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芳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以国立南京大学工学院为主体，先后并入金陵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江南大学、厦门大学和山东大学等高校的有关系科，在原中央大学旧址（四牌楼校区）建立了南京工学院。南工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又由单一的工科，逐步发展为以工科为主，理、工、文、医、管理多学科的综合大学，1988年5月，经国家教委批准，南京工学院复更名为“东南大学”。回顾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的大学改革，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先在体制上改变综合大学的模式，建立以单科院校为主的大学体制。从统计数字来看，1947年时综合大学占大学、学院总数的41.5%，在经过1952、1953年的院系调整后，这个比例下降到8.5%。而历史进程到达上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改革又完成了突破单科性院校或纯粹的文、理综合大学的模式限制，以并校的形式形成新的综合大学的变革，一些大学的校名，如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单从名称上已很难分辨大学的性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南京工学院时期的教学改革也经历了两次明显的大变革，其间又有若干小的改革阶段。这些改革，都在教材建设中得到了反映。
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学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教学制度进行改革，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52年上半年，是以改造旧的教学内容为主的时期。
第二阶段从1952年的院系调整到1955年左右，是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确立社会主义大学教学制度的时期。具体地说，就是采用苏联大学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翻译使用他们的教科书，按照他们的组织形式成立教学研究组等。
建国初期的国际环境，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只有苏联愿意对我国提供帮助。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骨干工程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急需相对应的人才，因而对高等学校的教学提出统一学习苏联经验的要求。南工当时派遣了一批中青年骨干，去苏联或哈尔滨工业大学向苏联专家学习（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是当时向苏联学习的两所试点学校，分别为工科大学和文科大学），还在校内组织全校教师突击学习俄语。南工仿照苏联高等工程教育体制，把通才教育改变为专业教育。由于当时能得到的苏联教学资料不多，所以在1952年秋第一次全面制订教学计划时，只能以苏联五年制教学计划为蓝本，凭主观判断以及凑学时的办法，来制订南工四年制本科和二年制专科的教学计划。1953年秋，根据全国高等工业学校重点修订教学计划座谈会的精神，参照兄弟院校经验，以及自身的实践体会，学校又进行了一次教学计划的全面修订。1954年3月，《南京工学院1954年至1957年教学改革计划纲要》正式颁布，《纲要》规定：对1953级本科新生和1954级专科新生，按新修订的教学计划，全面采用新的教材教法；对1952级本科和1953级专科，则进行新教材教法试点；对高年级学生，制订了过渡性教学计划。所以在50年代前中期，南工就进行了三次全院性的制订和修订教学计划工作。
1952年至1956年，在“全心全意为教学服务”的号召下，学校整体工作进入活跃期。总务部教材缮印科的工效，不论排字、描图、缮印的效率都大大提高，教材、讲义按需印制，基本保证供应；图书馆的藏书从仅仅2万余册增加至25万余册；学校实验室从建院初的19个增加至71个，基建部门则以一年一栋楼的精神，1954年落成五四楼、1955年落成五五楼，1956年建成河海院。在全体教师与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纲要》提前于1956年完成。在此期间，学校共开出256门新课，并编写或采用新的教材，其教学方法和各个教学环节，均按苏联高等工程教育的要求，试走了一遍。1953年，教师所编教材，基本保持苏联教材精神、体系者，占20%；以旧有教材为基础、部分吸收苏联教材内容者，占70%，无甚变动者约占10%。到1954年，直接采用苏联教材者约占45%，参考苏联教材及参考书而编出讲义者占45%。1955年后，才逐步提倡结合中国实际编写教材。可以说，从1953年下半年起，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到各教学环节，如习题课、实验课、考试考查、各类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均逐年先后推行了苏联的教学经验。在教材上，除刘敦桢先生等主编的《中国建筑史》外，都经历了由采用苏联教材到自编教材的过程。
1961年9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60条》）正式公布，为整顿教学秩序、保证教学质量，高教部首先从工科开始，组织修订若干典型专业的教学计划，成立了一批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的教材编审委员会，出版了一批我国自编的教材，即所谓的统编教材（也称“通用教材”“部编教材”）。六十年代的教材，虽然其框架与苏联的相应教材差别不大，但内容已有较大变化，反映了我国当时近十年的教改成果。南京工学院党委根据《高教60条》制定《1962年至1967年工作纲要（草案）》，其中提出进行“三材”建设，即教材、器材和人材建设。当时的情况，学习苏联时编译的教材已不适于新修订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而“大跃进”以来，尽管编写了不少教材，但大都十分粗糙，编写的指导思想亦有问题，不能满足教学要求。学校要求各系、组把教材编写工作作为科研任务之一，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编写和加工修订。经过努力，至1962年，学校所开300多门课程中65%采用统编教材，20%采用自编讲义，15%采用外校讲义，基本解决了有无教材可用的问题，至1965年，各专业所有课程均有了符合需要的教材和一整套教学文件。而在当时十分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南工教师还接受各教材编委会的委托，先后编写出版了40余种教材，如吴大榕编著的《电机学》，三年间印刷6次，发行量达6万余册。陈来九编著的《热力设备的自动调节》、钱凤章等编写的《无线电发送设备》、管致中编写的《无线电技术基础》、李嗣范编的《微波元件与测量》、陆钟祚编《行波管》、金宝桢编《结构力学》、梁治明编《材料力学》、黄锡恺编《机械原理》等，为全国高校广泛采用，有的多次再版，或出增订版，沿用至今，反映了南工教材建设的实力。
“文革”初期，学校基本处于瘫痪状态。1972年部分高校开始恢复招生，1978年恢复高考，高校开始进入到恢复教学工作的节奏当中，首先遇到的是什么课用什么教材的问题。七十年代末，当时教育部先是直接组织了一轮统编教材，接着重新组建了教材编审委员会。其他部委也都恢复了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1985年起，这些编委会先后改名为各学科专业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其工作也由原来的以教材编审为主，转向对学科的教学工作进行全面的研究、咨询和指导。这一过程里，南京工学院先后有齐康、鲍家声、舒光冀、孙国雄、叶琪根、钱钟韩、陈来九、杨思文、管致中、谢嘉奎、吴伯修、李嗣范、杨祥林、韦钰、邓学钧、徐德淦、周鹗等149名教师被聘为9个部委的编委会和教指委的委员，其中有14人为正、副组长，14人为正、副主任委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教育部大体上制订并实施了四轮教材规划。这些教材，大多是根据我国自己的教改实践经验，参照了大量新的科技发展资料及国外教材而编写的。国家通过各层次的优秀教材评选，使各轮教材的内容不断更新，教材的品种和风格不断增加，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教材体系。从1978年教育部实施第一轮教材建设规划至90年代中期，我校共编写出版了832种教材，与五、六十年代相比，数量激增。在1987年的第一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评选中，南工有24部教材获奖。其中刘敦桢教授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建筑史》获全国特等奖，《机械原理》《信号与信息系统》《微波元件原理与设计》《数字信号处理的理论与应用》等4种教材，获全国优秀奖。优秀教学成果和优秀教材两种奖励的获奖数和等级，南工均居全国高校前茅。可以说，从七十年代末起，南京工学院的教材建设也随着教改工作的开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全国，催发教学改革的新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的要求，以及高校“要引进外国好教材，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编写新教材”的讲话，带来高校教学工作的改变，即花大精力抓外语（主要为英语）、计算机和情报检索三项能力的提高。筹建大学出版社，成立外国教材研究中心和教材建设委员会，是当时各大高校抓教材工作的主要抓手。1985年3月，经国家教委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南京工学院出版社正式成立。出版社以教材、著作的出版为首要工作，当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作为全校必修课开出的《情报检索》教材。情报检索能力的培养，使师生能迅速了解世界最新科技的成就和动向，是从事现代科技研究人员的重要能力之一，因此学校要求各系尽可能结合专业自开课程，有困难的则由图书馆开出。至1985年改学分制时，该课被列为各专业必修课。同时，为了引进优秀的外国教材，教育部在全国六个大区的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工学院、华南工学院、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设立首批9个外国教材中心，挂靠在图书馆，六年间引进外国教材10万余册。1985年，外国教材中心增加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4所，教材引进也由1种9套改变为1种1套，由各校负责某一科类的外国教材引进。东南大学图书馆的土木工程外国教材中心，至今仍是我校的特色教材馆藏基地。
这种重视教学和教材建设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东南大学时期。1988年12月，东南大学教材建设委员会成立，并设立“教材建设基金”，资助出版学校评定的一等奖优秀讲义，以及边缘学科、新兴学科的优秀特色教材。在第一、二、三届全国优秀教材评选中，我校有84种教材（不包括参编）获国家级或部委级优秀奖，在同类高校中仍名列前茅。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我校教工编辑出版的教材数量达922种，内部讲义565种，这些教材和讲义，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宝贵经验和财富。
（原载于:东南大学报2019年6月6日，第12期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