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山
朱成学、华彬清、李飞（简称朱、华、李），1948年7月6日晨7时许在南京三汊河北河口码头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
这突发事件，不只震惊京华学界、中大和南京地下党市委领导，敌特机构以至国民党高层更是“如获至宝”，欣喜若狂。①
敌特之所以如此，剖析起来，一、朱、华、李被认定是中大“红得发紫的学运领袖”（“首都警厅”“主审”“王专员”语)。二、案发于敌特机构按蒋介石6月上旬手谕，紧急炮制完成“南京学生中奸伪重要分子名单”后不久，而朱、华、李在这“黑名单”中位于前列。②三、“王专员”在秘密审讯中说，“你们并不是我们抓来的，而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语似幽默，其实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他们之所以会突然被捕，敌档说得清清楚楚：“西效警察局三汊河警察所，接据密报，汉中门外二道埂子一带有奸匪谍组织潜伏，乃饰巡官黄焯生，陈攸康严密注意侦查，经旬之监视，于本月（7月）5日”，将唐世贵、陶元贵捕获。陶元贵供，今（6日）晨7时，在北河口将送中央大学学生赴巢县黄立河。“该所即于6日晨5时许，派警刘麟等以陶元贵为眼线赴北河口将中大学生朱成学、华彬清、李飞捕获。”③至于“告密者”是谁？至今仍是一个“谜”。
案情还要说说朱、华、李他们撤退去解放区和被捕的过程。
大约1948年6月上旬，中共南京市委决定他们首批撤离南京去解放区。朱传达上级决定时说：“‘五二二’事件后，国民党高层已决心大规模镇压南京学运，中大将首当其冲，而中大公开系统党员已经暴露在敌人面前，因此决定首批撤退。”当时说是去浙东四明山游击根据地。在华、李去上海隐蔽一些日子后，6月26日左右又通知他们速回南京隐蔽。
下面是朱在这段时间（6月26日至7月5日）活动的回忆：
“组织上决定我们撤退到皖北巢县解放区之后，中大地下党总支确定原总支委员张植年打前站，先去巢县黄立河探路、接头。6月底7月初，中大总支分管撤退工作的刘文干告诉我：“张植年来信了，他已到达安徽巢县，此路可通，你们可以准备动身。”刘并交给我与校外地下交通接头的时间、地点和联络暗号。
“我遵照刘的指示，7月初一个下午，穿了西装裤、白衬衫，戴着黑眼镜，到延龄巷④中段去接头。到时，只见一个穿着白褂子、戴草帽、手拿一把雨伞的人向我走来，并向我说“今天天气很热啊！’我说‘是啊！’这样，我知道他就是我要找的交通员，接上了关系。他（后知他叫陶元贵）说：‘这几天去安徽的轮船没有，还不能走。⑤有了船，我带你们三人走。’接着，他与我约定下次碰头的地点在新街口。过了天把，我们在新街口会面，他仍说‘还是没有船’。接着，又约定下次会面的时间、地点是7月5日在汉中门外黄顺兴茶馆。第三次碰头主要是说定7月6日清晨到水西门外北河口码头会合，船票由陶买，一起乘轮船去巢县。”
7月6日一早，他们乘着一辆马车高高兴兴地经新街口、水西门到了北河口码头，在茶馆等候“交通”的出现。他们焦急地等候了大约三刻钟，近七点时，一个上身穿白大褂农民模样的“癞痢头”离茶馆约50米～60米处出现，朱快步迎了过去，问“票买了吗？船马上就要来了。”对方没精打彩地答“等一会儿再说”，话音刚落即往回走。朱无可奈何地迅速返回茶馆，当朱刚坐下，李、华问“这个人是谁？”朱答“交通”。朱话音刚落，三个便衣特务已走到他们桌旁，其中一个狞笑着问：“你们是中大学生吗？！”谁也没搭腔，三个特务就同时拔出手枪，恶狠狠地说“跟我们走，我们所长有请！”当朱、华、李被押着走进码头附近的三汊河警察所时，一眼看去，那个‘癞痢头'已在那里，他们悟到：“交通叛变了。”
前述敌特介入本案是从“接据密报”开始的，这里所说“接”是直接接到“告密者”的“密报”，还是“接上级转来”的“密报”，无从考证。至于接密报时间，敌档有“经旬日之监视”语，可断定为24日或25日。25日前后，“交通站”有何活动，陶在“特刑庭”供说：“最近又叫我送一个人到匪区巢县黄立河去。”此人是否就是为朱、华、李他们⑥打前站的张植年，无从考。陶元贵说过：“第三次接头后，我从汉中门茶馆回住所途中，，发现身后有‘尾巴’（特务）跟踪，陶就在二道埂子大兜圈子，终于把‘尾巴'甩掉”这情节来看，朱与交通员三次接头是在敌特“监视”之下的。
从上所述，朱、华、李被捕的前前后后，给人的深刻印象：一，他们去解放区是自觉自愿的行动，驱动他们的主要是“爱国心”，为解放全中国作出贡献，具有“好男儿裹尸在疆场”的信念；二，从组织上决定他们撤退去解放区之后，他们一切行动处于被动状况，完全按组织指示办，因而他们是无可职责的，即使朱在与交通员三次接头中，处于特务控制（监视）之下，朱亦是无辜的。
应对突变的出色谋略
朱、华、李突然被捕，可以说，很像晴天霹雳，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震撼，说一点不“惊”是不合情理的。但应该说，这“震撼”也只一刹那，而且，他们虽“惊”并未“慌”，更谈不上什么“失措”。事实确实如此。当他们被押进三汊河警察所时，一眼看去，见到那交通（“癞痢头”）低着头蹲在警察所的墙角落里，事情清楚了一大半：“交通”出事了。
他们三人被押进警察所之后，所里警察只指定他们坐在外屋的长凳上，并未审问。当轮船气笛狂叫后，他们抗议说：“船要开了，还不让我们走。”对方未予理睬。半个多小时后，一辆马车到来，警官指使他们三人上了车，由一位随车而来的警察手持长枪押解着去石城派出所。马车正要起步的时候，押解的警察突然下车回所，驾驶台上马车夫亦下车小便。这时，马车及其周围只剩他们三人，朱轻声自言自语地说：“要沉着，不要害怕，无论如何不能承认C.P.”。李、华虽未搭腔，但点头示意。几分钟后，警察、马车夫一一走上驾驶台，马车不急不忙地驶向汉中门。一路上，他们虽没有讲话，但思绪万千，神情也趋于平静。
车到汉中门石城派出所，押解警察走下驾驶台，指使他们坐在门厅长凳上等候处理，而他径直走进派出所办公室。半个多小时，他们无人过问，其间，朱提议清理一下要销毁的东西。他们把身边照片等撕碎后丢进大门墙后窨井里。
半个多小时后，派出所里走出一个警官模样的人，对朱、华、李说：“跟我来。”他们走到大门对面的员警宿舍，警官把他们分别关进三间房里去，一人一间。
警官没说什么就离去。这三间房的中间有门洞互连相通；朱在中间，华、李分在东西两头。华所在的那间有四张床，一张床上还“熟睡”着“便衣”（床边没警服）一人，至于是否即为逮捕他们的“便衣”，无从辨认；房门边，坐着一“小青年”（约十二、三岁），权作“看守”。朱在那中间房里，不息地低着头走来走去，正在考虑此案怎么发生以及如何应对等。华、李在房间里不多走动，但也在想着今后怎么对付敌特的追问。
在那“熟睡”着的“便衣”睡醒并离去后，华试着问“小青年”：“能否请你替我买一点烧饼、油条，我还没吃早饭。”他答：“现在快吃午饭了，那还有烧饼、油条卖。”华又问：“附近有没有杂货店，有没有信纸信封邮票卖？”他答：“有杂货店。”华给了他远多于买信纸等的几倍钱，他不只买来信纸、信封、邮票，还替华寄了信，至于是否寄出，不得而知。
朱、华、李关在这里达五个多小时，午饭三人共餐，除“小青年”外，无人监视，他们并未多说话。在“小青年”离开时，朱说：“你们两人什么也不要承认，都推到我身上。”有一次小便，朱、华巧遇，朱说“不要紧张”，华答“不紧张，我托那小家伙寄了一封信。”朱问：“寄出没有？”华答：“难说。”朱又问：“写了什么？”华答：“只说了我们在码头被捕。”
第一次审讯：当天上、下午，石城派出所分别对陶、唐、其他涉案人和朱、华、李进行了审讯。
审陶、唐等，事后得知，他们作了彻底的叛变，把如何参加地下城工部、参加共产党、接受地下交通任务、特别是接受送中大三学生去巢县黄立河等，一一作了“坦白”。
审朱、李、华，先审朱。问：你这次准备去什么地方，答：到合肥。问：到合肥干什么。答：准备到合肥谋事。问：你如何认识陶元贵、唐世贵。答：我不认识他们。问：他们说今天是送你们到巢县黄立河去，时间是今早7时，地点是北河口。答：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乱说。问：你说的都是实话。答：是的。
审李、华，较简单，只问：你可知道朱成学是去匪区吗？答：我们是去合肥女中谋教职，关于什么姓陶的不姓陶的，不清楚。
审毕，大约下午5点多，朱、华、李被押着，走出派出所大门，一眼看去，见到离大门不远处，停着两辆马车，周围麇集了一大批人（约有几十人），熙熙攘攘，有的孩子喊着“抓了三个大学生”，有的叫“他们是共产党”，有的老人说“作孽呵，又抓大学生了！”好几名警察以长枪挥护着让出一条路，朱、华、李气宇轩昂地走上马车。今天一早一晚，他们同样乘着马车，基本跑在同一条路上，心情却很不一样，但无所畏惧几乎没有差别。
到西郊警察局后，朱、华、李身边的手表、钢笔、钱全收走，但把他们关到了同一囚室。此牢房似乎原为一大厅屋，改装后一分为三：左右两侧各有两囚室，中间过道通向前厅。
朱、华、李关入右侧一囚室后，“看守”（狱吏）即离去。整个牢房除他们外，空无一人。他们沿墙角坐定后，以朱为主，抓住了这难得机遇，进行了一次极为重要的交谈：分析了他们当前的处境，探讨了他们应对突变应该遵循的原则，以及如何对待今后面临的考验，从而形成了他们争取变被动为主动的应对突变的谋略。
交谈是朱提议的。他说：今天一天变化很大，完全没想到，有些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我们要利用在一起的难得机会，统一认识，统一口供。华、李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朱说：我也弄不清楚。看来，“交通”出了问题，至于他怎么会被捕，我也不晓得。不管他怎么出卖，我们的身份他并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没有交给他，是由另一条线带到那边的。今天审讯中，我否认认识“交通”，审问的警察说“交通”交代他送我们到巢县黄立河，我答他乱说一起。 华、李插话：审问的警官也谈到“交通”说他送我们去“匪区”，我们说是到合肥女中找工作。朱接着又说：我们是否承认到解放区去，我们口供要一致，不然，敌人会分化我们，各个击破。我看，去“匪区”这点不能不承认，人证物证俱在，很难顶得过去，硬顶反而被动。李、华先后说：你不承认到“匪区”去确实不行，因为你直接与“交通”接头，我们是否可以坚持说去合肥找工作，与你同路，也就起走了。朱说：我与“交通”讲好是送我们三个人去那边，他一定讲了 ，你们坚持说是到合肥，敌人是不会相信的。我认为，我们三人都得承认是到解放区去，承认反而主动。但是，我们承认只能到此为止，绝不能承认是C.P.“新青社”社员、民盟，更不能供出组织，出卖同志。李、华说：当然不能承认是党员、新青，不能供出组织，出卖同志，你放心，我们一定能做到。华说，承认去“共区”也会带来不少问题，首先，敌人会追问：“去干什么？”朱说：这一点我们也要一致起来，是否可以说，我们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有同学介绍合肥女中要聘教员，我们就到合肥去联系；在去合肥的途中，路过巢县去参观一下，看看“共区”究竟好不好。这样说，是否可以自圆其说。李说：敌人追你怎么认识“交通”，你怎么说呢？朱答：我到时候，推到一个人身上好了。华说：现在也要想好，做好准备。朱说：我可以推到张植年身上，是他介绍我认识“交通”的。李、华都认为把张植年拖进我们案子不好；朱说，不碍事，他已经到了解放区，敌人想找也找不到他。华说：你怎么能肯定他已到了那边。朱答：我晓得，他到了那边并有信带回来，信上说安全到达。华又说：有何必要牵连到张植年，你可以随便说一个名字，特务也无可奈何。朱说，造假名不好，特务也不会相信，相反会弄巧成拙。李说：还有一个问题敌人不会放松。就是我们三人是什么关系。朱说：你们是我动员你们去“共区”看看的，既然一起去合肥，也就一起到巢县那边去看看。华、李表示同意。朱接着说，今天机会很好，统一了认识，统一了口供，可以归纳为三原则：第一，我们决不承认自己是党员、“新青社”社员、民盟；第二，更不能供出党组织，不能泄露党的机密，不能出卖同志；第三，我们三人一定要互相信赖，同舟共济，警惕敌人挑拨离间分化瓦解，彼此决不出卖谁。口供定了，不要变来变去。此外，我们还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作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前途。敌人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因此，我们要坚贞不屈。我们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表现不单单是个人问题，还代表着南京学运，是南京学运的面旗帜，南京几千双眼睛都在看着我们。敌人把我们送到保密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一定要坚持，即使敌人枪毙我们，我们也要像一个 真正的共产党员那样坚贞不屈，慷慨从容就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接着，李将文天祥在狱中所作的“正气歌”一字不漏地背了下去。朱又说：假如我们真的走上刑场，我们就要挺起胸腔，跟着我高呼口号。华深受感动地说：“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这时候，夕阳从墙端窗户照射到他们交谈的地方，李就景深情地背诵了史可法五言绝句：“战鼓咚咚响，西山日已斜。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华感动得泪潸潸而下！突然，狱吏顿顿地来到，喊：朱成学搬到隔壁去。他们感到“太刹风景了！”朱无可奈何地迁到隔壁牢室。这时夕阳已西下，牢房渐渐昏暗。
朱迁到隔壁后通过板壁缝隙与李交谈，其中重要的一点：朱说，我们是中大学运的风云人物，这是众所周知的，敌人也很清楚，但我们可以把自己说成是没有参加什么组织的进步群众，刚进步的学生，因为对国民党政府不满，就参加游行示威。敌特有一种老观念，认为共产党一般是躲在幕后指挥，让进步群众出头露面，冲锋在前，我们何不利用其老观念呢？你与老华商量一下。华表示同意，说可以作为-一种策略。这名为“统一口供” ，实为共商应对突变的谋略战略、策略，在往后与敌特的较量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可以说，它赋予他们三人以强大的精神力量。
当天深夜，西郊警察局进行了第二次秘密审讯。先审朱，警官问：你叫什么名字。答：朱成学。问：你是中央大学学生吗？答：是。问：你预备到哪里去？答：到合肥。问：到合肥去做什么？答，我们大学毕业便失业，对现状不满，想到“共区”那边看看，如果“共区”情况不好，那就到合肥当教员。问：你在学校里参加过什么组织吗？答：没参加什么组织，只是当过学生自治会副会长。问：你们哪几个人一起去？答：我和李飞、华彬清一起去的。问：陶元贵等是替你们带路的吗？答：是准备替我们带路的。他问：你怎样认识陶元贵、唐世贵的。答：我只认识陶元贵，其余不认识，系经人介绍认识的。
审华、李，问答大体上与审朱的问答类似，华、李是按照统一口供对答，而且，并未问参加什么组织问题。
7日上午9时许，朱、华、李被押解到保泰街“首都警察厅”看守所，关进与小偷、盗窃、凶杀犯混杂在一起的囚室。此囚室不大，而已关着10余囚徒。朱、华、李进入囚室后，囚徒好奇地问长问短，得知他们是大学生后，问了不少问题：为什么关进来，犯什么法，学校晓得否，并说如果没有犯罪只要学校保释就可以出去；谈到与狱外联系时，说有两个渠道：一是这里三天两头有人释放或移送别处，给点钱可请他们带信出去，送到学校或邮寄。二是这里送饭伙夫给点钱可以帮人不经狱方检查寄出去，信封、纸，他可代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接着，他们三人聚到囚室角落，互相交换了昨夜审问情况后，朱说，统一的口供是可行的，我们还要有思想准备，今后不会这么轻松过关，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要想方设法使学校里知道我们关在哪里，他们知道后定会闹起来，迫使敌人把我们被捕公开出来，不让敌人把我们无声无息地“失踪”，关到“保密局”去。怎样使学校知道我们被捕并关在这里呢？他们联系到“囚徒”刚才的谈话，提出这样的问题：给谁写信呢？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不能给熟悉的同志写信，这会连累他们的。朱说：争取社会关系营救是允许的，可以给亲戚写信，他们收到后就会找学校行政询问，这样组织上也就会晓得。随即，他们花了些钱通过“囚徒”买到信纸、信封，草草写了四封信。当信还没有写好时，在囚室外派饭的“囚徒”来催他们快写，说“伙夫马上要走了！”这样，他们仓促地写完信并交给那“囚徒”前，没能互相传阅，也没给朱看，因而信里向亲戚求救的语气有点过份，以及用词不当没被发现并纠正。而且，也没考虑那“囚徒”这么做是真心助人还是搞的“圈套”，事后也没注意信交给“伙夫”时是否为“狱史”发现、信有否寄出……这些信尽管主观上是企图从秘密渠道(不让狱方知道)寄给亲戚的私人信，但不能不是一个失误，对华来说，为这失误后来付出的代价不小，成为解放后深陷“左祸”、没完没了的批斗、长达10年的“审查”的由头。
当天午饭后不久，看守所警官突然把他们调开，关进三个单人“囚室”，气氛顿时紧张。深夜，首都警察厅先后提审朱、华、李，这是白色恐怖极严重的第三次秘密审讯。
关于审朱的情况，朱在他遗稿上说：看守把我领到一间大办公室，房里有一二十个人(特务)陪审，主审名为“王专员”，一人记录。主审叫我坐中间，问：你叫朱成学吗？答：“是的。”他说：“你来的正好，你早就榜上有名，今天送上门来，求之不得。”说罢，把一份黑名单递给朱看。朱看到他自己的名字旁边，有穆广仁的名字。接着，他说：“你是‘共匪’分子，你要老实交待你的领导人和组织关系。”答：“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参加过什么组织。”他说：“华彬清、李飞已经交待，他们是党员，是你发展他们入党的。”答：“我不是党员，怎么能发展他们入党呢？”他说：“他们都已经供认了，你还狡辩。”答：“他们乱说，由他们负责。”王说：“你们都是年青有为的人，你们虽然这样做，但和前几天你们中大有个同学为了情杀案而被捕是不同的，他没有出息！不管怎么说，你们是出于爱国心，你说对吗？”他接着说：“但不要以为我们对你客气，你要交待组织关系。”答：“我没有参加什么组织无从谈起。”王说：“你这样为‘共匪’卖命，有什么好处。你年纪轻轻的，你枪毙了，他们不过为你开个追悼会吧，何必呢？”旁边有人插嘴，说：“朱同学，快交待吧，否则，你要吃苦头的。”朱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好交待。”接着，王拍桌站起来，说：“那末，我要问你，陶元贵是什么人？”答：“他是跑单帮的商人。”王问：“你怎么认识他的？”答：“我大学毕业，准备到合肥去教书，路过巢县‘共区’，想去参观。因路途不熟悉，由同学介绍，请他带路的。”王再说：“这个同学叫什么名字？”朱故作姿态不肯讲的样子，说“不能讲，讲了，你们要抓他的。”王说：“你讲吧，我们不会抓他的。”朱说：“叫张植年。”朱说完，他就叫朱回囚室。
审朱后，隔了一会儿，审华。审华与审朱有些相同的，不赘；不同之处：王追问华是否共产党员，华说没有参加；他说，朱已供认，华说那是他的事，我没参加，朱也没介绍我参加；王问，你是不是民盟，华说什么民盟，我从来没听说过；王又问，谁要你出来竞选学生自治会主席的，华说，那是政治系同学推荐的，这大家都晓得，你问问我们班上的冯允生(注：三青团小头目)，他可以证明。王最后也拍了桌子，说你太不识相，有你苦头吃！
最后审李。王问的问题与朱、华大同小异，不同的是：王追李是否共产党员时，说朱成学已供认，你还不承认；王并追李飞民盟关系追得最凶，李矢口否认参加民盟。
审完朱、华、李已凌晨4点多。突然，哨子声大作，随即警察全副武装紧急集合，并喊朱、华、李收拾东西到过道集合。他们三人走到一起后，朱得隙轻声说了一句：“到时不要忘记挺起胸膛。”身旁警察并没听懂其含意，只看了朱一眼；华、李懂得朱暗示“可能上刑场枪毙。”随即，一警官指挥约二十余名警察把朱、华、李拥上卡车并围在车前部，陶元贵他们在车尾部。卡车上路后循鼓楼向下关方向驶去。这时天已大亮，马路上不少学生携着行李赶乘公共汽车去下关火车站，朱、华、李多么盼着其中有熟悉的同学能注意并发现这卡车载有其战友驶向“刑场”，从而转告中大在校战友啊！
卡车绕过下关火车站，驶到火车轮渡附近的下关水上警察局停了下来，警察把朱、华、以及陶元贵他们“卸”在水上局接待室后，乘原车返回。
朱、华、李“移监”水上警察局，进“斗室”(一间10平方米多一些的仓库改建而成的牢房，其中分为两囚室，每囚室设固定的够三四人平卧躺着的木板床，床与木栅间只够一人站立，但不能转身)，并受到与外界严格隔绝的管制：二三小时看守(狱吏)轮值一次，坐在牢房门口，虎视眈眈，监视“囚犯”一言一行。
他们入“囚室”后，在床边坐了一会儿(定神)后，即躺下交流了夜审情况，深感他们在西郊局“统一口供”这一着抓得很及时，抢先一步为打退敌方首次猛攻而作了准备，同时强调敌人并不会死心。把他们三人无声无息地从此“失踪”的威胁并未过去。
接着，他们对警厅“紧急移监”行动也作了分析，认为：一、这意味着警方并不甘心首次交锋的败退，还想从他们身上“扩大战果”；此外，也意味警方无意让这次破案“功劳”恭手让人夺去，不会轻易把此案移交保密局。二、更为重要的是，警厅与中大邻近，它感到万一“五二二”事件重现，将极为被动，难以收拾。
朱、华、李“移监”水上局，实际上是警厅把他们寄押此地，水上局只监管，侦讯仍由警厅负责，并派属员黄俊吾坐镇监视，记录他们三人每天的一言一行和动静，逐日上报，并规定：不放风(户外大小便派人跟着)，不得与外界联系，防止走漏消息，夜间双岗巡监。
他们关进“斗室”后，情绪很快表现轻松自若，常常引吭高歌，唱学运中的革命歌曲，也唱如管夫人的“小黄莺儿”……。其实，他们常常思虑的事是：警厅再来猛攻(提审)。在水上局十天里，警厅、特刑庭先后“提审”他们七次。第一次是“主审”找朱“谈话”。王说，警厅到中大没找到张植年其人，“你要老实交待你的组织关系。”答：“我没有参加什么组织，无从谈起。”他又威胁说，你不要以为政府对你客气，前几天委员长一发脾气，不是把一个师长都枪毙了吗？一个师长总比你能干吧！答：我没看报，不知道这个情况。王又说，你过去一贯反对政府，参加罢课，游行示威，你能写个悔过书吗？写了就可以出去。答：我过去所作所为都是一个民主国家人民应有的权利，也是宪法所允许的，没有错，写什么悔过书。王说：你要好好考虑你自己的前途。第二次是主审逼李飞供认参加“民盟”事，还威胁民盟某叛徒要前来对质。李坚决否认曾参加民盟一事。第三次是主审找华“谈话”，主题是劝说华写悔过书，其手法是软化对方意志，“诱君入瓮”。华的对策是按照他们商定的“一个策略”以软磨对软化。王说：你不要误入岐途跟他们走。你不是有很好的姨妈吗？要听姨妈的话。你还有很好的爱人，何必走那条路呢？如果写个悔过书，可以提前释放。华则反复强调没有做错，有何过可悔；为了释放而无缘无故写什么悔过书，不是太丢人了吗？没人看得起，工作也难找。王说：找不到工作，欢迎你与我们一起工作。答：那样人们更瞧不起，不干。这样，不了了之。
水上局12日奉命追查朱、华、李曾否通过这里看守寄出信件泄露他们关押地点，他们巧妙地保护了这位看守。据《中央日报》某记者后来对朱说：“蒋委员长”原来打算把你们秘密处死，“幸亏《中央日报》把你们被捕消息登出，否则你们很危险。”“委员长看到我们登的消息大发脾气。”
16日晚，他们被暗示：明早你们将离开这“斗室”，往“特刑庭”去。他们听到这消息后，心情虽平静，但思绪却不简单：告别“斗室”，关到公开司法机关审讯，不管怎么说，这意味着“长期秘密关押”这种风险基本过去，也标志着他们“三原则和一策略”谋略取得初捷；但也不能不注意到“前途还难卜”，风云变幻莫测，不确定因素太多了，蒋介石两次杀气腾腾的“讲话”，言犹在耳，敌特能就此罢休，特刑庭为军统所控制，其狠毒比之“警厅”有过之而无不及。朱说了这么一句：“不能太乐观，还得作艰苦的斗争！”
挥斥谬言 申张正义
7月17日一早，朱、华、李怀着既“高兴”又“惶恐”的心情走进“首都特刑庭”看守所。直至8月上旬，他们虽与外界隔绝，但已开始有点突破，能风闻到“中大营救非法被捕同学委员会”已成立，营救会数度访特刑庭庭长，提出集体探监要求，为庭方拒绝……
8月上旬，特刑庭检察官顾如纶在看守所办公室提审朱、华、李。顾挨次问了他们三人过去问过的问题，三人所答也与过去所答一样。顾问：“你们想到‘匪区’去投奔共产党？”朱说：“我们大学毕业后，想到合肥去教书，路过巢县‘共区’，想去参观的。”他说：“你们一向反对政府，在学校闹事，你们这些青年人不好好读书，何必走那一条路呢？”朱说：“我们原本没做什么错事，平常和同学一起参加了一些学生运动，这次只不过想去‘共区’参观罢了。”李、华接着说：“我们的确没做什么错事，我们都是年青人，出于热情，要求政府进步。像这种情况，不应该起诉罢！”顾说：“你们别装糊涂了！”说罢，就拿起公文包走了。
8月24日，特刑庭公开发表对朱、华、李的“起诉书”，检察官以“内乱罪”提起公诉：认为朱、华、李“潜往匪区”“窃据国土”，以非法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过去又参加历次学生闹事”，“应处以重刑”，根据是“中统局”等机关“调查”所得捕风捉影的“事实”。
过了几天，义务为他们辩护的律师薛诵齐去狱中看望朱、华、李。薛律师说：“我查看过你们案卷，检察官起诉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去‘共区’参观，一是在学校参加学生运动。开庭时，我将根据法律为你们辩护。”趁此三人在一起的机会，也议论了他们自己如何辩护问题，经商定，以朱为代表进行辩护，华、李补充。后来，他们三人在放风时又偷偷议论了一番：敌特是不会放过我们的，如今我们可以利用公开审判的场合，以自我辩护的形式，申张正义，可以它的宪法为武器向蒋介石法西斯独裁政权开火！
8月23日，特刑庭开庭公开“审判”朱、华、李。他们从看守所押到特刑庭时，路经三女中门口，遇到营救委员会的彭义厚等，朱与彭说了几句话，看守见到他们讲话就来干涉；他们走进特刑庭，看到院子里有几十、上百旁听同学被阻庭外，互相招手示意，朱、华、李内心万分感激。他们被传进庭后，就挺胸昂首走上法庭。开庭后，“审判长”，挨次问了他们姓名、年龄、籍贯、职业后，“检察官”顾如纶起立宣读“起诉书”。读毕，朱答辩说：“‘共区’为中国领土，宪法规定人民有迁徙自由、旅行自由，我到‘共区’参观，是人民应享的权利，何罪之有，至于过去参加历次学生运动，这也是宪法允许的，人民应有集会、游行示威之自由，根本没有犯法，而且，请愿是经中大系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才举行的，本为全体同学的意愿，绝非个人能够策动。有何罪责可言！至于“思想左倾”，不知这是根据什么标准？左倾而为犯罪，又不知根据哪一条法律？说到“不满现实”，可说正是国民对国家忠诚的表现，因为不满，才希望改进，这又犯的什么罪呢？总之，“起诉书”上所讲诸事，我们既无“意图”，更无行为，实在构不成所起诉的“危害国家”的罪名。经此一驳，检察官只好先退庭走开了。审判长问：“你参加罢课游行示威，不是反对政府吗！？”朱辩说：“政府使得内战频仍，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人民应有批评政府的自由！”审判长又问“那末，你和陶元贵是怎么认识的？”朱说：“陶元贵是跑单帮商人，因我们到巢县‘共区’的路不熟悉，请他带路。由我同学张植年介绍认识的。”接着，审判长又问华、李关于去解放区、关于是否共产党员、民盟，是否参加五二〇等。华、李均按统一口供答辩。最后，辩护律师薛诵齐说：“朱、华、李三人他们过去参加学生运动，现在到‘共区’去参观，都是法律所允许的，何况他们都是青年学生，政府应本着爱护青年之意，宣判无罪。”遂即退庭。
8月28日，特刑庭开庭宣布“朱、华、李”案判决：“朱、华、李”以“共同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而预备着手实行”的罪名，判朱有期徒刑六年，褫夺公权六年，华、李各有期徒刑五年，褫夺公权五年。审判长还说了一句：如不服本判决，在十日内可上诉最高特刑庭，说罢就退庭。
回牢后，朱、华、李商议：上诉还是不上诉？他们这样分析：敌人没抓到他们主要问题，就这样也可以了。反正，五六年差不多，而且，敌人快完蛋了，坐不了多长的牢。但是，考虑到不上诉，表示他们认罪了，这在政治上不利，还是应该不服上诉。决定后，通过探监同学和营救委员会商量，他们表示赞成。于是，他们写了不服上诉的状子。不几天，听到检察官顾如纶也不服原判上诉。据闻，这是国民党最高领导的意思：量刑太轻，应判重刑！
10月间，中央特刑庭裁定，认为事实不清，发回更审。10月底、11月初，特刑庭重开审判。对华、李审问依然如故，但对朱审讯时，审判长问：你是“共匪”城工部的秘书吗？朱答：“不是。”他说：“在城工部，你不是做过记录吗？”并拿出一些文件向朱幌了一幌，说：“有此为证。”朱一再说：“没有这回事。”他说：“你写个名字。”朱用毛笔写了朱成学三个字。审判长拿去以后，就和左、右审判官交头接耳说了几句话后，说：“笔迹完全相同啊！”左、右都点点，随即退庭。事隔不久，又开庭宣读最高特刑庭判决：判处朱有期徒刑十二年，华、李徒刑五年不变。判朱重刑根据：“共匪”城工部秘书。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极其卑劣的伎俩：捏造事实，诬陷迫害！
朱成学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在敌人如此阴险狠毒的诬陷面前，他仍然若无其事，对华、李说：不用多久，我将与你们同时出狱。
狱中英勇抗争护战友
1948年9月29日晨间放风，看守宋吉祥趁“犯人”在庭院自由活动时，突然闯到“勇”字牢房搜查。这时，华正在院子里盥洗，忽听有人喊叫“搜号子”，就匆匆赶回牢房，看见宋在彭原(被捕前为南京地下市委工委委员)的地铺上乱翻一气，并从彭原的被子底下搜到一本昨晚华给彭原传阅的进步杂志(由与华关系较好的另一看守秘密买来)。这时华意识到，如果杂志被搜走，后果不堪设想，不仅会使已在保密局上了多种“刑”的彭原受到新的迫害，还会连累同情华的看守。于是，他急中生智，快步上前，猛地从宋手中把杂志抢了过去，说：“这杂志是昨天我接见家里人时送进来的，已经所里检查过，你为什么拿走？”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宋愣住了。宋定了一下神后，反问：“我为什么不能检查？”华答：“查号子是值星官的事，你有这个资格吗？”宋结巴着说：“我去报告值星官！”就恼怒地跑走了。此时，彭原和同牢难友已回牢房，也看到了此事，华与彭原立即将那本进步杂志塞到了牢房门口大便桶底下，并急忙找到一本《中华教育杂志》顶替。倾刻间，值星官杨濂与看守朱吉祥来到，气势汹汹地质问。华将事实经过说了一遍，并指着盖有看守所“验讫”印章的《中华教育杂志》说，“经过检查的东西再搜走，是没有道理的。”杨濂无可奈何地说：“你应该好好说么，为什么抢呢？态度要注意！”
9月30日，特刑庭根据看守所报告，开了专庭审判，认定华彬清“品性恶劣，不守所视，并有唆使群犯围殴看守，企图暴动之行为”，对华加了手铐、脚镣，关进黑牢，与患重病的重犯同睡于潮湿的泥地之上，并罚停止放风，庭审时华拒绝签字。事后，彭原报告事情真相⑦，经众多狱友向看守所长周灏(事发时休假)“说情”，所长认可。11月2日经特刑庭长司法行政部长核准除镣，恢复在监自由。狱方之所以给华加戒具，主要由于狱方深感华在牢中太“活跃”。
①国民党“首都警察厅”档案记载：“首都警察厅指令，西效警察局三汊河警察所朱成学等奸匪谍报组织一案，各员警殊著功绩，巡官陈攸康、黄焯生除由本厅各给奖状一件外，并应报请内政部颁给警章。”此外，警员、警长、所长、刑事科长、局长共19人或记大功、或记功、或嘉奖。（摘自《匪首都特刑庭处理朱成学等七人共产党嫌疑的案件摘录》1948年7月，江苏省公安厅档案特号5，目录号7，卷号3350）
②参见本书所载《我们怎样搞出“黑名单”的》一文的注①。
③《破获陶元贵等奸匪谍报组织案报告书（1948.7.10）》，1948年7月，江苏省公安厅档案特号5，目录号7，卷号3350。
④陶之贵在“首都警察厅”的供词中说：“他与那个人（指朱成学）第一次接头是在太平路新闻报馆门面。”
⑤陶元贵在“首都特刑庭”羊皮巷看守所关押期间曾说过：当时去安徽巢县并不是没有轮船，而是因为跑这次交通的钱，周大才还没有给我。
⑥与朱、华、李他们同一批撤退到巢县黄立河的还有另外三人（王国庆、郭万功、丁潮润），他们的交通员为唐世贵。这情况，当时朱是知道的，但在狱中朱没讲过，因此华、李直到解放后很久才晓得。
⑦见：《刑事申请》，收集在国民党“首都特刑庭”档案总171号，现存在第二历史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