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淑文
家人所藏文化震烈士照片
文化震，字雨龙，笔名华贞，1902年生，贵州贵阳人。1918年入贵州省立模范中学就读。1922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预科，后就读于文理科政治经济系。在校期间，文化震参与了南京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的读书报告会、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期间筹办粥厂，赈济女工和童工，支援和记洋行工人罢工。1925年底，文化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文化震先后担任中共南京地委委员、共青团南京地委书记、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工人部部长，组织领导工人、学生开展革命斗争。1927年，南京光复后，文化震主持创建了南京市总工会，并被推举为总务主任兼秘书主任。1927年4月10日晚，在中共南京地委召开各团体负责人紧急会议时，被反动军警围捕，后被秘密杀害，年仅25岁。
文化震烈士早年从事革命工作，多为秘密进行，由于事隔久远，知者故去，材料散轶，许多事迹不为人知。为了铭记光辉岁月，怀念崇敬英雄，校史研究室派笔者前往文化震烈士的家乡贵阳，寻访烈士足迹，搜集珍贵史料。
探访烈士家人
抵达贵阳当日，微云淡淡，是难得的晴好天气，从高处遥遥望见丘陵起伏，山路蜿蜒，不禁令人想起文化震烈士的来时之路。1922年，当时的贵州还没有一辆汽车，没有一条公路，那年夏天，文化震与严绍彭、朱麟、卢贤士、高昌麟等几位好友一起从贵阳出发，前往南京报考大学。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说，可以想见，盘旋山间的古老驿道，坡陡路仄，青苔漫布，湿滑难行，上为峭壁千仞，下临万丈深渊。然而，这些负笈远行的弱冠青年，却心怀热忱，勇往直前。一路上，一重又一重山，一条又一条河，一面是祖国辽阔广大，景物新鲜，一面是处处贫穷落后，生民疾苦。在这近半月的奔波里，不知文化震是品着怎样的五味杂陈，踏过千山万水，来到东南大学。
来到贵阳，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文化震烈士的家人。电话中得知笔者来意，赵兵先生表示十分欢迎，并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母亲文启学、表舅黄健中。来到文家，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面带微笑亲自打开了门，她便是赵兵先生的母亲文启学，老人家今年已有83岁高龄，是文化震烈士大哥文化福的小女儿，也是现今唯一在世的文家后人。
在客厅中，已经摆满了关于文化震烈士的相关资料，其中有保存多年的烈士照片、证书、报纸、复印资料，还有刚刚写好的文家三代示意图。文启学老人还小心捧出了父亲文化福精心保管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文启学老人讲述文化震烈士的故事
据文启学老人回忆，文家老宅在贵阳市老东门旁的弯弓街，旁边就是祭祀文昌帝君的文昌阁。文化震之父文云章早先在家中开设“志强私塾”授徒为生，后曾担任政府职员。文化震兄弟姐妹共计六人，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一弟两妹。文云章秉承诗礼传家的宗旨，家中学风甚浓，子女均在他的私塾内开蒙就学。新学制颁布后，他就将子女一同送入了学校读书。清末民初，民间多流传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文云章一视同仁，将女儿也送入学校，实在十分难得。
1927年，二叔文化震牺牲后，文家的命运发生了巨变。当时，有人把文化震遇害的消息告诉了文化福，并嘱咐他多加小心。那时，小弟文化进正在南京第一工业专门学校读一年级，文化震遇害后不久，他在同志劝说下逃离了南京，后来有消息称他转移到了重庆，然而谁知自此竟再无消息。文化福没有把这个噩耗告知父母，而是一人独自承担着失去亲人的伤痛。担心家人再遭不测，文化福改名文寿昆，举家搬迁，四处避难。在文启学的记忆中，他们先后搬到青岩、茶店、三民东路，最后迁到都新街，一直住到解放后。
令文启学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奶奶经常搬一张小凳子，独自坐在四合院的门口，嘴中念念有词，似乎是在唤着二叔三叔的名字。然而，她等着，盼着，想着，终其一生，都没有等到两个儿子的归来。谈到此处，文启学老人泪盈于睫，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珍守烈士荣光
解放以前，文启学只知道二叔牺牲于南京，并不知道他是烈士。1955年的一天，20岁的文启学刚刚走出家门，便看到了一辆小汽车都新街路口，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从车中出来向她打听文化震烈士的家。这位老人告诉文启学，他叫严希纯，旧名严绍彭，与文化震是在贵州省立模范的同学，同时也是在南京一同从事革命的亲密战友。严希纯离开贵阳多年，现已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和国家科学委员会计量局副局长，这次是借全国人大代表来贵州考察的机会，来了解文化震烈士家人的情况。文启学连忙将严希纯老先生请进家中。严希纯与文化震的大哥文化福亲切交谈，得知文父文母早已于抗战期间去世，小弟文化进也在文化震烈士牺牲后不知所踪，不禁感叹烈士家中不易。看到文家人对烈士生前从事的革命工作都不甚了解，严希纯就将文化震的革命事迹细细地讲给他的亲人听，让亲人们真切地感受烈士的伟大。
在文启学的记忆中，严希纯先后来过两次，第二次来时，他告诉文化福，他已将文化震烈士的事迹告诉了贵州省人大代表罗登义，并将烈士身份进行了上报。不久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派贵阳市南明区河滨派出所，向文家人颁发了毛泽东主席亲自署名的贵州字第00119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查文化正（震）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以此表彰文化震同志献身革命的伟大功勋。
文革期间，文家的许多珍贵的收藏和老照片都在冲击中付之一炬。文化福将这份能够证明弟弟身份的《光荣纪念证》偷偷藏在屋顶上，度过了那段混乱而艰难的时日。文化福过世后，文启学将二叔的《光荣纪念证》装在信封中，精心保管在一个红色软皮的荣誉证书中，因此得以保存至今。
被精心保存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72岁的黄健中老先生是文化震小妹文麟的儿子，他拿出了几张微黄的照片。一张是1923年文化震国立东南大学预科毕业，拍于体育馆的台阶之上；一张是1924年文化震22岁生日之时，寄给家人的纪念相片；还有一张是从合影中裁剪出来的小小立像，文化震身穿长袍、头戴礼帽，看不分明面容。文麟将哥哥的照片小心珍藏了一生，使我们今天能够一睹烈士真容，而不是遗憾地为烈士描绘一张想象出来的画像。
文化震在体育馆阶梯上之留影（1923年6月中旬）
黄健中先生说，1990年代，他在铜仁师专工作时，曾多次与江苏省党史办、南京市党史办等单位书信往来，搜寻了不少关于文化震烈士的相关资料。后来，黄健中先生还与孙焕臻合写了《文化震同志英名长存》一文，发表在1998年第1期的《贵阳文史》杂志上。
拜访过文化震烈士的家人后，就来到了文家老宅所在的弯弓街，如今，这里已然看不到旧日模样了。从弯弓巷出来，不过百余步，可以看到老东门月城中的文昌阁，形制典雅，古风依旧，依然挺立如初。登临东望，遥遥可见东山巍然矗立，领袖群峦，顿觉天高地迥，心胸开阔。离开时，已近傍晚，许多稚童穿梭其间，追逐打闹，夕阳下，古朴的地面上剪影交错，仿佛回到百年以前，看到幼小的文化震与小伙伴一次又一次地穿过城墙的武胜门，进入文昌阁中玩耍。
回望中学岁月
来到贵阳，还需造访的是文化震烈士中学就读的贵州省立模范中学，在这里，文化震受到了“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立下了“科学救国”的少年壮志。走到会文巷旧址，看到的已是一所现代化中学——贵阳市第二十一中学，从大门悬挂的历史沿革与老照片，还能依稀寻到贵阳省立模范中学原来的痕迹。
贵州省档案馆较为完整地保留了贵州省立模范中学校的卷宗，因之可以一窥文化震烈士中学时代的学生生活。模范中学原为建于经世学堂旧址南书院的贵州官立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贵州省立模范中学校。
1918年8月，文化震从模范高等小学升入模范中学，1922年7月，以甲组第五名的成绩毕业，成为模范中学第十期毕业生。现今贵州省档案馆中还存有文化震的毕业成绩表和毕业证存根。
民国初期，模范中学的教师多有留洋背景，他们深知挽救中国危亡，必须向世界学习，求得真理，故极为重视英文学习。一年级时，文化震每周要上九小时的英文课，包括英语会话一小时，英文文法二小时，英文读本六小时。英文读本课为刘浩如所授，采用《莎氏乐府本事》和《泰西五十轶事》为读本。二三年级英文读本课则采用《泰西三十轶事》为读本。文化震能够流畅地背诵《莎氏乐府本事》和《泰西三十轶事》。课余，他还自修《鲁滨逊漂流记》，在自己家里为同学补习英语文法、英语翻译。这些英文读本为少年文化震打开了一扇通往域外世界的窗户，引导他更加亲近新文学，接受新思想，成长为一名新时代的新青年。
模范中学素有革命传统，1917年就任的校长丁宜中以及1921年履任的校长王佩芬均提倡科学民主，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活动。丁宜中先生倾向革命，早年曾由黄兴和李桢介绍，加入国民党。王佩芬先生是文化震的博物老师，在模范中学教授英文、博物、国文等课程。他是贵州最早的一批官费留学生，早年东渡日本留学，参加过推翻朝廷、创建民国的革命宣传活动。这些思想进步的先生们不仅知识渊博，见解更为独到，他们崇尚蔡元培所提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观念，为文化震这样的青年学子营造了一个宽松的思想环境，使之将民主共和的理念深植于心。由此，革命的火苗星星点点、冉冉不熄。
重温笔下风华
此行还去到了文化震笔下的扶风山阳明祠。文化震少年时，常会邀集三五好友外出登山游览，寻访古迹。他经常将所思所想提笔记下，与好友互相品评文章，好友高昌隆曾在诗中回忆，称文化震，“当年文字众人上”。1918年，文化震就读模范中学一年级时，就写下古体散文《登扶风山谒阳明先生画像记》，将之发表在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学生杂志》上。
文化震不仅在古文方面造诣深厚，在新文学方面也颇有建树。1922年，文化震来到南京报考国立东南大学，在录取之后的闲暇时光，创作了《暑假中》的白话散文，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小说月报》与《学生杂志》同是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十大杂志之一。1921年，沈雁冰任主编后，《小说月报》成为了新文学的代表刊物，当时鲁迅、郑振铎、叶圣陶等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能在这两本杂志上发表文章，可见文化震之文笔卓绝。
文化震以“华贞”为笔名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南京之反动势力》
进入国立东南大学以后，文化震的思想逐渐成熟，他认为要解决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必须要研究社会科学。1925年底，文化震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党的安排下，文化震离开学校，投身革命。他捉笔为刀，先后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中国青年》上发表《南京之反动势力》《江苏学阀之过去及将来》《请看国家主义者在南京的活动》等多篇文章，以犀利的言辞，显见的事实，来论说形势，抨击各种反动势力。高昌隆高度称赞文化震，称其，“开口直令溜决河，下笔不休驹解鞅。”
结束此次贵阳之行时，笔者不禁想到贵阳的别称“金筑”，“筑”又通“竹”，因贵阳当地盛产修竹而得此名。故乡贵阳的绿竹猗猗，育就了文化震正直谦逊、宁折不屈的君子品格。考取东大后，郁郁苍苍的六朝古松，蕴成了文化震不畏逆境、刚毅不阿的落落高风；投身革命后，梅庵的数株寒梅，锻造出了文化震不畏严寒、迎风独立的铮铮傲骨。
长风起于萍末，英雄出于平凡，寻其旧日足迹，就像是重新回到了历史的每一个瞬间，看着曾经的英英少年一步步成长、成才、成熟、成功、成仁，看着他在时间的长河中欢喜、心痛、忧愤、自拔、奋起，看他最终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的洪流之中。生而为英，死而为烈，热血染山河，浩气弥千古！文化震烈士，将与民族国家一体，与东大的光荣为伴，永远不会被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