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葆鼎
一、在南京中央大学搞读书会与救国会
1934年7月考大学。住在南京成贤街无锡同乡会大厅沙发上温课，考题不难。第三、四天，从考场出来，同乡会的杂役气急败坏地说，一早住在楼上也在考中央大学的顾清侣还未下楼就被特务抓走了，住在楼下的王昆仑趿着拖鞋跟着去了。住在近旁的顾毓琇来了，二哥也从中央医院赶来了。近中午王昆仑回来后才清楚，是清侣的哥哥顾衡化装摆拆字算命摊“接线”，在夫子庙被捕，牵连到清侣被搜查、被捕。警察局拘留所问明王昆仑是立法委员，同孙科通了电话就凭立法委员有豁免权回家了。到我9月初录取入中央大学化工系，这才知道7月~8 月间，顾衡因是共产党重要骨干证据充分被枪决了，顾清侣出狱后和汪楚宝结为夫妇逃离南京了。我刚在王昆仑主持的南京读书会中认得了汪楚宝没有请教上便失之交臂。南京读书会也暂停活动了好一阵。我想地下闹革命，没开始就遇上血腥事件。
大学一年级，功课是以清理中学内的数理化、英文、国文为主，一年埋头读书、成绩中上；同时，从《世界知识》、《读书月刊》上从一个朝鲜作家的《唯物辩证法入门》与李达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上，靠南京读书会、王昆仑和二哥与狄超白的带路，我思想启蒙开始了。以后几年才知道南京读书会成员屡有增减。当时成员为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狄超白、吴茂荪、王枫、薛葆宁等，以前成员还有孙克定、华应申、钱俊瑞、张锡昌、勾适生、汪楚宝、顾清侣等。另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有陈洪进、宣谛之、左恭、赖兴治一组，在浦镇有秦柳方参加。
1935 年夏，南京读书会成员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狄超白、王枫、吴茂荪、季洪、二哥等都到无锡太湖别墅开“万方楼会议”去了。上海地下党有曹亮、熊岳兰、钱俊瑞、陈波儿、徐雪寒、华应申等参加；无锡读书会有张锡昌、陈佩三、李伯敏参加。会议上在塔斯社工作的钱俊瑞传达了从外文译过来的《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精神，说是红军长征到陕北，路上发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当时译作“联合战线”）；王昆仑说已得到宋庆龄、何香凝、冯玉样、于右任、经亨颐和国民党中职掌组织部的朱家骅等支持；会上一致主张以一年为期加快组织救国会，先在京沪沿线的上海、南京、无锡三个点搞起，加紧筹办新知书店，出《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等一套丛书来扩大思想影响。我恰在那个暑期先后到永利宁厂和中央工业试验所参观实习、工厂调查，未去参加，会后听二哥和王昆仑传达、我积极赞成。
南京读书会随即作了分工：王昆仑退到幕后搞国民党上层工作；孙晓村、狄超白负责筹备南京文化界救国会；曹孟君以季洪为助手，负责筹备南京妇女界救国会；二哥以中央医院职工夜校为基础，负责筹备南京职工界救国会；我在狄超白、二哥帮助下以负责筹备的南京学联作为南京学生界救国会。
在中央大学内，我先后结识了进步同学后文瀚、季钟璞、徐荃、钱彤、蓝毓钟、孙运仁、张若达、冯秀藻等。在校内各系，尽量团结了一批进步爱国同学；在校外串连了南京中学罗晋元、顾训方、郑代巩等，安徽中学的刘国综等，五卅中学的陈士方等，中大实中的方璞德、蒋志方、浦通修等，金陵大学的祁式潜、胡笃弘等，金女大的周曼如、闫明诗等，汇文中学的沙轶因、林书昭等。中央大学内部已有一二十个小组，其他各校有三四个或一两个小组不等。总人数约有六七十人。到1936年8月，正式成立了南京地下学联，以后文瀚、祁式潜、李庚、季钟璞和我等为常委，亦以此作为救国会内的南京学生界救国会。南京学联素质比较整齐，相当一部分成员是断了组织关系的共青团员，以学联形式联系了起来。
二、 在白色恐怖中心的南京开展学生运动
1935 年的华北危机一天比一天紧张。何应钦、梅津6月签订的《华北协定》把北平天津和河北省的实权都送给了日本。其后，殷汝耕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脱离中国，宣布独立。冀察地方政权“特殊化”，宋哲元就任冀察政委会委员长，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的华北独立运动眼看要出笼。
此时长征已到陕北的中共中央再次通电全国，号召一致团结抗日，更重要的是因为《八一宣言》未得国民党正式答复，在“12月决议”中，即自动改“苏维埃政府”为“人民政府”、自动改“工农红军”为“抗日人民红军”，而且自动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2月号召”刺激了上海和北平两个中心城市的爱国运动。北平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学生大示威。上海文化界发表了马相伯、沈钧儒等的救国宣言。鲁迅、邹韬奋等成为进步爱国青年向往的旗帜。南京情况特殊，分散的地下党团员和进步力量以救国会面目活动是便于生存与发展的。孙晓村在中央大学致知堂以“南京冬令讲学会”方式，组织章乃器、钱俊瑞、骆耕漠等公开宣传抗日救国，影响相当深远。不久，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南京学联第一次领导了“一二·一八”的大中学生万余人上街游行，绕国民政府、大行宫、四牌楼、中华路等闹市区喊出了“收复东北失地”、“反对华北特殊化”等抗日救国的口号，避免了过“左”的行动，避免了流血冲突，冲破了反动统治多年一味的高压政策。第二次（大致是“一二·一二”）再想游行一次就流产了，原因是反动的军警宪亮出了刺刀，重重包围了中央大学，隔绝了大队与各中学的联络。大队挟着背叛五四运动的校长罗家伦，在军警宪组成的“人墙”弄堂中穿成贤街走回了文昌宿舍，离开了危险场所，然而群众力量有限，未能冲到闹市大街去。可是也暴露了反动统治不甘心放弃对内高压政策的丑恶面目、教育了学生群众。
高潮过去了，南京学联内部更巩固了，1936年8月就正式成立了。主要是后文瀚、季钟璞、祁式潜、李庚的凝聚能力，我当时正忙于无锡旅外学生暑期服务社和成立无锡学社。秋季开学，季调到中央大学整顿校内学联，我才接替他帮后文瀚搞南京学联的组织工作。1936 年上半年，国内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抗日人民红军派先锋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以后为了照顾统一战线又折回陕北。二是北平、上海、广州学生救亡运动日益扩大，游行示威、下乡宣传，普遍展开于华北、华中、华南。三是两广地方实力派针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公开主张自动出兵抗日。四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6月在上海成立，要求团结抗战的民众运动遍及全国。
救国会成立大会上，马相伯、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蔡廷锴、蒋光鼐、何香凝等四十余人被选为理事。人心向背影响舆论。沈钩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发表“七月宣言”，题名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深人人心。国民党内部抗战派逐渐在形成。于是反动统治者迫不及待地在 11 月逮捕了“七君子”。11 月 28 日南京也发生了逮捕孙晓村、曹孟君，诱禁二哥、赵鹏等各界救国会骨干的事。
11 月，在南京各界援助绥远抗日运动大会上，张继、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都在群众面前公开了团结抗日的主张与行为。孙、曹等被捕，对援绥运动当然是个打击。吴茂荪急忙亲自到中央大学宿舍里安排我离开南京。因为在援绥运动中我已出任中央大学学生的校代表，惹起反动派歧视，所以我出走无锡苏州暂避。一个星期后，二哥被释放了，我才回南京。然而到冬季期考，化学系赵廷炳、张江树、高济宇等三教授奉罗家伦之命藉口我旷课太多，刻扣我三门主课和总成绩为不及格。幸而得校长秘书韩德培暗中通知，趁校长公布的开除命令未下来前办完了退学手续。又得表兄顾毓琇的帮助先到金陵大学借读、半年后再考取了转学。
12月，西安事变发生，我们靠王昆仑的情报，在南京学联和各界救国会中宣传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稳住了阵脚。
1937 年春，国民党二中全会开会，王昆仑说：中共中央有要件送给国民党中央，由他转冯玉祥交了出去，形势是朝前发展了，可是还得随时提防“牲口趵蹶子”。果然，季钟璞、李庚、胡笃弘又先后被捕，却传出来说：牢监内较松，反映了政局形势好转。不久，又盛传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双方在秘密谈判，也就象征国共团结抗战的指望不久要实现了。除孙、曹到八九月份才出狱外，救国会被捕的骨干在 5 月前后纷纷被释放了。
七七事变开始后，南京学联在王昆仑支持下紧张筹备了一阵，才联合平津南下学生蒋南翔、方琦德等几十人，公开成立了“首都平津学生抗敌宣传团”。于是我坚持了三年的南京地下工作终于转为公开的救亡运动。
按照南京学联分工：“首都平津学生抗敌宣传团”由祁式潜、李庚、胡笃弘负责，开往淮南一带去了；我以无锡为中心，苏常为外围，负责开展家乡社会的救亡运动；冯秀藻、杨润湘回长沙开展救亡运动；徐茎、钱彤回南通开展救亡运动；季钟璞等七八人却在被捕释放后就觅路上陕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