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8年5月29日
地点：舜天集团E座609室
受访者：胡立新
采访者：周晶晶、毕珊珊
文字整理：徐源、毕珊珊
胡立新，1967年6月出生。现任江苏舜天国际集团经济协作公司党委书记，高级经济师，东大南京校友会副会长兼人文分会会长。1988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社会科学系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专业。
毕：您能谈谈您的个人经历吗？
胡：我1988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在东南大学工作五年之后，就到了现在这个国有企业。到这里以后，从业务员开始做起，已整整25年了。实际上我的工作履历很简单：东南大学，舜天集团。
毕：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报考东南大学呢？
胡：当时还是南京工学院。这个非常有意思，两个原因促使了我报考南京工学院。
第一个原因是我的学习成绩。当时高考的录取率都是个位数，不到百分之十。那时候只要能上大学，就非常不容易，而且高等教育还没有改革，上大学是不需要交学费的，只要上了大学就是国家干部，由国家来负责分配工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上北京大学还是上东南大学，待遇完全一样。所以，当时第一就是要确保能够考上大学，这就要看你平时的学习成绩了，因为当时是高考以前填报志愿。当时在我在省重点中学文科班，全班总共五十人，我的学业成绩总分排名，基本上稳定在十几名，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按照当时我的学习成绩而言，如果要上北大、复旦这些综合性大学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但是如果退到第二档次，比如南京工学院，当时虽然不是综合性大学，但毕竟是国家教育部的直属重点高校，录取希望较大。根据我的平时排名，班主任就建议我报考像南京工学院这种类型的学校，既能确保在第一批次录取，同时也是重点大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南京工学院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展大学生“第二课堂”实践活动，是由在校大学生开展的类似于像现在的科技发明、科技制作的活动，我们称之为“第二课堂”。“第二课堂”与老师日常的教学既有关联，又不一致。它没有学分，也没有考试成绩，完全是自愿的来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亲自到南京工学院来视察“第二课堂”，1984年4、5月间，《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等一些媒体连续报道了南京工学院大学生“第二课堂”的实践活动。而我高中阶段每天中午都会在食堂门口的公共阅报栏看报纸。看到关于南京工学院的报道，恰好这个时候要填志愿，于是就把南京工学院这个情况跟班主任一说，班主任说你的成绩报考南京工学院应该没有问题。
这两个原因就决定了我报考南京工学院，特别是第二个原因。因为根据我当时的成绩，即使不选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在第一批次还有其他重点大学可以选，之所以报考南京工学院，就是跟这个“第二课堂”的实践活动有关系。
毕：您考入南京工学院之后学习生活是怎样的，能谈谈当时的实践、集体活动或者学习生活经历吗？
胡：首先，在学习实践方面，由于当时我们是南京工学院唯一一个招生本科生的文科专业，因此当时社会科学系的老师们，应该说在课程的探索上做了很大的努力：一方面，除了选配本系最强的老师给我们上专业课以外，同时从校外像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聘请一批知名教授给我们上专业课，比如说社会学、历史学科、西方哲学这些课程都是从外校聘请的知名教授来精心设计的这个课程；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系采取了更多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办法，这个到现在我觉得也是获益匪浅的。当时我们非常强调社会实践，每一学年都至少有30天到45天左右进行社会调查，形成社会调查报告。1987年的8、9月份，系里面安排我和其他七八位同学到安徽天长县一个小镇上进行社会调研。住在乡镇企业的招待所，条件非常简陋，都是茅草房，然后我们开始搞一些社会调查，当时包括农村的经济情况、农村青年的文化状态等方面做一些调研。调研以后，我和我的一个同学，我们两个人写了一篇社会调查报告，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的价值观调查》投稿到《经济日报》，最后在第三版全文发表。这是老师在做好课堂教学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自主能力的成果。我们这三十多天和当地的农村青年吃住都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间激发一种创作的灵感。所以我觉得，从学习课程来讲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是作为东大第一个文科专业，我们配备了最强的师资力量，二是是最大程度的调动了学生的自主能力。
其次从学生的社会活动角度来讲，我印象也很深，当时学校对我们这届文科生很重视，专门让我们班推荐一个同学到校学生会工作，我有幸入选，先后担任秘书长和副主席。学校领导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和民主管理的能力，但考虑到民主管理必须有序开展，因为任何的民主都是有限度的，在这个方面学校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当时作为一个学生会干部，是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的。
要说八十年代的我们与跨越三十年后的毕业生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各有千秋，但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更多的关注自己的社会责任、社会角色。因为我刚才讲过，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很不容易，上到重点大学更是凤毛麟角，所以觉得自己是精英，“天降大任于斯人”，一定要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对这个社会要有所贡献，忧患意识比较强。现在的大学生有很多很多的优点，最为突出的是创造力。我参加过母校两届“最具影响力毕业生”的评选，他们在现场展示的才艺，以及在大学期间所取得的业绩，都是我们那个年代无法想象的，也是很难做到的。
举两个例子：一是食堂。现在的东大食堂，九龙湖我至少去品尝过二十多次，四牌楼也经常去，对伙食我很满意。但是我们那时食堂不是这个情况，食堂很少，口味等很多方面不太尽如人意，学生意见比较大，那么后来学校党委、团委就委托我们学生会组织成立一个大学生伙食委员会，选拔一批在校学生参与食堂管理，担任食堂兼职副主任。这一方面对食堂工作是个促进，同时也让我们在校学生更加理解了办食堂的艰辛，要做好一个食堂不容易。学生参与食堂管理才发现食堂的操作流程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它为什么这个口味只能做到这个程度，有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此举增进了学校和学生的相互理解和沟通。
第二例子就是我们在党委领导下民主选举校学生会主席。大概是在1987年前后，我即将进入四年级。以前的学生会主席基本都是由各个系推荐，由学校党委和团委共同研究来确定这个主席、副主席的组成人选，但是当时学生的呼声比较高，就是学生会主席应该由学生自己来选举。于是在学校党委和团委的支持下，我们这一届学生会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由各个系党总支向学校推荐本系能够出任校学生会主席的候选人，校党委综合平衡，最终确定了两名正式候选人。这个候选人不是你想做就能做，也是通过组织推荐，推荐以后由各个系的学生选举学代会代表，几百名学代会代表在大会上听取两名正式的主席候选人的竞选演说，施政纲领，然后由学代会的代表无记名投票产生新一届学生会主席。当时这个做法新华社记者是全程参与的，选举了新一届学生会主席以后，专门在新华社内参上写了一篇报道，当时还叫南京工学院，南京工学院民主管理民主选举，中央领导都在这个内参上作了批示，要求全国高校学习南京工学院的经验。我们学生也很满意，毕竟第一次通过自己投票的方式产生了学生会主席，同时校方也很满意，既发挥了学生的民主热情，又是非常有秩序，候选人的产生完全是经过组织考察的，是组织提名的，达到一种互相的融合。所以讲到这学校的管理上，这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周：您能给我们讲讲您读书期间在学校有哪些趣事吗？
胡：我在校期间一直在参与组织包括大学生文艺汇演等活动。讲个真实的故事：每年三八妇女节，女生部都要举行座谈会，当时的女生部部长跟我提出来，女生们都想见一见文艺界的明星，于是我就勇挑重担，到前线歌舞团，把毛阿敏请到了东南大学，没有出一分钱。当时确实也是机缘巧合，我们党委学生工作部有个老师，也是我们大学生艺术团的负责人，孙子凤老师，她是前线歌舞团转业到东南大学的，和前线歌舞团的领导也比较熟悉。根据我们的汇报，她给他们团长打个电话，请团长与毛阿敏打了招呼。很有趣的是，第一次去拜访，毛阿敏不在，在我就准备出前线歌舞团大院的时候，在门口碰到一对老年夫妻，正向哨兵询问毛阿敏的宿舍，我就凑过去搭讪，得知他们是毛阿敏的父母，专程从上海来看女儿。原来毛阿敏是到火车站接她父母去了，但是当时通讯不畅走岔了，我就帮她父母提着行李到毛阿敏的宿舍。老人家就问我找毛阿敏有什么事，我说我是南京工学院学生会的，想请毛阿敏到学校跟我们学生座谈。当时大学生在社会还是很有影响的，她父母很高兴，说这是好事，你明天这个时候来，我们叫阿敏在这等你。我第二天过去的时候，毛阿敏果真非常愉快。我问毛阿敏：你有什么要求啊？她说没什么要求，要不最好你们用个小车来接我一下。后来我们跟学校团委汇报，学校派了一辆很破旧的上海牌小轿车到前线歌舞团把毛阿敏接过来，在四牌楼校区计算机中心的楼上，当时叫演讲厅，与几百女生座谈了两三个小时，不要任何报酬，最后我们就送她一个洋娃娃，花了10块钱，很有意思。
毕：您有没有经历过对南京工学院的一些改革？
胡：我在校学习期间，经历过两次教学上的改革，一是是实行学分制。我们进校的时候是没有学分的，大概是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开始有学分，学校把课程分为必修课、限选课、任选课，修满多少学分可以毕业，学分制是我们在校期间开始推行的。第二是学期设置改革。把一学年分成三个学期，两长一短，所以我才有了那一年在《经济日报》发表的社会调查报告，就是利用这个短学期完成的。这个两件事是我们在校期间发生的，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到现在全世界高校好像都是实行学分制。
周：有没有令您印象师兄、师姐、同学，或者学弟学妹？
胡：因为当时我们专业和学校其他专业不太一样，一个年级就一个班，同班同学我就不点评了。全班三十多个同学，既有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这部分可能占到四分之一的比例，包括马院的袁健红书记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在高校工作的应该说无一例外都是博导，教授，在这个领域都是有一定的造诣。另外一部分在党政机关工作，应该讲也是所在部门的中层以上干部，第三类就是像我这种在国企工作的，第四种也有自主创业的。毕业整整三十年了，至少可以这样说：我们对得起学校的培养，没有给母校丢脸。
周：您觉得您在东大学习的过程中，对您今后的工作生活有什么影响？
胡：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就是东南大学培养了务实的工作作风。当时我们的校训是“严谨求实，团结奋进”。因为我在学生会工作过，毕业以后和东大的很多同时期的校友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三十年之后，我们感觉到，在我们这批东大毕业生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么一个影子，办事很踏实，一定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去做。
第二就是团队精神。我觉得东大的学生走向社会以后亲和力还是比较强的，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能和周围的同事比较融洽一起工作，形成一种团队合力。这两点让我受益终生。
周：您对南京工学院更名为东南大学怎么看？
胡：我觉得是学校发展的需要，因为当时实际上从1984年我进校以后，南京工学院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工科院校。当时，除了传统的工科学科之外，还有数学、化学、物理这些理科学科，同时像我们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还有图书情报这些文科专业也在1984、1985年陆陆续续的开办了。这个时候复更名为东南大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跟学科建设更加匹配，也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也是回复到历史的本真，对学校来说本身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周：您1984年入学，1988年毕业，入学时学校名称是南京工学院，拿到毕业证书却是东南大学，您有什么感触吗？
胡：我是学校复更名以后的第一届毕业生，拿的是东南大学的毕业证书，也是建国以后第一届拿东南大学毕业证书的毕业生。南京工学院更名为东南大学，对于我们学文科生来说有更多的感想。可能对工科生来说南京工学院的毕业证书是不错的，因为南京工学院是四大著名工科院校，但对文科学生来说，拿东南大学毕业证书更加名副其实。
周：您在东大工作工作5年，具体是教什么课程？
胡：当时我教的课程比较多，因为当时可能系里面对我比较重视，当作骨干来培养。先在哲学教研室教《马克思主义原理》，后来又让我到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去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又让我开了一门专业课，叫《城市经济学》。我调离东大的时候，已经是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副主任，一个本科生担任一个教研室的副主任，在东大历史上也是破格的。
周：当时的授课对象都是有限定专业吗？
胡：不一定。有些系比如建筑系的学生，他们比较调皮又有思想，自主意识强。你一跟他们讲政治，讲大道理，容易产生反感。所以相对来说如果表达能力或者亲和力不太强的老师，建筑系的学生不太容易接受。当时，我们社科系公共课基本上都是配备比较强的师资力量，给学校优势工科专业的本科生讲授政治课。优势工科专业的自我感觉很好，要给他们把课上好，对老师是个挑战。我第一次给建筑系上中社建之前，先把中国建筑史看了一遍，至少和他们有共同语言，虽然不专业，但是他扯到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多少说能听懂一点，这样一来，人家就很容易接受你。后来我主要是给建筑系上政治课程，上了半学期以后跟他们成为好朋友。我记得那时他们班元旦联欢请了两个老师参加，一个是他们班主任，一个就是我这个上政治课的。
毕：当时您所教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刘道镛老师编撰的吗？
胡：当时还没有，等我教中社建的时候，刘老师编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才出版，而且后来我到那个教研室我们自己编了一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概论》，我们公共课就用了那个教材，是我们社科系自己编写，大概在90年前后，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江苏省的一些高校也用这本教材，我当时还写了一章，我写的那章叫《人口就业与劳动生产率》。
周：您在东大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老师，能具体跟我们聊聊吗？
胡：实际上在东南大学接触的老师有很多，我想借助今天这个机会讲讲三位老师。
第一位是我们东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刘道镛老师。大概在1990年前后，学校正式成立了文学院和理学院，刘老师是文学院的首任院长。1988年毕业以后，我留校在文学院社会科学系工作了五年，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文学院的创办过程。刘老师作为文学院首任院长，应该讲，我认为他对复更名以后的东南大学的文科发展和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刘老师就任文学院院长期间先后引进了一批文科专业的领军人物。我们校歌的词作者王步高老师，旅游专业的创始人郑云波老师，还有民俗文化专家陶思炎老师，都是刘道镛老师就任文学院院长期间，从国内各个高校引进的领军人物，应该说这些领军人物的加入对我们东南大学文科建设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时，刘道镛老师在就任文学院院长期间非常重视学科的发展和教师队伍的建设。当时文学院成立的时候只有两个系，一个是社会科学系，一个是哲学科学系。哲学科学系主要是两个专业，只有研究生，没有本科生。一个是伦理学，一个是辩证法。社会科学系当时主要是承担公共课的教学，从中国革命史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到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文学院成立以后，文科专业课程的教学与研究，逐步得到了拓展。现在我们东南大学的人文学院、艺术学院等都在那个时候奠定的基础。旅游文化专业，经济系的会计专业，中国文学方面的专业，包括现在的艺术学、民俗学等等这些专业都是在那个时候逐步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刘道镛老师在学校的发展，尤其是学校文科的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当时也被学校重视，作为文学院院长兼任学校的党委常委，这在历史上也是没有的，这说明学校对文科建设的高度重视，这是第一个印象深刻的人物，刘道镛老师。
第二是我的两位班主任。大学一二年级班主任是束素娟老师，她是我大学期间的第一任班主任，是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之前她在上海读书时，参加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是离休干部。她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对学生的言传身教和真诚关爱。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住在文昌桥的宿舍，八个男生一间宿舍。很坦率的说，男同学的个人卫生不如女同学那么讲究，我们有可能袜子、裤头放个四五天堆积在一起，找个周末一起洗。有一次，我们吃过晚饭回到宿舍发现我们堆放在角落里面的脏衣服全部没有了，再一看都晾在外面，就是班主任束老师在我们上课期间让宿舍管理员打开我们宿舍，看到这么多脏衣服，她自己给我们洗干净晾晒出来了。从此，我们男生今天换下来的脏衣服一定今天晚上就洗干净，再也不好意思让一个年过半百（当时她已经快六十岁了）的老师来给我们洗衣服。我觉得她这个举动对我们有重要影响，至少对我来说影响我一辈子，我现在工作成家以后，我的家里面都是井井有条的，不可能有脏衣服堆放在那个地方N天再来洗，这也是一种对我们言传身教，同时也体现一种对学生的关爱。另外，在思想上政治上，她作为一个革命前辈，在这方面对我们也是非常严格的。她是我进入大学以后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导师。
现在还在马院工作的许苏明教授，是我大学三年级到四年级的班主任，也是我的第二任班主任。这两个老师放在一起对比，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束老师平时不苟言笑，但是生活上对学生很关心、思想上对学生很严格。三年级的时候，她年满60周岁离休了，然后来了一个新班主任。我们都在想，这个新班主任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时，许苏明老师过来了，他是从华侨大学调过来的。许老师跟我们见的第一面穿了一条牛仔裤，那个时候应该是1986年，在大学老师、班主任中穿个牛仔裤是很少见的。许老师也就比我们大不到十岁，我们班上最年长的同学和许老师就差一岁。束老师毕竟有年龄因素，多少有些代沟，而许老师，从年龄和他的穿着打扮，上任第一天跟我们见面，一下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既是老师，又是朋友，可谓亦师亦友。
两任班主任正好是非常有互补性的，但是又有共性。许老师和束老师在对学生的要求爱护方面是有共性的，但是他们又各有个性，许老师年龄比较轻，相对来讲跟我们很容易拉近距离，某种意义上把我们学生当作朋友这样相处，以他的学识，以他的对世界观、方法论，以朋友的方式来感染、引导我们。所以东南大学印象最深的老师，我就谈这三位老师。
毕：您在东南大学工作5年期间，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胡：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东南大学在这个五年真正的开始走向了综合性大学，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因为1988年的复更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综合性大学，当时的东南大学是工科为主，配以一定的理科，而文科类这些的东西基本上是没有的，几乎是空白。更名以后，东南大学逐步组建文学院、理学院。到我1993年离开以后，东南大学已经在真正意义上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不仅从形式上而且是内容上和东南大学这个名称更加匹配。
毕：当前东大的学科发展定位是优势工科、强势理科、精品文科、特色医科，您对当前东南大学文科发展有什么建议？
胡：东大的文科不可能搞大而全，我们也要像搞医科一样，形成我们若干的特色专业，比如说医学院，东南大学医学院这几年非常好，做到了特色医科，几个专业比如急诊医学，那确确实实在全国是能叫得响的，它的影像、介入治疗在全国也有较高知名度，但是在其他所有专业去突破是不可能的。
反过来，我们东大的文科我也觉得在现有的基础上可能是做优做精若干个专业，有那么三四个在全国能排上号，只要是A类，哪怕是A-都行，有三四个就很了不起。现在只有一个艺术学理论，比较单一。在本科这个里面是不是要形成一两个精品的学科，精品的专业。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现有的师资力量再结合领军人物的引进，在某些方面形成一些突破，比如说想当初旅游管理与旅游文化专业东南大学是全国第一个创办的，虽然一开始是大专，后来发展到本科，但当时你走在前面。我们不妨借鉴以往的成功经验做些突破，做几个王牌专业出来。
就像这几年马院虽然主要招研究生，但发展的势头还是不错的，取得了重大社科基金立项。在文科发展的过程中，本科教育中间选择一两个专业，研究生教育里面再弄两个王牌专业，这样你的文科专业就形成气候了。如果说东大有三四个A类的文科专业，本科里面有一两个，研究生里面有一两个，那你这个精品文科就出来了，精品不是大而全，而是小而精。
周：恰逢东南大学116周年校庆，您想对东大说什么？
胡：我就说一句祝福的话，希望“东南学府第一流”名至实归，我相信一定能够做到。这几年和母校的接触过程中，感觉到有这个势头，核心问题真的就是怎么把一些优势学科、精品学科建设好，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没有问题。
现在讲东南大学，三十年前与三十年后比较最大的不同就是两个字，第一个变大，校区变大，现在加上丁家桥，有三个校区；第二变强，那时就是一个工科院校，现在是985、双一流，在中国很有知名度，而且近年来，我们各种排名位置都在上升，无论从各个角度的排名，总体都在往上走，这是非常好的势头。我相信再通过五到十年的努力，我们应该是可以名至实归的成为一流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