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洪兴
作者（左一）毕业论文答辩时与导师们合影
1978年10月，我和同学们从全国四面八方来到南京工学院，学习工业与民用建筑本科专业。一转眼四十年过去了，老师的举止行为、音容笑貌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
“高等数学”是入学后的第一门主课，分上、下两个学期，第一学期的任课老师是刘鉴明副教授，上课地点是五四楼101，东门进去左手第一个教室。打开南京工学院数学教研组编写的高等学校试用教材后，发现任课老师是编写组成员之一，不禁肃然起敬，感到非常幸运。刘老师是四川人，讲课带有四川口音，但基本能听懂。课程一开始关于“集合的概念”，对我们这些没有接受过正规中小学学习的学生来说，理解起来还是很吃力的。老师讲课条理清楚、由浅入深，很快我们就适应了严格的数学思维。当时学校有谢师的习惯，每门课程结束后，以班级为单位要写一封感谢信，张贴在布告栏内。由于我们这一届进校比9月1日正常开学晚了一个半月，高数上册的教学内容没有完成。最后一堂课刘老师说下学期还要继续教我们（后来第二学期的高数换了一个老师），所以没有写感谢信。这成为大学的一件憾事。
大学第一学期的另一门主课是“大学英语”。由于不少同学入学前没有学过英语（我在高中学了一点，最后一学期为了迎高考，学校把英语课停了），我们的大学英语是从A、B、C学起的。教我们英语课的陈霖泉老师是从法语转过来的，鼓励我们说：“我们同步学习，我也在从A、B、C开始学。”一些同学背26个字母就费了很大劲，英语是大学期间花时间最多的一门课。
教我们“建筑制图”课的是王宏祖老师，上课教室是礼西一楼。王老师是上海人，衣着比较讲究，一副福态，这在当时较为少见。我们在方格纸上画的三视图作业，线条涂涂改改，自己都看不清，真佩服老师批改是如何看明白的。课程最后要画一张楼盖的透视图，还需要用鸭嘴笔上墨线，一不小心硫酸纸上就会留下一团墨。我现在编教材需要画一些透视图，就是那门课打下的基础。
“大学物理”需要用到高数微积分知识，所以在大学第二学期才开。任课教师柯景风副教授也是教材编制组成员。柯老师不太讲究，上课时胸前衣服上全是粉笔灰。我中学物理没有学好（是工厂技术员教的，领导让他讲课勉为其难），学了大学物理才把速度与加速度的区别搞清楚。
给我们上“政治经济学”的赖国泰老师是印尼华侨（1992年在中国致公党江苏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江苏委员会副组委兼秘书长；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改革发展文库》一书中，撰写了《邓小平对侨务工作的新贡献》一文。）教我们“理论力学”课的是张焕昌老师。理论力学是工民建专业三大力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的第一门，运动学还是挺难的，其中的牵连运动、哥氏加速度等概念不好理解，考试前大家都很怕。老师菩萨心肠，8点开始、原定两个小时的考试，延长到了12点，批改也比较宽松，最后大家的成绩都不错。
“材料力学”课我们用的是美国E.P.POPOV教授编写的英文原版教材，这对大学英语从A、B、C开始学的我们来说，具有挑战性。任课的关来泰老师，每周晚上给我们补专业英语。关老师个子不高，英文很好。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专业名词掌握后，我阅读英文教材没什么困难了，这门课学得不错。
单炳梓老师给我们上了“结构力学（上）”和“弹性力学”两门课。第一堂课做自我介绍，“我叫单炳梓，不是dan炳xin。”单老师讲课风趣、语言生动、表情丰富、手势不断，听他的课不会打瞌睡；条理性非常好，通过比喻能把难懂的概念说得很清楚，我在课堂上就能把内容完全理解，不怎么要课后复习。口头禅“你懂不懂”。单老师怕冷，冬天穿着很多，毛衣、棉背心、棉袄，进教室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脱去一些衣服，即便这样，由于讲课投入，常常满头大汗；对教学工作尽心尽责，每周晚上固定时间去我们宿舍答疑。单老师讲课功底很深，他自己介绍曾给金宝桢教授当了7年助教，有丰富的积累；年轻时爱去无锡崇安寺听说书。听过他课的每届学生返校，都会提到单老师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任“结构力学下”的何达老师则是另一种风格，讲课幽默、言语简洁。
上“测量学”的孙云雁老师，是我们大学期间资历最深的任课教师，解放前已是副教授，1954年就编著了《测量学》教材。不知是夫人不勤快，还是老先生不讲究，衣服上常有饭迹。对教学一丝不苟，第一堂课得知我们领的教材不是他选定的时，执意更换。一次测量实习，下起了小雨，助教怕淋湿仪器，不给我们领，这意味着这次实习要泡汤，需改期。老先生当场大发脾气，“下雨怕什么，不是有大伞吗？结束后你们及时把仪器擦干就行了；我在美国铁路工地上，下雨天是照样干的。”最后正常进行。
教我们“房屋建筑学”的是唐厚老师，选用的教材是唐老师参编的四校合编教材。唐老师讲课不急不慢，讲到砖瓦时，专门去建筑垃圾堆翻出来一块平瓦。在上课前已指导过我们认识实习，参观电影院时，讲到为了保证观众都能看到银幕或舞台，剧院座位需要进行视线设计：后排观众的视线从前一排观众的头顶穿过，这是无阻视线设计；如果相邻两排座位错位、则后排观众的视线可从前二排观众的头顶穿过，这是有阻视线设计。眼睛到头顶的平均距离，国外按120mm设计，我们国家取115mm，可能是亚洲人头盖小些。为了满足视线设计要求，地面需做成斜坡；为了减少总的抬升高度，前排地面可做成反坡曲线。影剧院还要求有良好的音响效果，保证声音能同步到达每位观众、通过吸音控制混响时间。一次认识实习，就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可见当时老师的敬业。课程结束后是我们的第一个课程设计———房屋建筑学课程设计，老师指导细致入微，讲到打底、加深分别采用什么型号的铅笔、如何削铅笔、如何起笔落笔、如何裱图纸、如何用馒头屑擦拭图面。
两年的体育课是小班上课，我们一班是吉崇波老师（现在在校东还经常碰到，八十多岁了，身体还很硬朗），每天清晨来文昌桥宿舍喊跑步，一声“小竹，该起床了”记忆犹新。冬天天亮得晚，起床时天还是蒙蒙亮、眼睛睁不开，只能闭着眼睛跑。即使三四年级没有体育课，我坚持了早晨跑步的习惯，一直延续到后来的研究生阶段，这应该归功于当时大学体育老师的敬业和执著。
给我们上“算法语言”课的祝子高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脑子灵活、思维跳跃、来去匆忙。不像其他老师提前到教室，总是手里拿着其他东西急急忙忙赶到教室。当时主流的算法语言是ALGOL，但祝老师认为FORTRAN语言更有发展前途。为了既讲FORTRAN语言，又不违背课程教学大纲规定的ALGOL语言，他弃用正式出版教材，自行编制了讲义，左侧是AL-GOL语言、右侧是FORTRAN语言，上课时两种语言交替讲，“错了，错了，又错了”，常常连自己都搞混了。由于概念跳跃，加上当时学校也没有计算机可以供我们使用、练习(学期快结束了，祝老师带我们去无线电系参观了刚购置的苹果机)，结果两种语言一种都没有掌握。
“工程数学”我们78级是和77级（77级1978年2月入学，相差半年）合班上的，在五四楼107教室，任课教师是戴昌国副教授。戴老师知识渊博、才思敏捷、表述严密、记忆力极强，某年某位数学家写信的内容，能全文背出来。解释概率时说：“我们这个教室的氧气分子全部蹦极出去，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喔。”他烟瘾很大，一下课就会去户外抽烟，当时班上也有几位同学抽烟，于是边抽边聊开了。他曾被打成右派，这是他恢复工作后的第一次讲课；住在城南，不骑自行车，坐公交到学校需要45分钟。
给我们上“地基基础”课的是张克恭老师和刘学尧老师。张老师人比较瘦，考试前专门去宿舍收作业本、当场批改，作业可以算成绩。刘老师讲课吐沫星子飞舞，大家都不愿坐前排。上课期间专门带我们去幕府山认识高岭土和蒙脱土。这门课有试验，测土的塑限时要用手搓土条，当时感觉，土木专业真土。
以上都是我大学期间对老师的印象。专业课老师，如“钢筋混凝土”课程的袁必果老师和童启明老师、“钢结构”课程的何德生老师和葛筠圃老师、“建筑施工”课程的杜训老师和钱昆润老师、“房屋抗震设计”课程的高振世老师等，因我1986年留校后与他们共事，对他们非常熟悉，大学期间的印象反而湮没了，要另文撰写。
（作者1986年留校任教，现为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