉得当今的“一带一路”建设，也许是当今的“到敌人后方去”的决策，也许是实现“共产党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一使命，迈开新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九、做人必须有原则
爸爸，你一生恪守的做人原则是:
要有报效人类、振兴中华的凌云志气；
要有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
要有顺时应势、智谋运筹、敢斗敢胜的俊杰豪气；
要有宽容团结、信诺共事、真诚温馨的和气；
要有勤学求知、创新求进、敢为人先的灵气；
要有嫉恶如仇、自审纠错、否定自我的勇气；而不要有奴媚势利、骄娇霸诈、丧志沉沦、卖友投敌等一切世人不齿的邪气。请爸爸放心，我们一定恪守终生。
十、结语
在举国欢庆共和国70华诞之时，作为亲历南京六十年翻天覆地变化的我。仅借此文告慰刘雪初院长、伯父、父亲的在天之灵，你们的愿望实现了。同时，也向南京人民、党政领导及东南大学禀报我这六十多年来的错误和进步，并渴望得到你们的认可——我是一个南京人，我更是一个东大人。
（作者系机械工程学院退休教师，写于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