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钰
东南大学正在庆祝它115年的生日。将学校历史追朔到1902年，是从三江师范算起的。在逝去的115年间，学校曾几度更名，最近的一次更名在1988年，从南京工学院更名为东南大学。当时，教育部要求直属高校中同一类型的四所工学院，如果要更名，都要更名为XX理工大学。我们当时研究，觉得要更名不如一步到位，既然称为大学，就不要再带“理工”的帽子了。何况，学校历史上也曾用过东南大学的名字。争取教育部批准的过程并不容易，是多方支持的结果。对于这次更名，至今也还有不同看法。在1988年时，争论自然就更大了。我是当时的校长，功过如何，留待历史评述；况且，与个人实在是无关紧要。
倒是回忆起几件轶事，对这些插曲当时知者并不多。当时共同推进更名工作的校领导班子同事中，有的已经谢世了；有的身体现在也不是很好，所以想记述一下，也作是对共同工作同志情谊的回念。
轶事一：东南大学现在的校名是谁写的？
学校更名为东南大学，要确定校庆的日子。查询相关档案，原东南大学批准建校的日期是6月6日。于是就把校庆定在6月6日，1988年第一次更名的庆典也预定在6月6日召开。定下以后，马上有位老领导打电话来反对，因为他查到6月6日是狗的生日。我们研究后，认为6月6日是狗生日这件事，知者不多，向他解释一下，就不做改变了，定下了6月6日开庆典。
接下来，要决定东南大学四个字的字样。不仅大门口要用，信纸、信封和各项公文的标识要用，那时进校是要佩戴校徽的，校徽上也要有东南大学的字样。最初，请刘海粟先生题词。当时，刘海粟先生住在北京钓鱼台宾馆。托人设法求刘老题词，刘老倒是支持，替我们写了“东南大学”四个字。到了快开庆典的前几天，接到一位德高望重的省领导，也是南京工学院的老领导的电话，说XXX是否有XX问题。已经事到临头了，查也来不及，又不能置之不理。商议之下，决定找王羲之的字。于是现在东南大学四个字是从王羲之的字贴里，挑出来，拼成的。
在将东南大学四个字放到南大门的那天，有学生打来电话来，责问“校长怎么这么不自觉，把自己的字放到了大门上”。大家听了，当然哈哈一笑，岂不知校长的字与王羲之的相比，要差之千里。这点自觉性还是有的。
轶事二：一场虚拟的庆典
更名是大事，原定是要在大礼堂举办庆典的，一切也都准备就绪了。我们还请来了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严济慈先生。因为严济慈先生是东南大学第一届的毕业生，严老的夫人是东南大学第一位女学生。经过批准，严济慈副委员长已经在六月初就来到了学校，等候6月6日的庆典。严老来校以后，兴致很高，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夫人当时是在六朝松下的梅庵定情的，在夫子庙举行的婚礼。当时，严老的夫人已经过世了，由严老的儿子陪同他来校。严老找到了当年的教室楼，和陪同前来的儿子照相留念。
严济慈先生
到了6月6日那天，我很早就来到了办公室。突然接到了教育部打来的电话，要求我们取消庆典。因为南大的一些老教授对我们更名有意见，如果我们要开庆典，他们就准备上街抗议。这么紧急的情况，只能服从大局。我们决定取消庆典。紧急向教职员工与学生做工作，说明学校更名是大事，庆典不举行也没关系。这个时候大家要理解，要顾大局。真的很感谢当时东南大学的师生员工，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理解学校的决定，服从教育部的指示，停办当天庆祝学校更名的庆典。
可是，对年时已高的严副委员长，怎么交代？不忍心他满怀深情地专程从北京赶来，带着对学校生活和夫人的怀念而来，带着对更名后学校发展的期望而来，却不能举行庆典。广大师生员工也失去了聆听严老教导的机会。我们商议以后，决定在大礼堂二楼的会议室里，按上许多麦克风，布置了一个虚拟的转播会场。告诉严副委员长因为天热，大礼堂没有空调，庆典改为现场直播，学生在教室里收看视频。就这样，我们在大礼堂二楼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举办了一场虚拟的电视直播庆典。在会上，按照原定的程序进行，严老也做了讲话。但是，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我们并没有直播，也没有组织学生收看，只是录了像留存。参加大礼堂二楼会议的人，包括严老的儿子都了解事情的原委，只是没有将真情告诉严老。因为严老年事已高，而且回到原校址，他已动情很深。至今想来，我心里还觉得十分内疚，还在想，严老在天之灵，知真情后，是否会责怪我。
事已逝去多年，回忆起来，终有遗憾。我当时说了一句“当了校长，品行也会入乡随俗，不那么真实和科学了”。
文章来自于韦钰校长微信公众号，原文发表时间为2017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