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万林
1946年至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一系列学生运动和爱国斗争。当时中央大学的师生员工，在我地下党团的教育和领导下，积极勇敢，立场坚定，团结战斗表现出高度的革命热情，以及斗争的原则性和策略性。学校的青年教职工，经常给同学们通风报信，加班加点，无偿地给同学们印传单、装电灯，开放教室和礼堂，为同学们集会提供条件。有的同学为免受反动派的迫害，不得不放弃学习，先后离开学校去外地转学成就业，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有的直接奔向解放区参加革命，其中云贵川籍的同学有：吴永柱、朱英、吕品、郑亚宇、胡一民、刘崇福等。有的同学被国民党政府“特刑庭”传询关押，或被搜捕囚禁，如程大用、林长喜、时昭南、肖万林、李飞、华彬清等等，备受折磨，带脚镣手铐，饱尝铁窗风味，甚至有被杀带枪毙危险。但同志们能视死如归，对革命不动摇，忠于组织，严守党的秘密，革命意志愈炼愈坚，斗争更加勇敢和坚决。学校的一些进步教授和员工，对同学们的斗争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如法学院的一些教授，利用他们的知识和关系，为先后被“特刑庭”关押和被抓搜的同学们辩护，并进行营救等工作。
邓醒狮
南京解放，迎来了解放区明朗的天。中大的同学和南京、全国的学生一样，心情舒畅，满心喜悦，在学校党、团的组织领导下，给南京市军管会和人民解放军提供情况，护厂护校维持社会秩序，参加接管工作，下乡组织粮食，煤炭等物资支援城市。有些同学（如朱成学、华彬清、肖万林、程大用等）被抽到南京市大中学生联合会，在军代表的指导和领导下，为南京军大办理招生事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搞筹备工作。航空系三、四年级的同学，响应党的号召，服从抽调去东北参加新中国的航空事业的建设，其中贵州籍同学有两人。再有李芳、张楠生、唐飞霄等同学被扯到外语短训练班后，分去外交部工作（其中张楠生还被抽派到我国驻阿富汗使馆工作一段时间）。吕品等从解放区回来的同学则被分到南京市委工作。李洪年，李均仁等同学抽去为宋任穷、张宗逊等领导担任秘书工作。肖万林经向南京市军管会汇报批准，派姚祖荫同学历尽艰辛，冒生死危险，长途跋涉，追赶到广东韶关说服和争取了国民党103师战场起义（师长唐元三，贵州松桃人，起义后离部队分回贵州省政府参事室工作）。特别是西南服务团成立之初，有的外省籍青年或学生，对来西南工作还有些犹豫不定，尤其对贵州不了解，被“天无三日睛，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传说吓怕了，认为贵州荒凉、落后、闲塞，人烟稀少，语言不通，交通不便，不愿意来贵州。为号召和组织大批学生和青年参加解放和建设大西南，学联和学校党团组织采用多种形势，积极开展宣传动员工作，介绍西南几省地理、气候和物产等情况，召开各种座谈会，组织同学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等，解除顾虑，提高认识，积极报名来西南革命。如邓醒狮、陈含等同学除自己带头报名来西南外，还写了“到大西南去”等文章登在南京《新华日报》上。邓醒狮同学还在一次动员报名会上作了热情而又有说服力的发言，号召同学们到实际革命的斗争中去锻炼和提高。记得其中有：“你没有学籍吗？人民会批准你；你没有文凭吗？革命会发给你”等等生动的语言。四川籍同学如范德洲、林长喜等，贵州籍同学如沈锐、陈开定、陈中平等，为带动更多的外省籍同学和青年到西南参加革命和建设，以身作则，带头到西南服务团报名，服从分配去云南工作。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贵州干部队成立，京、沪、杭等地西南服务团的贵州籍同学如吴清融、邱素行、杨邦选、肖万林、沈锐、陈开定、陈守铭、陈中平等毫不犹豫，坚决服从组织分配，调到贵州干部队随军西进，同曾养育和抚育过这些儿女的家乡人民一起，为贵州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流汗、流血、忘我地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一定的贡献。
（198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