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亚宇
在我的大学生活里，有两个月“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看守所”的监狱生活，是极可纪念的，至今难以忘却。
（一）“八·一九”大逮捕
那是一九四八年夏天的事。
这年夏天，我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读完了三年级。由于家乡远在贵州，便留在学校度假。八月十九日这天，大批警察和便衣特务，突然包围了学校的宿舍，在“职业学生”（以学生身份为掩护的特务）的带领下，指名抓人。我也是被他们指名抓走的一个。
当长车把我们运送到一个地方等候“审讯”时，才知道这儿是“南京特种刑事法庭”，是一个专门“审判”所谓政治犯的地方。从不断运来的同学那里听到，这一天南京的国民党当局出动了数千名警特，按照他们事先拟就的黑名单，将南京大专院校的进步学生抓走了二百余人，在孝陵卫和特刑庭这里，分别进行“审讯”。经过“审讯”后，他们认为是次要的人，便通知学校“取保释放” ，要求“随传随到”，而一些被认为是重要的学生运动骨干，则投入监狱——“特刑庭看守所”。
轮到我受审时，已近午夜。此时，审讯室里警卫森严，灯光刺眼，检察官高踞中座，旁边是做记录的书记官。检察官见我进入后，一面翻看摊在桌上的材料，一面向我提问。当他一无所获后，便恼怒地问道：“听说你对政府很不满意，有这事么？”我那时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不懂党的斗争策略，加以血气方刚，因而直截了当地回答他：“我确实不满意。你们的政府把国家弄得这么糟，不仅我们学生不满意，就是你们的一些公务人员也不满意。这样糟的社会，难道你竟以为好么？……我的话还没讲完，他便把卷案材料一阖说：“收押！”这样，我被押进了“看守所”。此后，检察官也未再来审问我了。
（二）在勇字三号牢房里
这个看守所，是一座日本式的监狱，约十间“号子”，分为智、仁、勇三组。每间号子拘押二三十名难友，全是所谓“政治犯”。作家骆宾基，也被关在这里。此次“八·一九”收押的进步学生，全囚于此，约三十人，分别投入各个号子。罪名是：“意图颠覆政府，危害民国”。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被押进一间指定的号子：勇字三号。这里，几平方米的木板地上已密密麻麻地躺满了人。一个难友在一隅愤慨地说：“哼，又是一个大学生！”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这位难友的面貌，便听见躺着的人中有人热情招呼我。举目细看，原来是我校学生自治会副主席朱成学。
朱成学是法律系学生，比我高一个年级且不同系。他竞选学生自治会时，我虽支持他，但并不熟悉；直到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游行（他是京沪苏杭区十六所大专院校组成的主席团主要负责人，我是五千余人的游行队伍的联络）前后，我们才熟悉起来。此时，他热情招呼我，挪出身旁小块地方 ，我们便并头躺下，细细地谈起来。他问及我一些狱外的情况，又向我介绍狱中的情形，并告诉我，华彬清、李飞同学也早在这里，李在勇字二号、华在勇字一号，和我们依次毗邻。我问他们三人是怎样被捕的，他悄悄对我说，他们原是一道去解放区的，因交通员的叛变而捕，关在这里已经有一些时日了。
第二天“放风”时间，我果然看见华彬清和李飞。他们向我微笑点头，便各自走开。
（三）牙膏传信息
这个看守所的制度是严格的。按规定，每日上下午各“放风”一次（约一刻钟）。所谓“放风”，就是让“犯人”从号子里出来，在号子外面一个小小庭院里吹吹风的意思。这时，“犯人”可以活动活动，洗脸擦身，但不准交谈。在狱中，不准阅读任何书报，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必须经过检查并盖上印记，才让看。
但是，外界的消息并未因此而隔绝。在这里，除向新入狱的难友探听消息外，一个重要的消息来源，便是通过难友们的家属或亲友的探监。按照狱中的规定，探监者可以给监内送一些换洗衣服、食物和日用品。检查是异常仔细的。但探监者也真会想办法，常常出乎意料地将书信夹带进来。
我记得，通常的办法是用牙膏夹带。探监者将牙膏的后面拆开，把写好的字条卷成小筒，裹以蜡纸，塞入牙膏里，然后又将尾部还原。表面看去，仍是一管新牙膏，可是里面已经装进书信了。
就是这些书信，使我们得知，这次大逮捕，是国民党南京当局为了安定后方（当时已是淮海大战前）搞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他们拘捕学生运动的骨干，借以打击进步的学生运动，妄图稳住摇摇欲坠的政局。但事与愿违，在南京地下党的领导下，学生们以学生会、同乡会、中学校友会等各种社团的名义，组织起来，向社会呼吁，向国民党当局抗议，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各种各样的“营救”组织，纷纷出现，一场新的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在狱中，我们也能看到进步报刊。但在连《中央日报》也必须检查的狱规下，报刊是只能偷偷传递着阅读的。至于它们是怎么弄进狱里来，最初我只听说是，由偶尔提出去审讯的难友，在步行经过街头时，乘警卫不备，偷偷买了带进来的。
（四）“视察”监狱生活的风波
一次，我们从外面送来的消息中知道，国民党当局在社会进步人士和广大进步师生的呼吁下，被迫组织了一批人，要来“视察”我们的监狱生活待遇了。我们的生活待遇，是很苛酷的。以每餐伙食而论：饭，是砂粒混着鼠屎的水湿红霉米；菜，是几片可数的烂菜叶汤，上面还有意地滴几滴煤油。由于煤油味薰得难以下咽，许多难友只好用盐当菜。因为营养的极为不良，一些难友两腿甚至全身都浮肿。
夜里，朱成学告诉我，“大家”商量好了，要趁这群人来“视察”之机，揭露监狱里给政治犯的非人待遇，要我也做好准备。我点头同意了。他说，他是学法律的，懂得如何用国民党的“法”，同他们“讲理”。顺便说一说，这所日本式的监狱因年久失修，号子与号子之间的木板壁有一点裂縫，难友们常借此用纸条塞入缝中，以互通信息。朱成学同我说的“大家”商量好了，大约就是这样地互通信息而商量的吧。
不久，由国民党组织“视察”的一群人，果然来到看守所。当这群人走过各个号子时，号子里群情激愤，一一数落着看守所对难友们的苛酷待遇。朱成学则作为难友代表，与他们直接对话。
这群人离去不久，看守所长指责朱成学是鼓动闹事的为首者，便把他送入专押重犯的一间潮湿的黑号子——勇字五号去了。
朱成学同我分手，我非常惋惜。这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头脑冷静，诙谐善辩。他已被提审多次，以“证据确凿”而判刑十年。但他处之泰然。当他对我叙说如何在法庭上把法官驳得瞠目结舌时，引得我哈哈大笑。在不知不觉中，我从他那乐观的性格里，汲取了奋斗的力量。现在，我们分手了，这叫我怎么不惋惜呢？
但隔不了一天，我也被调离了这间号子。理由是，我也是此次肇事的积极分子。
（五）勇字一号的见闻
我到了一间新号子：勇字一号。
令人喜出望外的是，这正是关押华彬清的地方。华在学校比我高一个年级，但同一系科，我们因而早就熟悉。他是继朱成学那届学生自治会之后，组织竞选另一届学生自治会的竞选团主席（此次竞选，因三青团学生破坏而流产），比我成熟得多。同他关押在一起 ，我将得到很好的教益，因此我十分高兴。华彬清也很高兴。他热心地给我介绍号子里的难友，逐一指点说，这位是老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是我的贵州同乡，也是“八·一九”入狱的；这位是老蔡，给解放区运送药品，途中被捕的；这位是老阮，越南革命者，由云南的监狱转送来的；这位是老彭，……在他的介绍下，我和号子里的难友们很快熟悉起来。
我们生活得满活跃。当看守不在时，这间号子里便轻轻响起了由老杨领头的、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的歌声：
你，你，你，
你这个坏东西！
……
有时，我们忘乎其形，声音不禁放大。一位独眼龙的值班看守便跑到号子外面的走道上来，吆喝着：“唱什么？不准唱！”然而，另一位比较温和的看守值班时，只要看守所长不在近旁，他就听之任之，不像独眼龙那么凶神恶煞的。
在囚室里，有一个国民党的空军少尉，姓杨，他自称思想“左倾”而被捕，常在室里发表些过激言论。我也不免和他攀谈。一天下午他被提审，他出去后华彬清才轻轻对我说，这是个危险人物。他常被“提审”，其实是去报告难友们的情况，朱成学被断定是闹事的为首分子，可能是他报告的。于是，我又长了一分狱中见识。
（六）报纸事件
一天放风的时间，大家都在小院里活动，突然听到独眼龙的吼叫——原来是他在号子里突击检查，从老彭的被子里搜出一张报纸，正要打开细看，被华彬清瞧见而夺过来，因此吼叫，要华交回报纸。但华彬清不愿，说那报纸是他的，并经过看守所审查，凭什么搜走？独眼龙一时语塞 ，有点不知所措，便去向值勤官报告。这时，华彬清迅速把这张报纸（那是份未经检查的《时代日报》）塞进号子内的马桶底下，而将另一份确已检查盖章的《中央日报》换在手中。不一会，值勤官随独眼龙而来，看了那份报纸，无话可说。但值勤官临走时对华训斥道：“你对看守态度要好点！”
到了晚上，人们都已睡去，华彬清才慢慢告诉我，这件事多半不会就此了结。敌人是非常注意老彭的，搜查他的被子，大约是想寻找点什么“材料”。这位老彭，叫彭源，印刷工人，被捕后关押在保密局监狱（宁海路十七号），上过几次老虎凳，放在冰天雪地里浑身浇水“冷冻”，一无所获，后来才转押到这里来。此次如果查到这份“非法”报纸，他们将刨根问底，并对老彭进一步迫害。因此，华彬清挺身出来承担责任。他的这番话，使我对他和老彭肃然起敬，解放后才知道，老彭被捕前是南京地下党的工委委员，因实无“定罪”材料，后来释放了。南京解放不久，他担任了江苏省工会主席。但“报纸事件”果然没有了结。三四天后，特刑庭提审华彬清，作出的判决是：在狱中暴动，加镣关入黑牢。
（七）深沉的思索
这样的一些人和事，引起我深沉的思索。
在此以前，我只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那时，我虽也痛恨国民党的暴政和腐败，巴不得它垮台，虽也有着受帝国主义欺辱的民族之恨，衷心希望祖国强大，虽也从书本上知道共产主义好，也敬佩为此而奋斗的人们，但一面又想，我还是学生，应该先念好书。因此，我进入大学以来，凡我认为正义的就拥护、非正义的就反对，并参加了历次学生运动，逐渐成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但运动一结束便又钻入书斋，并没有寻找党、参加党的明确要求。
然而，在看守所一个多月的监狱生活里，我的思想却逐渐发生了变化。
我逐渐明白，反动的国民党当局是不能容忍青年学生的正义感的，它需要的是狗和奴才，否则就镇压。他们也不会容许你认真读书，去寻求国家富强的真理！
我也逐渐明白，像朱成学、华彬清、老彭这些人，大约都是有坚定信念和组织的人。正是这些信念，使得他们乐观坚定；正是有着组织，他们才智慧无穷，行动有力。他们不是孤军奋战，即使在敌人眼皮下的监狱里，也能依靠组织和大家，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们的力量和胜利的泉源，就在于：有坚定的信念，有自己的组织！
我的估计并没有错。解放后得知，除前面提到的彭源之外，朱成学在被捕前是中央大学地下党公开支部（中央大学还有一个秘密支部，成员居于二线，不出头露面参与公开的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华彬清、李飞是中央大学地下党的成员。一九四九年春夏之交，李宗仁代“总统”时释放了一批政治犯，他们遂得以出狱。
（八）出狱前后
一九四八年的十月，由于地下党领导的营救活动声势日益壮大，南京的国民党当局在社会进步舆论的压力和学校进步师生的呼吁下，被迫把“八·一九”逮捕的全部学生陆续释放。
当通知我第二天便可出狱时，我抽空对华彬清（他已回到勇字一号）谈了自己在狱中这段日子里经过深沉思索后的上述感想。我说，这两个月的监狱生活，是我大学阶段的又一段“大学”生活，是它教育了我，出狱后我会更加坚定，我希望去参加有组织的斗争。次日，华彬清低声对我说，“我们”已经研究了你的要求，你出狱后可以找水利系的一位助教X XX联系。他鼓励我，要像在狱中一样坚定，去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斗争。
出狱后，我立即去找水利系那位助教，可惜没找着。这时，一位老同学劝告我，暂时不要过多地接触同学，特别是那些平日来往不多或过分活跃的人。因为，“职业学生”们正继续盯梢，想从这批出狱学生所接触的人中发现新线索呢！
于是，我从学生宿舍搬出，住往高楼门的一间小屋里。那是我父亲租的屋子，他已离去，就留下给我了。而这个地址，我是告诉过华彬清的。
一天夜里八、九点钟，有人敲我的门。开门一看，竟是看守所那位态度比较温和的看守。他见我露出奇异的神色，便从衣袋里摸出一个封着的纸卷，说是华彬清要我转交的。说完便匆匆离去。我仔细翻看这纸卷，但见上面有华的笔迹，写着“赵大姐转”几个字。于是我明白了。这“赵大姐”是水利系那位助教的女朋友，临出狱前华彬清告诉我过。因此我连夜将纸卷送出，见到了赵大姐，却依旧未见着水利系助教。
（九）踏上新的征途
十一月的一天，在去学校上课的途中遇见了我的好朋友王逸。他也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我们边走边谈起来，原来他是特意来邀约我去解放区的。因路上不便细谈，便分别去上课，约好当晚在我家商议。
晚上，王逸应约来到高楼门。他说，听到经济系的好友张显文讲，新的逮捕正在酝酿，而我已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人物，留校恐再遭逮捕，亦难开展活动。因此，他劝我同他和张显文一道去解放区，交通问题张显文可以解决。这样，我们可直接投身革命，踏上新的征途，我同意了。
王逸走后，我便去找赵大姐们，想请他们把我的这一决定转告华彬清，但终于没有找到他们二人。于是我托另一留校的朋友，在我离去后设法告诉他们，就说我回“老家”去了。
不久，我同王张一道，经上海转湖北，到了解放区一湖北省天（门）汉（川）县汊边湖的江汉军区鄂中分区，在江汉区党委鄂中地委城工部参加了工作。
我这时才知道，张显文是中央大学的地下团员。此次组织一些业已暴露的进步学生、地下党团员到解放区，是这个城工部的任务之一。在地委城工部长邱肱良领导下，由上海局转移至此并担任天汉县委城工部长的陆天虹，建立了上海局与江汉区党委之间、由上海经武汉至江汉解放区的一条地下交通线。我们三人，便是在党组织的有计划转移下，经这条交通线，来到解放区的。从此，我结束了在南京的大学生活，投入了在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一九四九年二月，我在城工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旋即派往贵州从事地下城市工作，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而踏上又一新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