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
“N.D.Y.”和《塞上草》
我选择经济系，是因为在中学时读了一些社会科学的书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了一点皮毛知识，想在大学好好学学《资本论》。等到进了大学，完全不是自己原先想的那个样子。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不承认有剩余价值的，他们所讲的那一套，无非是为资本家如何获取最大利润进行论证。学了四年，最终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论是一个工厂还是一个公司，如果不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中，剥削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只能造成两极分化，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样的经济学我不愿继续钻下去，于是从象牙之塔走出来，开始参加一些进步的学生活动。
1944年蒋介石的部队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在日寇面前一触即溃，千里狂逃，让敌人的魔爪竟伸到贵州独山，陪都重庆深为震动。这种状况促使重庆地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迅速发展，在高等院校，民主气氛也浓厚起来。大约在这一年的夏季，我参加了“立社”。“立社”实际是党的地下团组织“N.D.Y.”（即新青社）的外围组织。不久，我又经黎统元同志介绍参加了“新青社”。
黎统元同志后改名黎觉，湖北通城人，思想进步，为人热情，乐于助人，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早去，令我深感惆怅，也令我深切怀念。1946年春“新青社”向党输送进步学生的活动中，他是做了许多工作的。我和他在初中、高中、大学都是不同班次的同学，相识很早，但真正成为深交，还是在1944年以后。在我们之间，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他有时遇到为难的事来找我商量，我都尽力予以协助，从不推辞，我们在一起的活动很多，这里只说一件事。“立社”决定由他负责办一个墙报，取名《塞上草》，他要求我帮他共同来办，我答应了。这个刊物的第一期的发刊词是我写的，以后每期我都写过稿子，帮他改过稿子。我记得发刊词有这么几句话：别看塞上草那么嫩弱，那么纤细，却能顶风沙、破砾石，茁壮成长。这话的意思是很明显的。想不到以后我派来新疆工作了一辈子，真的成了塞上的一株草，在这黄沙弥漫的天地里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
在《晋绥日报》的一段生活
1946年夏我和一些同学到张家口附近的宣化农村，参加土改工作。这时才开始接触农村，开始了解农村中的阶级关系。从诉苦会上明白了北方农村贫雇农的苦难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从而也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刻意义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
这一年9月，我和马萍分配到《晋绥日报》工作后，对解放区的认识更加深入了。我亲身体验到晋西北的艰苦生活，亲眼见到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在这穷山沟里是怎样工作和怎样生活的。当记者的，常年背着背包深入前线，深入农村，进行采访；当编辑的，在稿源不足的情况下，无所谓白天黑夜，来了稿件便忙起来。他们对报纸上的每一条消息都十分认真，每隔一段时间便检查一次，特别对政策性的问题尤其严格。在试行土改期间，报纸上的按语，在下面起着指导作用。《晋绥日报》是一张四开小报，在解放区却有很高的威信，受到过毛主席的表扬，这是他们辛勤认真工作的结果。
在生活上这批人特别能吃苦。他们常谈到1942年边区最困难时，吃不上粮食，只好拿喂牲口的黑豆来给人充饥；在他们看来，现在能吃上窝窝头，便已经很不错了。他们没有一文钱的工资，每年还要完成上面分配的生产任务，利用农民不种的边角荒地，开垦种地，产品全部上交。报社位于兴县高家村，经常有从前线下来的伤员经过这里需要运送，这个任务又落在了报社职工身上。他们对我们新从大后方来的几个大学生给予尽可能的照顾，而对自己则很严格，如果有谁稍失检点，便会受到批评。几位领导同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在这种环境里，我学着编稿，学着种地，也跟着抬担架，送伤员。除此之外，在我内心更萌发一种激情，多少夜辗转反侧，不得入眠，我想着自己走过的道路：感觉到这穷山沟里有一种力量折服了我，自己只不过多读了几天书，没有什么清高之处值得骄傲；相反，正因为贪图多读几天书，才显示出自己觉悟迟，起步慢；我要参加这支队伍，与他们一道战斗，为实现同一目标奋斗终身。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提出入党申请时的心情。其情其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扎根边疆，战斗到底
一张羊皮过玉关，四十三年弹指间，
从此借得春风力，依依杨柳满天山。
这是我在四年前祝贺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成立43周年的座谈会上的一首即兴之作。抚今追昔，慨然有感，由残破的面貌换为灿烂的新颜，饮水思源，功归于党，归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来新疆47年，经历了一些事情，做了一些具体工作。这里我只想就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感受与思考。
一是自然环境与经济建设的问题
新疆由于高山环抱，远离海洋，气候异常干燥，成为欧亚大陆干旱中心。这里的国土面积有166万平方公里，沙漠占了1/4以上；耕地有4800万亩，盐渍化的面积也占了1/4强。沙漠化和盐渍化成为吞没新疆土地资源的两大祸害。解放以后，这两大祸害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而且有日益加剧之势。一方面新疆的农业有很大的发展，这是事实；另一方面新疆的两大祸害也在肆虐，这也是事实。以土地换粮食的生产方法，为什么由古代沿袭至今，并无二致，原因何在？在这著名的丝绸之路上：“不悲楼兰今不见，只悲楼兰屡重现”。我带着这些令人惶惑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于1982年亲自实地考察，沿着塔里木盆地走了一圈；1984年又对和田绿洲组织了一次多学科的重点考察：我终于弄明白了一个道理，即新疆的绿洲是怎样变化的。新疆绿洲变化的规律大致是这样：由于自然的因素或人为的因素引起河道的变化；然后由于河道的变化，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然后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引起沙漠（或盐碱）分布的变化；然后由于沙漠（或盐碱）的变化，最终造成绿洲的变化。说简单点，由于水的分配的变化，最终引起绿洲的变化。河流下游的老绿洲消失了，河流上游的新绿洲又出现了，人们立足的基地被迫逐渐推向盆地周边几条大山的脚下，于今有些地方已经到了无处可迁了。引起河道变化的两种因素，从解放以后的情况看，人为的因素是主要的。开发农业，必先开发水利，而在开发水利时，只顾农田的需要，不顾生态的需要，结果存在了千万年的罗布泊消失了，多少条内陆河流尾闾绿色走廊不见了。
如何才能保住绿洲，发展绿洲，而又有利于生态环境，关键在于管好水，用好水。水利工程是以人工河道代替自然河道，以人工湖泊代替自然湖泊，这就必然会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因此必须站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使二者达到良性循环。只有这样，绿洲的经济建设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是关于新疆历史与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问题
远在两千多年前，我们伟大的祖国就已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新疆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缔造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中华民族。在新疆，绿洲分散，交通闭塞，远离内地，一点不通，则全身不遂。这种状况，使绿洲与绿洲之间，边疆与中原之间，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形成了互相依存、血肉相连的关系，相通则共同繁荣，相隔则彼此受害。长期的实践给各族人民带来真知：凡是统一的时候，则人民安居乐业，经济文化交流畅通无阻，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凡是战祸频仍，彼此隔绝的时候，则人民颠沛流离，民生凋敝，社会倒退。这是为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的炮舰打开了古老封建中国的大门，从此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新疆地处边陲，更加深受其害。新疆各族人民为了求得解放，与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一道进行了百余年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最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新疆与祖国同时获得了新生，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1955年，按照党的民族政策，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新疆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解放四十多年来，新疆的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各族人民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民族团结，社会安定，边防巩固，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在这四十多年里，新疆境内也发生了一些不应有的恶性政治事件，由隐蔽的反革命活动，到公开的制造爆炸恐怖案件和反革命武装暴乱，样样都有。大量的事实说明，新疆民族分裂活动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现实。最近中央指示：目前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主要危险，来自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的不法活动。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反革命活动，采取了十种特殊的手法来为分裂制造舆论，这就是肆意歪曲、篡改、伪造历史，企图以此“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独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他们完全否定祖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说中国的疆域从来就是北不过长城，西不过黄河，说维吾尔自有人类以来就是居住在新疆的主族，它的历史比埃及还要早五千年；他们有意撇开古代各民族之间和睦共处互相往来的历史主流，专门渲染夸大各族之间的不和或战争，来挑拨今天的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对立，反汉排汉；他们把历史上主张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人物，骂为“民族叛徒”，把闹分裂搞阴谋的野心家，则称之为“民族英雄”，如此等等。他们把这样一些货色的言论，私自翻印散发，广为流传，欺骗毒害那些缺乏历史知识的人们，有的还以讲课为名来毒害青年学生，有的披着宗教外衣，拿来宣扬“圣战”。由此不难看出，历史学在新疆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历史学在新疆成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破坏民族团结的斗争，维护祖国统一和破坏祖国统一斗争的重要领域成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破坏党的基本路线斗争的重要阵地，成为新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事业。
总起来说，我的体会是：对新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特点理解得越深刻，党在新疆的各项工作就会作得越有成效。我根据自己在新疆工作的亲身感受，曾就这两个方面发表过若干篇论文，参与编写出版了几本有关地区经济和地方历史的著作。
由当初倡办《塞上草》到今天深深扎根边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由一株小草发展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这棵树将与天山的松林结合在一起，为捍卫和建设祖国这块六分之一的国土，继续战斗下去！
（1996年7月28日于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