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明（文澍）
我在重庆中央大学时期入党，有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革命组织培养的基础，可以这样概括：生逢离乱苦前瞻，大地春回马一篇，黑雾压城何所惧，育英一代校园看。为此，我之所以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献身无产阶级革命是有前期的教育和培养。
“八·一三”日寇进占上海，轰炸南京后，我随学校迁到重庆沙磁区，事前我曾嘱咐南京学联的战友沈商家，先期带着组织关系到重庆联系，因而我同另一学联同伴熊德邵很快和秘密的重庆市各界救国会负责人漆鲁雨——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工委书记接上头。当时国民党限定学校只能以整个团体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学会等小团体组织不能参加。市救国会希望中大成立全校性的学生会，成为市学生界抗日救亡的主力军之一。于是我们先期到达重庆的学联成员十余人，为了取得同学们的拥护，先成立入川同学服务团，办理同学到重庆的生活指导和宣传抗日救亡形势，从而深深地受到同学们的拥护，对于“三八”节、“五一”节、“九一八”等有纪念意义的节日都在全区起了带头推动作用。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到校的全校同学的大会，提出并通过了成立全校性的学生自治会，积极参加重庆全市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并成为沙磁区主要的活动力量。应该说明，学生自治会的成立是根据当时“八一宣言”的精神，事前和校内三个C.C.派和一个复兴社组织的负责人进行磋商，并给他们干事会的一定的地位，但是主要领导权掌握在秘密学联手上。当时由熊德邵任学生会主席，我为学术部的部长，这次学生会的成立是在罗家伦未到校之前成立的，校方无法阻止。
学校定居沙磁区之后，市各界救国会总会中要中大出人负责区救国会总干事职务，推动全区工农商学兵各界抗日救亡活动。经过学联领导商量，因为我懂四川话，由我负责，于是除在各种救亡活动中联系各大中学校、农场、工厂中的救国会成员的组织活动外，并在磁器口办起了民众夜校、失学青年补习班、沙坪坝民众夜校，从而组织一批学联成员参加活动，扩大了接触群众展开宣传救亡活动的机会。当时沙磁区是重庆市的文化区，包括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省立教育学院。省立药学专科、省立女子职业学校、南开中学、工科高中、大众职业学校、还有纺纱厂、织衣厂、炼油厂等单位。
同时，校内学术活动恢复了南京时期的各个学会，并相应增加了经济地理研究会等，当时在市区和沙坪坝的游行示威以及宣传队、话剧队，墙报组织等活动中，中大学生参加学联领导的活动约有400人，培养了一大批的积极分子，坚持了学术会的工作。以上说明我经历了社会革命形势的催醒和秘密学联革命活动的教育，使我日益坚定了加人中国共产党的决心，誓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到底。
在南京市我通读了沈志远著的《政治经济学》两遍，领悟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武汉候船的时候又读了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因此对社会发展史逐步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为此，在南京加入秘密学联时，先是写了入党申请书，党员朱家騟告诉我，先在学联考验后入党。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逐步靠近党的。
日寇攻占武汉和长沙后，党中央周恩来同志负责的南方局设在重庆。当时是大量发展党员时期。1938 年5月孙运仁同志找我谈话，介绍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说你在南京时期写过入党申请书，但当时没有成立党组织，这是第一次正式成立支部，我正常激动地表示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同时川东特委上级杨述同志指示，党决定党组织直接领导群众组织，对秘密学联的双重秘密组织性质予以取消，决定把区救国会内的主要骨干个别介绍入党。为此，我介绍重庆大学的曹自明，周恒大入党，省女子学校曾洁入党。
第一届支部书记是孙运仁，委员不详（当时是个别联系的），第二届支部由于孙运仁是毕业班、书记由史鉴升担任，熊德邵是组织委员，我是直传委员。可是发生突然事件，支部领导人史鉴升和另一党员雍桂联名提出退党，经过各级领导直至南方局领导教育说服，都未打消，坚决退党。理由：（1）许涤新写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学行不通。（2）国民党那么多大炮飞机，革命怎么革法。（3）像砖头那样厚的书你读过几本，毕业后你怎么办。这些话都是史鉴升亲口对我说的，并劝我不要太幼稚天真。我回答：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十年，没有打败共产党，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仍巍然屹立。史避而不答。后知，史本是国民党上将军官的儿子。南京学联曾利用他搞公开活动。但孙运仁吸收他入党是错误的。雍桂更为狂妄地提出：要在国民党、共产党之外成立第三党。此两人是校内最高年级的学联成员，对当时工作撒手不搞，对团结战斗影响很大，涣散了活动的凝聚力。为此，川东特委书记汪平同志（即廖志高，解放后任四川省委书记），亲来中大开会，由直接领导中大支部的杨述同志介绍史雍二人退党的情况，汪作了结论：“入党自愿，退党自由”这是党的原则。经多次劝说无效，决定两人退党。
接着汪平同志在沙坪坝小学开了“支干训练班”，提高当时各支部领导的工作水平。会场由蒋宁在大门外织毛衣放哨，另一位教唱救亡歌曲的教员方驰辛对当地宪兵队教救亡歌曲，以吸引宪兵的注意力。
这时学生会主席熊德邵已代替史鉴升任第三届支部书记，我任组织委员，另位丁靖宇在管传委员。学校决定把畜牧兽医系迁成都，熊是这个系的学生、不得不离开学生会主席的位置。熊走后1938年8月，第四届支部书记由我担任，丁靖宇为组织委员，曹诚一（女）为宣传委员。很快开学，党员只有6人。其中陈维城尚未到校。陈松龄同志患肺气肿不久病死。陈在重庆当选为全国音乐协会主席，大力提倡救亡歌曲不幸病死，是我党很大损失，我亲送葬于歌乐山顶。这时由于我一直在区内搞救国会工作，刚回校担任支部书记，学联许多同学很不熟悉，处于人手少，工作开展困难的局面。当时经杨述同志同意，积极吸收学联积极的同学入党。这样吸收了石山（靳吉甫）、陈元晖、曾联松、孙少礼（女）、孙幼礼（女），经个别宣誓，由杨述批准入党。后石山在党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科委等处工作。陈元晖是北京哲学研究所所长，曾联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设计者。孙少礼是柏溪分校的支部书记，解放后在北京中央出版局等处工作。张仲明为分校支部委员，解放后任渝州大学校长，王继纯解放后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孙幼礼解放后在轻工业系统工作。刘兆丰同志也是当时组织的骨干，解放后任四川省计划委员会的主任。
杨述同志传达1938年党中央白区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我建议把救亡活动中比较暴露的同志和新发展没有暴露的同志分成老新两个支部，除书记个别联系外，其他都互不来往。于是以石山为首建立新支部，于纯德（女）、叶夫超，从校外转来的黄天华（女）等都属新支部，此外郦新（女）也属新支部（系我介绍）。这样中大支部开始正常地开展工作。杨述同志通知：中大支部系县级待遇，直接由南方局青委领导。柏溪分校支部由校本部归我直接领导。
沙磁区的原救国会解散后，党成立区委，第一任区委书记是蓝毓钟，第二任调来的书记是陈实。因为陈不熟悉地方情况，陈提议我调区委任组织部长，那我只好去了。我因此11月到区里搞区委工作，12月陈实同志调走，区委书记由我接任。杨述同志通知：区委是县级，受川东特委青委直接领导。区委对中大支部是双重领导关系，但只同支部书记联系。
1938年10月末，当学校迁到沙坪坝时，日寇大举进攻并占领武汉，重庆人心惶惶，因而教授无心教学，学生无心上课，感到前途渺茫。1939年上半年在孙运仁时期入党的陶大镛向支部提议：邀请周恩来到学校作形势报告，支部反映到区委一致同意。在周恩来同志同意后，由校内支部在罗家伦离校回家时贴出海报“欢迎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做报告”，区委动员全区各大中小学、工厂、农场党员和群众来听报告，当时有3000多人挤满大食堂，室外墙上也坐满了人。头一天我找梁希老教授（全国解放后，任第一任林业部长），请他约了一些老教授早点到会场围坐主席台前排。我们约请当时中大法学院院长马洗繁教授主持会议，到大门外迎接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和邓颖超只带一个保卫战士，轻车简从到会场，讲的题目是“第二期抗战形势”，大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他指出：“第一期是敌进我退；第二期是相持阶段，准备反攻；第三期是我进敌退，反攻阶段。”会场上老教授连连点头，全场多次掌声不绝，就连反动派派来的学生也微微点头，报告的影响极大，给听众树立了胜利的信心。
在周恩来同志报告后，很多学联积极分子表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候，雍文远、徐传硅立即要求入党。又在党支部活动的沙坪坝校本部，蒋宁、方驰辛都要求入党。
但是学校当局并不甘心失败。周副主席报告后半月，1939年1月上旬，在校内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对学生自洽会的一切活动都采取对抗做法，实际上是同我党领导的学生抗日救援活动对抗。他们也组织晨操，成立演讲队、歌唱队、话剧队，纪念日同样上街游行等等。在一切场合，同我党领导的活动争夺群众，争夺学生会的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党的隐蔽精干方针，党的力量和外围学生转到以搞好小型的读书会、研究会为主要活动方式，继续推动抗日救亡活动。
中苏问题研究会的苏联照片展览会活动，是第二次中大校内的突出事件。1939年夏，为了扩大宣传苏联支援中国抗日的影响，在校内由中苏问题研究会主持，举办了“苏联照片展览会”。会场门外插两杆大旗，一面是苏联国旗，一面是中国国旗。开幕时，发动了沙磁区各大、中学和工厂、农场来参观。苏联塔斯社记者罗果夫也到了会场。这次展览会扩大了革命活动影响，反映了校内的共产党影响和力量，在当时并不符合隐蔽精干的方针。学校当局更加对三青团活动给以便利条件，如给办公室正式挂牌，指导员由农学院教授邹树文担任并参加晨操等。
1939年5月1日，联系沙磁区的川东特委成员杨述，在“五一”纪念大会上被捕。杨述很快由博古保出。当晚7时，南方局青委派郑代巩同志告诉我们杨述被捕的信息，决定党组织暂停活动，所有红色书刊实行清理，不得丝毫暴露。我连夜传达到支部。5月3日，我向廖志高同志汇报掩护情况，我提出：敌人从被捕事件可能看出沙磁区有党组织，原在入党前已红了的同志不宜担任区委负责工作，区委应改组，防止敌人破坏，廖志高同志同意这个方案。改组后我再转入校内。
1939年10月，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同志从延安到重庆检查青年工作，与重庆时期中大党员多个进行了个别谈话，确定了一批调回延安，在征询我意见时，我立即答应，因为我知道，与反动势力斗争十分险恶，组织调动是正确的。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同志决定蒋宁同志和我一起调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