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蕴
人民战争正义的车轮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南下，到淮海战役之后，百万雄师已屯兵长江北岸，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南京，只待中央一声令下，便杀过长江去，解放南京！而此时处于国民党政府心脏、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广大爱国进步学生无不欢欣鼓舞，渴望在迎接南京解放的斗争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下面撷记我在中央大学读书时迎接南京解放中的若干片段。
应变护校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在军事上已经彻底失败，首都南京岌岌可危。1948年底，中央机关纷纷迁逃广州。1949年1月，中央大学校长周鸿经在校务委员会上提出迁校福建，遭绝大多数爱国教授反对，最终被否决。周绝望之余，竟弃全校师生于不顾，与训导长沙学骏、总务长戈定邦卷款潜逃，使全校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值此危难之际，在中大地下党的领导和支持下，成立了以进步教授梁希、胡小石等组成的校务维持委员会和学生应变会。校维会作为行政领导机构，取得了合法地位，并向当时李宗仁政府争取了一批经费，用以购买了足供全校师生食用四个月的粮食，使师生情绪稳定下来。应变会作为群众性组织，负责动员组织学生参加应变护校。校维会和应变会互相配合，维持了学校正常的学习生活秩序，保护了学校财产和师生安全，把一个完整的中央大学交给人民。
应变会设有组织、宣传、保卫、文化、生活福利等部门。我在应变会参加了保卫组纠察队的工作。
作者程光蕴（二排左三）1948年报到时与中大农业工程系老师同学合影
当时，我在中央大学丁家桥分部（即现在南京化工大学和铁道医学院所在地）读书。丁家桥分部包括农学院、医学院、理工学院一年级，还有一大片活动房屋构成的教职工宿舍、大学医院和占地数百亩的实习农场。南起丁家桥，北抵许府巷，地域广大、围墙低矮，管理混乱，盗贼经常出没。继1948年两次大搜捕之后，1949年1月又发生军警闯入校园抓走学生的事件，师生人身安全毫无保障，教职工及其家属更担心战乱时期散兵游勇和流氓地痞趁火打劫。因此，整顿校区秩序、加强治安管理是应变会保卫部门的首要任务。
保卫部门首先整修围墙，堵塞缺口，严格校警和门卫管理，同时建立一支以纠察队为骨干、广大同学志愿参加的治安队伍。他们每日晚饭后在各个校门口盘查出入行人；在储存粮食和重要物资的仓库近旁设立岗哨；将校区划分为若十片，每个片内组织夜间巡逻。巡逻队每队一人，其中一人为纠察队员，其余二人为志愿参加者，巡逻队配备有木棍、电筒、警笛，还有从校警队借来的，已经报废的装有刺刀的79式步枪。每天分上半夜和下半夜两班，交班时应变会供应夜宵。我除参加值班、巡逻之外，还协助纠察队安排志愿者。纠察队站岗巡逻之后。抓到过几个翻墙入内的小偷，家属区失窃现象也减少了，治安情况大为改观，获得了广大师生的嘉许。有些老教师要求参加巡逻放哨，与同学“同甘共苦”，还有的教职工家属煮了面条端给岗哨上的同学吃，以表示对同学的感激与慰问，情形十分感人。
为了解决围城期间（起初，许多人都认为国民党军队将作最后的抵抗）的副食品供应，应变会号召在校园内开展大生产运动，由我出面向农业工程系借出了刚从美国运来的一批大型农业机器。我们短短几天就完成了垦荒任务。
由于广大师生积极的支持，应变会各个部门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学校得以保持正常秩序。全校师生在应变护校中平稳地度过了“非常时期”。
“突击”壁报和社团活动
中央大学盛行自由结社，除剧团、合唱团等专业性团体外，数量最多的就是壁报社。观点相近的同学，少则二、三人，多则十余人，自写自抄，就能搞好一份壁报。丁家桥一千多学生，壁报就有几十种。大家各抒己见、百家争鸣。
丁家桥的新生大部分住在木平房内。我们的房间共有十一人，理工农医学院的都有。我们有着多种不同的政治观点，邻桌农经系的孙君和医学院的蒋君都是基督教徒，孙蒋二人不仅吃饭睡觉前跪拜祷告，而且频频向我们宣扬世界末日已经临近，众生都应参加弥撒求得解脱。经过第一学期的相互了解，第二学期一开学，我和中学同学陈定武，同室的屈义艮、顾克诚及邻室几位观点相近的同学决定自办一份壁报，取名“突击”，推选陈定武为社长，我担任总编辑，通过壁报动员同学应变护校并表达我们对当前时局的观点。
当时，陈定武和我已由土木系地下党员张铭官介绍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新青社”。我们从张处经常得到一些秘密传阅的油印小册子，如新华社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新民主主义论》《群众》等，以及介绍解放区学习生活片段的资料。张铭官本人有时也写稿或向我们推荐稿件。因此，“突击”壁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党的声音。
“突击”壁报对校内当前的重大问题能及时加以评述。如应变会成立之初，“突击”斥责三长卷款潜逃，号召同学们积极参加应变护校；在大生产运动中描述校园内轰轰烈烈搞生产的场景；开辟和平问题专栏，评述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用中外战争史上惩办战犯的实例驳斥“惩办战犯是对和谈缺乏诚意”的论调；批判以长江为界分而治之的错误主张；鼓动同学们参加争取真和平的游行；声讨制造“四一”惨案匪徒的暴行等。除此以外，我们还在壁报上摘登过一些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介绍苏联现状的材料。“突击”以其观点明确，内容丰富，结合实际而受到同学们的关注。在丁家桥校区数十个壁报社成立“壁报联合会”时，“突击”被推选为常务理事。
解放后，《新华日报》很快复刊，利用壁报宣传鼓动已无必要。五月初，为团结广大青年，在党组织的指导下，以“突击”社、“钢铁”社两个较大社团为基础，联合其它几个小社团组成一个新社团“真社”。陈定武被推选为首任主席，我当选为学习委员。真社组织社员学唱革命歌曲，组织社员在被开垦的土地上种植蔬菜和黄豆，以社团身份参加校内篮排球比赛……
八月份之后，社员陆续参与了校外活动。不久，中大开始建团，真社中有十余人首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至此，社团已完成了其历史任务，乃于暑假结束后宣告解散。
“四一”惨案
三大战役后，为了赢得喘息时间，蒋介石发出元旦求和文告，并随即“隐退”。1月10日，中共提出了惩办战犯、废除伪法统等八项和平条件。为了迫使反动当局接受中共八项条件，南京大中专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斗争。
3月29日是国民党政府法定“青年节”，我们去四牌楼中大大操场参加南京大专院校营火晚会。各校此起彼伏，轮唱“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剧专演出了讥讽反动当局的活报剧，剧中的蒋介石惟妙惟肖，丑态毕露，引起一阵阵哄笑。会上通过了南京大学生大团结争取真和平宣言。会后决定4月1日举行全市大专学生“反对假和平、要求真和平”大游行。
4月1日早饭后，丁家桥同学举着横幅、标语牌、小旗，携带油印传单、歌曲、宣言整队前往四牌楼大操场，与金陵大学、剧专、政治大学等十个学校的队伍汇合，经成贤街、碑亭巷向总统府进发。参加游行的人数有六千多，其中包括数百名教职工，中大校维会胡小石教授等人也紧随游行队伍之后。
主席团进入总统府递交请愿书，提出反对假和平，要求真和平；释放被捕同学等要求，坚持要求李宗仁出来答复。后确知李宗仁已去机场为和谈代表送行，于是大队上街游行。
中大的游行队伍以“反对假和平，要求真和平”的横幅为前导，抬着大幅漫画、标语牌。宣传队员一路散发传单，演唱自编的歌曲。纠察队员戴上袖章，在游行队伍两侧巡查、防止外人混入游行队伍，还要为宣传队员清理场地，确保游行队伍的安全。大队一路唱歌，一路高呼口号，市民驻足围观，索取传单，对学生们的行动投以赞许的目光。国立政治大学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院，也即是国民党的中央党校，他们从来不参加反政府的学生运动，今天也有百余人参加游行。这充分说明国民党反动派已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游行队伍从大行宫、新街口到鼓楼，而后各自返回学校，一路上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下午1时半左右回到丁家桥吃午饭。
傍晚时分，传来剧专及中大校本部学生遭袭击的消息。随即大批伤员送入丁家桥大学医院。
反动当局的手段十分狡猾。对付这次游行，他们采取“让过大队，袭击小股”的策略。游行结束后，乘车返校的剧专同学在大中桥遭到反动“军官收容总队”的袭击。总队收容的全是淮海战役中溃散的下级军官，他们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反动当局正好利用他们充当打手。同在城南的政治大学（现省委党校所在地）首先得知剧专同学遭到袭击，立即携药品乘校车前往支援。政大司机陈祝三只因积极抢救伤员，便遭匪徒愤恨，被匪徒拖进收容总队大院里残忍地殴打致死。
剧专突围同学跑步到四牌楼报信。中大同学十分愤慨，但考虑到直接与暴徒对峙不能解决问题，便决定就近向总统府请愿，要求当局严惩凶手。当学生们静坐在总统府前时，打红了眼的军官收容总队暴徒们竟乘几部卡车赶到了总统府，一下车就用铁棍、木棒向学生们打来，棍棒乱舞、血肉横飞，大批学生倒在血泊之中。
总统府前受伤者近百人，被分送各医院救治。许多轻伤员被安置在我们宿舍的空余铁床上。4月2日，中大物理系程履绎同学因伤势过重而死于鼓楼医院。中大电机系成贻宾同学起先住在我们宿舍，后伤势恶化，虽有大批同学为其献血，终因肝脾破裂而于4月19日去世。
4月1日当晚，中大就“四一”惨案通电全国，举国愤怒声讨。4月11日，在中大礼堂为遇难者举行了追悼会，我代表农学院一年级同学撰写了一幅挽联。这次追悼会开成了一个控诉反动派暴行的声讨大会。
“四一”惨案付出了死三人、伤百余人的沉重代价，但在促使人民去掉幻想，认清反动派假和平阴谋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毛泽东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中对此作了充分肯定。
“四一”之后，在全国愤怒声讨中，迫于群众压力，也出于北京和谈中有必要作出某种姿态，李宗仁政府于4月13日在南京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反动派在上海和重庆解放前夕屠杀了大批政治犯，可以说，“四一”运动在促成当局释放南京政治犯上也起了巨人的作用。
4月20日晚，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是夜，江北火光冲天，枪炮声通宵达旦。22日，解放军攻占了江浦县城。这一天，中山北路上各种车辆装满行李奔向城南；下关车站和电厂传来阵阵爆炸声。当晚，我仍然参加了通宵巡逻，随时关注情况变化。23日上午，各个路口的交警都没有了，路上到处是拥挤的人群，除少数香烟摊和小吃店外，所有店铺都关门打烊。走到保泰街，只见不少市民从敞开的首都警察厅内拿着钢盔和刺刀出来，个别市民端着步枪朝天放枪，全市一片混乱。原来国民党已于22日仓皇出逃。
23日晚，我继续参加通宵巡逻。十时许，遇到几个南京二中的学生，述说三牌楼某军用物资仓库大门洞开，空无一人，他们已派人看守，请中人派人协助，我把他带到应变会值班人员处。凌晨二时，我们巡逻队到应变会休息，值班人员告诉我们“新街口已经有解放军了”。我立即奔到宿舍把这一特大喜讯告知还住睡觉的同学，宿舍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
黎明时分，我结束了巡逻，立即奔向校外。路过丁家桥校门时，看见几个穿黄军装的军人正在收缴校警队的枪支。走到山西路口，只见背着枪支和背包的解放军战士分成两行沿左右人行道边缘向新街口方向行进，南北都看不到尽头。旁边的市民说：“队伍已经走了一整夜！”我们聚集在人行道上唱起了：“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
一轮朝阳终于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
（程光蕴口述，张浩军整理撰写）
（《光荣历程 东南大学老干部革命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