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刚
我原名张植华，18岁时（1935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第二年转教育系，同年参加“南京学生联合救国会”（简称“学联”，又名“秘密学联”）。
我参加“学联”的思想基础是受“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但直接引导我走上这条革命道路的，则是我的表姐杨瑞年烈士（1942年牺牲在国民党上饶集中营）。
我入学后第一学期，“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后不久，平津学生南下宣传队来到中央大学，他们在大礼堂组织几次演讲，爱国热情激昂，声泪俱下，我深受感动。宣传队的女同学住在我们女生宿舍，讲了许多有关“一二·九”运动的情况，使我们很受教育。
当时，参加“学联”的女同学同时也是“南京妇女救国会”的会员。我参加两方面的秘密集会，学习进步书刊，在一些外围组织担任宣传教育工作，曾是中大“文艺研究小组”的负责人之一。还通过争取选票，担任了教育系民众夜校的校长。1937年春季，又和女同学中国民党复兴社的社员争夺“女同学康乐会”民众夜校的领导。结果我们秘密“学联”的女同学获胜，由地质系的许勉文（现名范瑾，曾任北京市人大常委副主任）任校长，我担任教务主任，教员也都聘请“学联”的女同学。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我正在扬州家中度暑假。“学联”组织了“中大抗战后援会”，同学们通知我返校参加活动。我母亲和哥哥不计我走，我谎说要送好友濮琼（“学联”成员，后留美）回四川，他们只给了我三块钱的路费和一二天的伙食费。
返校后，我当即投入火热的“抗敌后援”活动。与“学联”的同志一起到夫子庙等地作街头演讲，在校内校外办学习班，宣传“抗日救亡”和防空防毒知识；和“妇救”的同志一起募捐、募慰问品，慰问从前线退下来的伤病员等。
是年8月15日傍晚，敌机轰炸南京，中大女生宿舍被炸。前一二天同学们已被疏散，全宿舍只剩下我一个人，打好行李准备学习班下课后搬走。敌机扔下炸弹时，我正在前排阅览室看报，立即躲到写字台下。两边墙倒了，我从砖头洞中钻了出来，跑向图书馆地下室。回头一看，女生宿舍已成一片瓦砾。
中央大学遭遇日机轰炸
此后，中大“学联”组织了农村宣传队，到南京和平门外农村宣传。男同学有马识途、孔祥书、张若达、林家旅等，女同学有刘惠馨（烈士，1942年牺牲于湖北恩施秘密工作中）、刘惠成（现名刘挽澜，在原地质矿产部工作，已离休）和我三个人。我们住在佘儿庄小学，逢赶集时，到集上向农民宣传，还出板报、墙报等。平时则常去城墙上和打石子的工人一起干活、一面宣传。工人们被石子划破手脚，我们就带点简单的药品为他们治疗。
在农村工作了三个月，这时淞沪已经失守，敌人逼近南京，国民党政府机关撤退。我们在乡间知道消息较晚，直到十一月二十七日才决定向武汉疏散，从下关乘小木船攀上江心的大轮船，挤在最底舱。这时距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杀”只有半个月的时间。
到汉口不久，我先在东北救亡总会学习班（实际是我党长江局所办）学习了一个月。1938年初，“青年救国团”成立（南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建立的，负责人多为地下党员），我参加进去，并在汉口团部负责组织工作和妇女工作。这时在武汉的青年，无论本地的还是流亡来的，爱国热情很高，纷纷要求参加“青救”。我接待他们，和他们谈话、登记，把他组织起米，成立起“女工小组”、“学生小组”、“店员小组”……在他们成立或开会时，我经常去参加，去讲话，做时事报告等。我们还多次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影响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庆祝“台儿庄大捷”，一次是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就在“三八节”的第二天，我宣誓入党了。这之前，宣传队的马识途同学要介绍我入党。我说我不够条件，他说我们在一起工作三个多月，我很了解你，你基本上够党员条件了。再说，入党后还要受教育嘛！我便欣然向他提出入党申请，并相约在我忙过“三八节”后，举行入党仪式。入党后，和“青救”的谭兴枢、陈兰两位同志编为一个党小组，由汉口区党委的苏维同志领导我们学习“列宁主义基础”，过组织生活。
1938年5月，曹孟君、王昆仑夫妇带着我和另外三个女同志到徐州第五战区去接受新的工作。去后不久，受到李宗仁、白崇禧的接见，曹孟君被委任为五战区妇女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我们四个人也在该委员会安排了秘书，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工作。但不幸的是，工作还没有开展，敌人的大炮打过来了，徐州失守。我们奉司令部的命令，与中外记者二三十人组织起来，随大军突围，这就是抗日战争中有名的“徐州突围”。我们换上军装，丢掉了所有的衣物，和大军一起夜行日宿。夜间每小时步行八九华里，休息10分钟再走。加上老百姓对国民党军队“坚壁清野”，人跑光了，粮带走了，使我们常常吃不到东西。白天有时还要遇上敌机轰炸扔炸弹，这一路真是倍尝辛苦。突围约十多天到河南某地，乘上大汽车到信阳，坐火车回到汉口。
回汉口后，党组织让我们参加党内学习班。两个星期学习结束后，派我和王昌颖去参加国民党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部妇女战地团。
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将军（1949年起义）是位赫赫有名的抗日将领，曾在淞沪战争中抗击日寇数月。198年夏，正率领都队驻在湖北麻城（汉口附近）休整待战。他的夫人龙文娱是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学生，思想比较进步，竭力赞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她特地邀约了军校的老同学郑倚虹（老党员，左翼作家）来组织妇女战地服务团。军队驻在安徽屯溪时，他们招收了一批流亡中学生，政治、文化水平较低。因此，到麻城后，她们特地来汉口找邓颖超大姐，请求派人支援。方式是她们公开招聘，我和王昌颖便去投考。
当时，昌颖和我的党组织关系都留在汉口，我们来不及向上级党组织请示，就私下商量，我们说：“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代理一个服务团团长？”就这样，我们把这个任务接受下来了。这时王昌颖十九岁，我二十一岁。后来，我们就一直“代理”到1939年春、夏先后离开“服务团”为止。
担任代理团长不几天，约在1938年7月下旬，服务团就随军队经武汉、南昌，直奔南（南昌）浔（九江）前线。到南昌后，公路、铁路已被破坏，只得步行随军前往。“南浔”线当时是保卫“大武汉”的前沿阵地，战略地位很重要。此时，敌人已占领了马当，九江告急。吴奇伟将军是奉命前往指挥全军以阻击敌人的，可是赶到前线时，九江已失守，部队为阻止敌军再向南推进，立即投入了战斗。
在这条战线上第九集团军率所属第四军（大革命时期有铁军之称，吴将军被誉为铁军之母）及其他部队，阻击敌人，为时将近半年，大大小小打几十仗，所灭敌军近八万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其中万家岭大捷，被誉为继台儿庄大捷后的又一大胜仗，使举国振奋，国内外闻名。
在这近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妇女战地服务团始终跟随着部队在前方活动。我们隶属于总司令部，驻扎在同一个地点，有时距前线二三十里，有时只有七八里路。敌机经常在头顶上盘旋，大炮声，炸弹轰隆声时有所闻，有时甚至连机枪也依稀听见。特别是在撤退时。往往都是夜行军，常常会遇到危险。记得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撤退，上面命令尽量轻装。我和昌颖合留了一条被子、一个床单、一个漱口杯。其他团员在我们带动下，也都尽量减少衣物。可是那两箱进步书籍，我们始终没有舍得丢弃，让总司令派来给我们挑行李的士兵，一起抬着跟我们走。到1939年夏我离开时，一本也没有丢失。
服务团人数不多，多时十六七人，少时十一二人，但我们在南浔前线，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向前线官兵和周围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保家卫国的道理，鼓舞士气，动员群众积极支前。我们经常给前线官兵和伤病员作慰问演出，唱救亡歌曲，演活报短剧，如“救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放下你的鞭子”等。昌颖歌唱得好，又生得娇小活泼，总是演“香姑娘”这样的角色，常常演得使台下的观众声泪俱下。
抗战期间，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影响极大，中大艺术系徐悲鸿教授曾为此绘制油画
前方的条件极差，但由于我们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剧情之中，总是演得十分感人。加之前方官兵没有什么其他娱乐，我们的演出十分受欢迎。因此，一有机会我们就举办慰问晚会，有时也为周围群众办晚会。
除慰问演出外，在士兵们短暂休整的时候，我们就为他们出板报墙报，教他们唱歌、识字，带领他们做游戏，如击鼓传花，丢手帕等。士兵都很年轻，常常玩得和小孩子一样高兴，和我们感情很好。
我们还用很多时间做当地群众的工作。虽然我们也穿国民党的军装，但因为我们是女同志，又对人和气，老百姓不怕我们，愿意和我们接近。我们就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道理，动员他们积极支援前线，如帮助军队运送弹药粮草、抬担架，妇女为士兵洗补衣服，缝制鞋袜等。服务团团员（包括我），全部是战士待遇，没有军衔，每月发十一二元饷金，吃饭去掉七八元，剩下点零用钱。衣服是发的军装，和士兵的穿着一样，冬季还给军大衣和绒衣裤。但我们在生活还是受优待的，龙文娱把服务团当着她的政治资本，是她的“宠儿”。
1938年底撤退到南昌后，昌颖和我去新四军办事处找党组织要求调离国民党军队。原来我们到江西后，党组织关系转来，由省委青年部长李毓琰同志（解放后改名余昕，曾任上海市化工局党委书记）和我们联系，大约每月一次，到前线和我们碰头。此次他不在，由省委宣传部长陈道同志接谈，他不同意我们离开“服务团”，但答应再派两个党员和几个青年来。不久，她们来了，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昌颖任支部书记。随后我们又在原来的团员中发展了两名党员，我们的队伍壮大了。
离开南昌，分乘三条小木帆船，经赣州到达江西龙南县，后又转移到广东始兴和兴宁，先后约三四个月。军队休整，我们仍和在前方一样，做士兵的宣传教育工作和当地的妇女、儿童工作。
国民党特派员林某来到部队后，成立了政治部。我们服务团本来隶属于总司令部秘书处，实际上是龙文娱领导。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商量要把服务团改成政工队，仍归秘书处“领导”，由二科科长杨凡任队长。杨凡到他的家乡广东梅县招来十来个男女青年，和服务团团员混合编成两个小分队。我任一分队小队长，外来的陈仲平任二分队小队长。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中有共产党员四人，是一个党支部，陈仲平是支部书记。但是，他们的组织关系在广东省，我们的在江西省，互相没有取得联系。真是一家人不识一家人。
政工队成立不到一个月，约在1939年五六月，李毓琰同志来到我们的驻地广东省兴宁县，我向他汇报了情况，并提出要离开政工队，回学校读书，他同意了。后来，我在桂林江苏教育学院借读了一学期，于1940年初到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复学，直到1941年暑假毕业。
（原文稍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