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淑文
流传千古的名篇《陋室铭》中有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曾是许多文人雅士所推崇的理想交游境界，然而在近代中国，却有这样一群人并不将之奉为圭臬，他们将目光投向不识一字白丁，在穷乡僻壤勤勤恳恳耕耘着乡村教育。在这群人之中有一位先生，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立志要“救百万村寨的穷，化万万农工的愚，争整个民族的脸”，他就是中国乡村教育的先驱黄质夫先生。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
黄质夫，原名同义，以字“质夫”行世。1896年3月6日，黄质夫出生于江苏省仪征县十圩镇。他的祖籍是湖南邵阳，祖父曾在湘军中服役，后移防江苏，退役后定居下来，以耕种为生。黄质夫幼时家境并不富裕，父亲除耕种外，早年做过瓦木工、修船工，后来在十二圩街上开一间茶水炉，藉以贴补家用。
尽管祖父辈没有机会读书，但却并不希望子弟仍做文盲白丁，因此十分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竭尽所能将他们送入学堂接受教育。黄质夫幼时曾接受了四年的私塾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国文基础。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十二圩扬子总栈创办了全县第一所新式学校，黄质夫的父亲不顾坊间蜚语，报名让儿子进入小学堂读书，使黄质夫相继读完了五年制的初等小学和四年制高等小学。黄质夫学习极其勤奋，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第一，故而每每都能得到学校的奖金资助。1913年，17岁的黄质夫以榜首的优异成绩考入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扬州），成为校长任孟闲的高足。师范学校虽然不收学费，免费供给膳食，但是为筹措保证金及置办行装，家里还是借了债。黄质夫深深体会到穷人家孩子上学的艰难，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每学期成绩均为甲等，毕业考试成绩为全年级之冠。
1915年，在距离扬州不远的南京成立了一所以培育师资为己任的高等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使得迫切希望提升自身识见能力的黄质夫十分向往，然而由于家境不甚宽裕，黄质夫再三思索，决定毕业后先行留在“五师”附属小学任教，以待来日再续青云之志。
益友良师，东南立志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建立以后，崇尚科学，融合中西，革故鼎新，广延留学欧美师资，江南学子慕名来求，校誉鹊起，气象一新。1920年，当黄质夫带着积蓄来南京报考的时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已在校长江谦、郭秉文及南高先贤刘伯明、陶行知的努力擘画之下，开设了文理科、国文、体育、工艺、商业、农业、英文、教育八科，突破了师范的界限，寓师范教育、基础教育、实科教育于一体，初具综合大学雏形。
国立东南大学校门 《国立东南大学一览》载农科三年级学生黄同义（质夫）信息
早年目睹了中国农村的经济凋敝与民不聊生，黄质夫心中深受触动，已经24岁他顺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农艺系，期冀以农业生产的提高实现中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足。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称国立东南大学）学习期间，黄质夫结识了陶行知、陈鹤琴这样一群与他一样有志于教育救国的良师益友。
1917年陶行知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毕业归国后，即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聘担任教授，后兼教育科主任。任教期间，陶行知深入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1923年，陶行知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受之影响，黄质夫逐渐认识到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浅层次的技术进步并不能实现中国的富强，只有通过普及教育，才能使数以亿计的贫苦百姓真知真觉。深受触动的黄质夫有感孙中山先生所言先知先觉者的责任，立志要办乡村教育以救穷，培育大批“既有知识又能实干的乡村教师”，以唤醒后知之民众。1924年，黄质夫从东南大学毕业后不久，即应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之聘，到苏北高邮市界首镇创办界首乡村师范学校，这是中国率先创办的第一批乡村师范中的一所，也是较为出色的一所，从此黄质夫开始了献身乡村师范教育事业的生涯。
树人树木，且耕且读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实行大学区制，江苏省立第四师范栖霞乡村分校并入江苏省立南京中学，黄质夫应“南中”校长邰爽秋之邀，重新返回南京，出任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栖霞乡村师范科主任，继续探索乡村教育的新路。同年，陶行知在南京北郊创办了著名的晓庄师范，主张“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而黄质夫则创栖霞乡村师范于栖霞，主张“教、学、做合一”，“教育与劳动结合”。二人旨趣相近，故世之称道晓庄者，亦必称栖霞。
栖霞乡村师范学校（现南京市栖霞中学）
黄质夫调任栖霞乡村师范学校（现南京市栖霞中学）之初，学校设施损坏多，屋破墙颓，荒草塞途。黄质夫接事不久即组织师生参加盖房、修路、植树、开辟生产园地，自己动手建设学校，苦心擘划，精打细算，力求用有限的经费办更多的事情。他带头苦干实干，去江边运木料，和师生一起修筑道路，抬土、运石、拉石磙压土等都是顶班作业，双肩压肿了也不休息。在改善办学物质条件的同时，他更注重学校“软件”的建设，选聘优秀教师，修订教学课程，改进教学方法，实行严格训练，努力探索乡村教育的新路。
经过数年苦心经营，栖霞乡村师范学校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教室、礼堂、自然科学馆、农业研究室、理化器械室、图书馆、师生宿舍等均初具规模。教师队伍人才济济，聘请的教师均为著名教育家和学者。学校设有学习基地，有农场、林场、各种工场。学生们参加农事、园艺、饲养、建筑、缝纫等生产劳动，手脑并用，增长才干。校还举办各种社会事业，为乡民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如举办民众学校，组织农民读书识字；举办民众茶社，“提倡正当娱乐，指导休闲生活”；成立农友社，研讨、改进农事，提倡植树栽桑，介绍农业技术，推广优良品种等；办起了医院、产院，免费为乡民诊治；还办理抵押贷款。
南京市栖霞中学黄质夫先生雕像
由于学校办得出色，许多著名人士如梁漱溟、黄炎培、马寅初、陶行知、郭秉文、陈立夫等相继到那里考察、演讲，全国各地不少学校、教育机构派人前去参观。有时人称赞“栖霞乡村师范教育独树一帜，它的开拓创新和成果，是同类学校中的佼佼者”。
黄质夫秉性耿直，不惧邪恶，素有“黄野人”之称。1930年，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进步人士，晓庄师范被查封，一些进步学生被逮捕，学校负责人陶行知受到通缉，燕子矶小学校长丁超被捕后遭到残酷刑讯。黄质夫被国民党江宁县党部以学生中有反动嫌疑找去“谈话”，他慷慨陈词，据理直言，县党部找不到把柄，只得草草收场。不久后，南京中学负责人托词栖霞乡师管教不严，要求校长引咎辞职，迫以行政手段将黄调离，并派员去学校接收，黄质夫不得已被迫离开栖霞乡师。黄质夫离校后发表了《为南京中学栖霞乡村师范事告远近乡教同志书》，书中诉述脱离“朝斯夕斯，寝斯食斯”的栖师，“非忘情于乡村教育而去也，亦非不顾事业而去也，乃因环顾现时之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不得已而去职也”，自己“身体虽去，而精神上终不能忘也”。
1931年8月，黄质夫辞去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推广处主任的职务，应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张道藩的聘请，担任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校长。虽然掌校时间仅8月有余，但黄质夫增建新校舍，选聘新教师，增设简师班，增收近百名新生，使得学校发展欣欣向荣。1932年，黄质夫获遇机会再次返回栖霞乡村师范学校继续担任校长。
耘耕边疆，无负国家
1937年7月，日本全面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1月中旬，侵略战火已至南京附近，在黄质夫的领导下，栖霞乡师仍坚持开学授业，直至下旬才停课疏散师生，成为苏南最后一所疏散的学校。黄质夫主动留校看守校产，直至日军向南京发动进攻的前7天，12月1日，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学校，踏上流亡之路。
1939年黄质夫奉命创办的国立贵州师范学校
1939年9月，黄质夫去湖南农业改进所技师兼榆树湾沅芷恳区主任的职务，被任命为贵州省立贵阳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黄质夫受命办学于艰困之时，上任伊始，他认为，青岩人烟稠密，土地狭窄，不宜办乡村教育，决意迁址。10月，为了选择新校址，黄质夫率职工数名，以榕江学生杨成章为向导，徒步从青岩出发，经龙里、贵定、都匀，越高山至八寨三合，后取水道渡都江来到榕江黎平。榕江旧称古州，是柳江、都江、车江三江汇合之地。这里气候炎热，土地肥沃，盛产鱼米瓜果，只是交通闭塞，文化落后。黄质夫刚到此地，便走访了当地政府及各界人士，详述择址办校的目的。当地各界人士无不欣然鼓舞，合议划拨城郊农田山林近万亩用以办校。1940年初，贵阳乡村师范学校迁至榕江（现贵州省榕江县第一中学），不久，教育部颁令将校名改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由教育部边疆教育司直接领导，招生达600余人。黄质夫在榕江五年之久，为建设学校、开拓边疆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贵州师范学校成为贵州省规模最大的一所师范学校，其在校学生就占全省在校师范生的40%。
黄质夫办学力主“在做中学，学中做”，“手脑并用，学用结合”。他主张培养能工能农、能文能武的人才，扎根农村，切实为乡村教育服务，正如贵州师范校歌所言：“救千百万人的穷，化千百万农工的愚，争整个民族的脸”。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旧教育，黄质夫则力诋其非。他说：“旧教育之于人也，只读书，不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矣”；“农家子弟未入学，尚可助其父母耕作，及其入学也，西装革履，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全是废人”；“前方要打仗，后方不生产，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岌岌乎殆哉!”因此，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实行半工半读制，提出“且耕且读，自给自足”的口号，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其课程设置，除普通师范各科目外，还有社会调查，并根据民族特色，自编乡土教材。每逢赶场日、假日，学校常组织学生到街头、到农村唱歌演戏，以宣传抗日。学校对于教师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德不高，学不厚者，不得为师。一时间，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名师云集，如汪经略、吉长瑞、李绍良、甘逸杰、顾调笙、朱正清等，皆为博学善教者。因之，学校教学质量十分优异，学生的各科及格率可达90%，80分以上者，也在30%左右。1941年，贵州省举行中学作文比赛，初中组第一、二名，都是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的学生。
为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学校按建校生活学习之所需，设工厂、农场、林场。下分炊事、木工、理发、筑路、油漆、印刷、缝纫、饲养、园艺、蔬菜等组。每到劳动时间，只见师生捞裤绾袖、扛锄头、背箩筐，奔赴劳动场所，做到荒山自开，田地自种，家畜自养，果树自栽。几年间，校园内便已牛羊成群，果蔬满园，绿树成荫，而校宇宿舍也是修葺一新，房前房后，百花盛开，空气新鲜，景色宜人。数百师生就读于其间，弦歌之声，响及林泉。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校联这样写道：“耕读一堂，得天下英才而教；弦歌四野，树黔南文化之基。”堪为当时学校盛况的真实写照。
奋斗终生，后辈之师
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质夫正欲在乡村师范教育领域一展宏图，做出更大贡献，然而却不幸在赴重庆的途中遭遇车祸，右耳失聪，自此不得不抱憾离开了他衷爱的教育界。1946年，黄质夫出任江苏省建设厅林正兼经济农场场长，1947年任农林部棉产改进处技正兼总务主任、金陵棉产指导区主任。1949年后任职于苏南棉麻指导所业务组干部、丹阳轧花厂厂长、省农林厅经济处技正。由于民国时期，黄质夫为教育事业曾与其时担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有过来往，1959年不幸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管制三年，1963年9月在南京栖霞山家中病逝。
黄质夫夫妇与五子在栖霞故居前留影
1987年，黄质夫的冤案得到平反，被历史尘封的影像再次清晰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他的名字不仅被载入《江苏教育史》、《贵州教育史》、《南京教育史》、《东南大学校友业绩丛书》等教育史册，其为中国教育史所做的贡献还被载入了《民国乡村教育研究》（2019）一书中。现今学界已有六本学习研究黄质夫先生的著作先后出版，分别是：《乡村教育先驱黄质夫》（1992）、《国立贵州师范文集》（1995）、《黄质夫教育文选》（2001）、《黄质夫乡村教育思想研究》（2003）、《师之范—黄质夫在南京栖霞》（2012）、《黄质夫乡村教育文集》（2017年）。这些专著真实地记录了黄质夫在民族危机四伏、社会动荡不宁的年代，为发展中国近代乡村师范教育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思想轨迹和艰辛实践，弥足珍贵！
黄质夫积极推动了师范教育（包括乡村师范）独立，勇于探索乡村师范办学模式，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具体的、实用的、有成效的办学经验，为中国近代乡村师范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乡村师范教育，而是包括了整个乡村教育。黄质夫认为乡村师范是乡村教育之母，他关于乡村师范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最终也都是指向发展乡村教育，以及藉此改造乡村社会。1934年1月27日，他联络梁漱溟、邰爽秋等学界同仁在南京发起成立了中华乡村教育社，以“集中全国乡村教育同志之力量共谋乡教运动之开展”。黄质夫从实践出发，先后写就《中国乡村的现状和乡村师范生的责任》《乡村实施教育》《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生产劳动训练》等文章书籍，明确了乡村教育的含义、“教育乡村化”的具体目标和实施方法，以及乡村教育者应有的正确态度，建构起了他关于中国乡村教育发展模式的完整体系。
2001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工程院院士韦钰教授曾为《黄质夫教育文选》作序，称它“将销声匿迹达50年之久的我国优秀教育家黄质夫先生展现在读者面前”，她还亲笔为黄质夫学长题词：“耕读一堂，树乡村文化新风；奋斗终生，为后辈学人之师”。
教育部原副部长、工程院院士韦钰为黄质夫先生题词（2001年）
黄质夫先生怀着强烈的平民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情怀，终生秉持教育救国的坚定信念，一生致力教育事业，把服务乡村教育视为富民强国的现实路径，不愧是中国近代的爱国教育家、教育实干家、中国乡村教育先驱。诚如1940年7月10日黄质夫在贵州榕江，写给国立南高、东大、中大毕业同学会联系人傅况麟的函札所言：“弟惟有尽忠职守，以期无负国家，无负兄等。”“以期无负国家”，这是爱国教育家的高尚情怀。黄质夫先生将人生的精彩岁月，都奉献在乡村教育事业上，为中国乡村的教育树立了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