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学钧，出生于1937年4月，道路与铁道工程学科原学科负责人，主要从事“路基路面分析与管理系统”、“大跨径钢桥面铺装设计理论与方法”等方面的科学研究。1960年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教研室主任、研究所所长、学院副院长等职。曾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科技委工程学部委员、全国高校路桥及交通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公路学会理事和江苏省公路学会副理事长。获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南京市劳动模范，江苏省教委优秀研究生导师，国家人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获政府特殊津贴，国家教委、人事部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及人民教师奖章，"红杉树"园丁奖金奖，江苏省普通高校优秀学科带头人，南京市十大科技之星。TRC（交通运输科学研究高层论坛）授予“终身成就荣誉奖”等奖项。
历年来，编著出版专著4本，主编出版本科生、研究生教材3本。主讲《路基路面工程》及《路面设计原理与方法》等主干课程。同时主编《路基路面工程》、《路面设计原理与方法》、《交通运输工程导论》、《交通运输工程学》等教学用书。主编出版专著《刚性路面设计》。
自1978年以来，在国内外刊物和学术会议发表论文130余篇。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17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部、省级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部优秀教材二等奖1项，部省级科技进步三等奖6项，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
采访时间：2015年9月10日
采访地点：专家楼406
受 访 者： 邓学钧
采 访 人： 王旭丹、王洁琳
采访员（以下简称采）：邓教授，首先祝您教师节快乐！这是第三十个教师节，您可以给我们讲讲您第一次过教师节的故事吗？
邓：那很隆重啊，对，第一个教师节，那是1985年，当时我也获得了个奖状，是南京工学院优秀教师奖。每年都举行，最高兴的是1993年，我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是到北京去参加了那个教师节，那时候江泽民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江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还照了张像。1993年，过的真快，到现在已经22年了。
采：那您能跟我们讲讲您当时在学校的一些学习经历吗？
邓：我是1955年通过高考进的南京工学院，就是现在东南大学的前身，所以到今年整六十年。整六十年。六十年前我到这里来报到，像你们一样来上学，我们那个时候是学苏联，五年制，所以念了五年。本科就是五年，一直读到五年级毕业，那时侯是土木工程系，我们这个专业是公路与城市道路专业。土木系有三个专业，公路与城市道路是土木系三个专业中的一个专业。现在的交通学院成立是1995年以后的事。1955年进校到现在40年了。当时土木工程系有3个专业，工业与民用建筑，公路城市道路，还一个建筑材料与制品。
1960年毕业以后呢，就留在学校里当老师。到现在也就是55周年，现在我已经退休了。今年是78岁，退休那一年我70岁，是2007年。因为那个时候培养研究生人手不够，所以还延长了10年。
我的经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如果要谈校史呢，我还不够格。为什么呢？因为时间有限，只有60年，接触范围有限。仅仅是从学生的角度知道一点，一直到毕业。毕业以后当老师，也就是个小助教，反正忙于自己的工作，当然也是和全校的全局有关的，离不开全局，知道一点全局，但只是从一个助教，一个教师的角度知道一点。
后来，我1983年公派出国到美国去，进修了两年回来后，让我当教研室主任，就是公路与城市道路这个专业教研室，接触的面就广一点，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专业、系。后来交通学院1995年成立了，就是20年前，那个时候我是对全局工作，也就是对交通学院的工作比较了解，当然交通学院也只是整个学校的一个院级组织。
采：那您对学校的校史研究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吗？
邓：谈校史，我的视野就是从学生、助教、然后教研室主任、交通学院副院长这样个角度，了解学校的一些情况，也就局限于此吧。更细的情况是知道的，更多的是交通这一块，我比较清楚。与全校的情况是有关系，离不开整个全局，但是毕竟是从一个角度去谈。另外一个，我1955年到1960年是学生，所以要谈这段时间只能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说；1960年以后，参加工作了，岗位就逐步的变，所以个每段时间知道的情况与所在的岗位有关，所以对我讲话的价值和可靠性有一个相对性，不一定全对，这是一个要说明的。
另外我看了那本已出版的校史。共有两本，我的这本是第二卷，介绍1949年解放到1992年。还有一段写了1992到1995年，只有一段文字，但不是正式的校史。这个校史是交通学院图书室借的，我自己也没有，我想这是一个资料吧。我从我的背景和视野出发，介绍一些情况，供你们参考。下面就开始讲。
我想说编这个校史非常重要，过去不了解历史，就不了解这个学校发展的过程。如果有一本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学校从无到有是怎样走过来的，怎样不断地从薄弱到壮大的过程。
每个历史时段做过什么事情，开创了什么道路，碰到了什么困难，犯过什么错误，然后如何纠正。这些都有益于后来的发展，很有用的。所以对于校史你们要写好，对学生也好，教师也好，学校领导也好，都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就像国家的历史一样，国家的发展，历史的过程，我们可以以史为鉴，做一些应该做的，不应该做的不要做。学校也一样，如果知道自己的历史，会在过去的基础上把握更大，把学校办好。
来研究校史，具体的有几条原则：
一是实事求是，要有事实根据，没有根据的就不写，不能凭想象去写。
第二，每段历史的描述要符合当时国家总的形势，不能拿现在的标准，观点，想法来衡量当时的情景。
第三，每个历史时段都有一些重大事情，面对这些重大事情，学校领导有一些重大的决策和决定，要了解得很透。比如解放初学习苏联，当时那是国家的一个方针政策，当时有些什么重要的决定，该怎么做，现在来评价它不能离开当时的客观形势。再比如说后来困难时期过去后，国家有一个总的方针，怎么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有一个八字方针，方针的内容要了解。每个阶段针对不同情况都有不同的具体要求，这些都要熟悉，才能比较有把握地来掌握这个进程。
第四，应该要有发展的观念、眼光，发展的观念。就像科学发展观，什么叫科学发展观？一是尊重当时历史；另一个要从历史的角度看到它的不足，有成功有不成功的，回过头来看都是事实，不能回避，所以要用科学的发展观念来认识、评价这些事实；还要有改革和创新的意识，重点要写改革跟创新，要突出如何改革，改革中又如何创新。历史发展观，改革与创新到今天如何贯彻。
第五，写校史应该突出教学科研，学校的工作有多方面，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培养人，培养人的核心就是两条，一是教学是否发展好，二是科研是否发展好。这是核心，当然不是说除了核心其它的就不重要，其它的也要讲，但是都是为这个核心服务的，这个关系要搞清，不能离开这个核心去谈别的东西。另外，谈教学科研的发展要抓住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这个关键。学校由很多基本学科组成，学科是学校的核心、灵魂。学校好不好，实际上就是学科好不好。当然也不可能每个学科都一样，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学科是历史上逐步形成壮大的，建设得很好。比如我们现在看抗日战争史，从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14年，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有不同的时段，不同时段里有不同的内容，每一个时段里都有核心内容。一个时段里面，国民党是怎么做的，我们是怎么做的，这个核心内容一定要把握描述准，现在我们把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作为重点来描述抗战史。历史要写得很生动活泼，不容易，就是要抓住这些核心时段的核心内容，这需要把握好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不能只列出几个文件，统计数字，表格接表格，最后得出结论，就显得枯燥、乏味。要了解当时的情况，真正要描述的是核心内涵是怎么发展的。写历史要把握总的方向，一些总体数字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核心内容、具体过程也必须描述。就像我们写抗战史，写八路军的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这些都写清楚，然后大家一看，抗战的过程有血有肉。所以校史，核心的内容是教学科研，着重写好学科的发展。
关于这本老校史，我个人看法，这本书写的总体还是客观的，但是学科这一块太薄弱，尽管有统计数字，但是看不出学科是怎么发展的。实际上是有血有肉的，需要重点描述几个核心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是怎么发展过来的，要把握住这点，肯定会写的很好的。这几个原则供参考。
下面就以我个人的经历，跟这有关时段的一些情况作些介绍，当然也只能就我了解的道路交通领域，以它为中心作介绍。
第一个想说就是学习苏联，全盘学习苏联，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当时我作为学生是第一届学苏联五年制，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一共执行了11届，到1965年招生也还是五年制，因为文化大革命，1966年就停止招生了。我们是第一届，学习苏联最刻板的就是我们这一届。全是从苏联搬过来的，那个阶段，这是国家的政策，解放后接管过来的旧学校也没有什么好的整套的东西，而当时整个国际形势是一边倒的，不可能去靠美国，美国跟我们是敌对的。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苏联是完全对的，这样才能生存。
当时来讲，全盘学习苏联，第一，我们全盘照搬了苏联的专业设置，专业从名称到教学计划，教学计划包括整个五年的安排，每一年上什么课，有什么实践环节，怎么考核，都有具体要求，一直到毕业应该达到什么要求。每一门课，每一个教学环都有一个教学大纲，很严格，我觉得教学大纲是很好的，它对这门课讲课的要求非常清楚，上这门课要达到什么目的，在总的教学计划中这门课处于怎么样的地位。然后要明确该课程有哪些重要环节，老师完全按照大纲执行。
就是教材，当时来不及全部搬过来，俄语也看不懂。一开始由老师根据苏联教材编写讲义，也有直接翻译的教材，像我们用的数学教材全是俄语翻译过来的。
另外教学管理，学校、系，怎么管教学，也按照苏联这套。对学生的管理非常严格，当时我们一到学校，报到就觉得这个环境有利于读书。全部学苏联，从大纲到教材全是新的，管得非常严。当时没有人迟到早退，预备铃一响，都坐在那儿了，提前十分钟都坐好，开始上课，没有任何人做小动作，都是很认真的。还有中期考核，都是这样的严格，最后期终考试更为严格，就是口试。
口试科目，第一学期期终考试，考查不算，正式考试全是口试。先给你四天一门课复习，复习完了以后考试开始，进考场抽题，在盒子里面有一百多个题目，拿到这个题目到旁边准备室里准备提纲，准备二十分钟，然后进考试室。五个主考老师，半个小时时间，20分钟是你讲，老师提问5分钟，回答问题5分钟。然后给你一个最终评论，答得好还是不好，回答问题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得五分是最高的。学生们很紧张，比如数学，整个专题的来龙去脉，老师讲述的基本假定、逻辑推理，都要讲得出来。所以到现在，我都记得我的考试题目什么。“极限”，就两个字。数学有函数，有极限，极限是一个很难的数学范畴，老师讲课要讲3节课。要在20分钟内把极限这个概念讲清楚，然后推理基本公式，以及极限在数学里怎么应用，二十分钟里面讲完，然后最后给你评分，如果有问题还要提出。这就是口试。所有的课都要口试，但是回过头来看，过了一些年，感觉这些课学得特别扎实。
最后学校管理上有一个总的学生评分，主要是考试成绩，如果全部课程都是五分，为特等优秀生；有个别四分，为优秀生；其他就不是优秀生了。三分是及格，两分是不及格。到后来，课上得太紧张了，学生压力太重，所以搞了两年，第三年就改掉了，减轻学生的负担，有些学生太紧张，承受不了，晚上睡不着觉。
学习苏联，这五年全部按照苏联教学计划来执行的，这里面有好的地方：
严格的全局规划，执行计划。
管理严格，对教师的教学管理也相当严格，抽查教学是不是按照大纲，讲学不按照大纲就要受批评。对学生管理非常严格，就是考试，这样对学生在校课程学习很有益。
就是重视实践教学，我们这五年有四次实习。这四次实习是一步步的深化。一年级，是基本的测量实习；二年级为认识实习；三年级，有施工工艺实习，学校非常重视。两个月，我们到北京去实习，在钓鱼台国宾馆开展实习，里面有路有桥。就那两个月，在建筑工地上施工劳动，印象非常深，路桥是怎样造起来的就很清楚了。第四年，有一个毕业设计，事先定下毕业设计的题目，定下题目以后先带着这个题目，安排实习，收集资料，回来做毕业设计，然后毕业答辩。对实践环节很重视，我觉得这是个优点。
我觉得当时学习苏联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专业设置过于狭窄。狭窄以后学生的知识就有局限，扩展、举一反三的能力就差了，比如我学公路城市道路，对路、桥很熟悉，如果换一个行业，去搞水利，就不知从哪里下手。其实就土木工程而言，水利跟桥梁是很接近的。
另外，对基础理论的扩展不够，比较强调实用。理科的基础相对差一些。整个专业教学管理都归一个业务部门来管，比如我们这个专业由交通部门直接管，一个业务部门管容易产生实用主义。他需要你搞什么就学什么，他觉得不需要的，或者暂时不需要的就不要你学。这对学生的培养很容易走向实用主义的角度，对于基础拓展、展望能力、开创能力的培养相对要差一些，所以它有很多弊端。这个是第一阶段。
这个事情到什么时候就告一段落呢？1957年开始反右派，学校开始乱了。政治运动压倒一切，教学不被重视，学习苏联也不再强调了。现在有人全盘否定学习苏联，我觉得也不妥当。说学苏联，有什么好学的，这么落后。其实不是的，从当时的情况看，我觉得学苏联也是必要的，但是它也存在问题。现在我们只要针对它存在的问题去改正，不要说不好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部丢掉了，我觉得好的东西应该坚持。比如教师不严格按照教学大纲上课，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教师不能信口开河，想到什么就给学生讲什么，什么熟悉就讲什么，都不可以。从全局来看，要有一定的培养计划，需要讲到什么样的程度，都是由全局规划好的，都要按这个去执行。另外，教学的全过程，一步一步，都要按部就班去办，让学生循序渐进。讲课没有大纲是不行的。像这种我们现在还是应该学，对学生也是一样，我觉得现在对学生没有原来要求高了，很宽松。宽松，学生没意见，少考核一点。但是对他们巩固学得的知识是不利的，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只有从严要求，才能教好学生。总之，我觉得1956年以前，学苏联是基本成功的。反右以后就不好说了，很多事情搞不清楚，到现在都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采：那您那时除了学习，有没有什么社团啦，集体活动这些？
邓：社团也有。我们那个时候有学生会，学生会活动也很活跃的，当然没有现在这个条件了，当时也有歌唱团、舞蹈队、体育球队、竞技队，都有的。有的喜欢技巧，喜欢运动，喜欢篮球，活动也挺多，几乎每天下午四点半以后到六点以前都是各种各样的活动，那球场上、操场上全是人，体育馆里坐满了人。
周末也有活动，那段时间还是很开放的，过年过节搞庆祝活动，大礼堂前面挂灯结彩的，挺开心的。同学们可能没经历过，当时都是非常兴奋的。
采：像大跃进的气氛有影响到教学吗？像要求有多少的科研成果，要培养多少个本科生，多少个研究生？就是优秀的学生，这种要求有吗？
邓：1962年到1966年，这也是很好的一段时间。1962年是什么呢，就是困难时期，你们都知道，大跃进，到处都虚报、假报一些成绩什么的，亩产几万斤啦，十几万斤啦，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报纸上就这样登。上面有些过分的乐观了，比如提出放开肚子吃饭啊，鼓足干劲生产啊，农村里全是这样，到年底都没有粮食，到这个时候国家才来压缩粮食、减口粮，就把我们的口粮全减了。学生的口粮限制在30斤。一个月，30斤粮食。那个时候蔬菜也没有现在这样丰富，所以30斤粮食根本不够吃，有的同学二十天就吃完了。
大跃进时都定的是生产指标。钢铁要完成多少。南京工学院又不是钢铁厂，怎么也建高炉，在那个校园里，三个高炉在那里炼铁，炼铁完了以后，规定要上交，学校也要完成任务。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呢？南大门，两扇大铁门就拆下来，化掉。另外，那个时候宿舍里面床全是铁床、钢床，蛮好的，双层床。所有的床全部拆掉，睡地铺。拿去完成钢铁上交任务。现在看来都是大笑话。
当时大跃进全是炼钢铁，到后来提出科研大跃进，也是定一些指标，都是很荒唐的，都是去说假话的多。所以这件事情哄过一阵以后，冷静下来，国家很困难，学校也不可能要求学生严格得这样，这是一段最困难的时期，1960年、1961年，就我们毕业这一两年困难。1961年以后，慢慢好一点，1962年慢慢恢复，所以后来，到1962年以后中央教育部就比较冷静了，就不再提那些指标了。1962年当时中央提出了八个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调整，要调回来；巩固，成绩要巩固；充实，不够的地方要充实；提高；总的要提高一点。教育系统，高等教育出台的叫《六十条》，有六十条规定。这六十条规定还很严格，也很好，就要保证教学稳定，不许任何单位随便来调学生去干这个、干那个。学校里上课要严格遵守，教师不能随便请假，学生也不能，任何领导单位都不能来干扰学生的上课，这个中央都规定了这些，也是针对当时一些乱象。那么这《六十条》的贯彻，中央八字方针的贯彻，在学校里很有成效。
那时调来一位很有水平的党委书记，刘雪初。刘雪初我们大家很崇敬他，他来前就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副校长，北京工业学院是国防工业大学，调到这里任党委书记兼院长。他对贯彻《六十条》非常专业，而且很有创造性。他本身就是大学生，对学校这一块非常熟悉，所以他抓得很好，现在回过头来看很有成效。
对“学苏联”存在的一些问题，都得到了纠正。我们自己制定教学计划，就不完全按照苏联，教材全部重写，按照中国的要求跟过去教师的经验，重新编写。改正了过去不够的地方。刘雪初对学校的发展有一整套想法。我那时也是老师，对他很佩服，他给我们提出要求，如果你们努力，过几年就是骨干教师了，到时候五年见高低。不行的话你们就要离开。这样我们的压力就很大，自己要提高，提高教学质量、提高业务水平，加强基础理论，基础技能。
这样整个学校里有一个上进的氛围，特别困难时期一过，经济条件也好转了。那时的学校蛮好的。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学校的科学研究也就开展起来了，当时有了基础，因为当时南京工学院不是一个教学科研发展均衡的大学，基本上是以教学为主，单一教学。所以不是一下就能搞起来的，但是在这段时间科研有了发展。
就讲土木工程系，当时对很多重要的科研项目投入了很多精力去研究，工业民用建筑专业，承担了北京十大工程之一北京火车站的设计，这个课题的难点就是中间大厅的圆顶，当时我们国家没有人做过这一类设计，教授们研究了这种结构的受力情况以及钢筋混凝土的配置。课题的研究有很大发展。
我们道路专业教师的科研在三个方面有突破：一个是飞机跑道的沥青混凝土耐高温的问题，喷气式飞机对跑道道面表面的喷气温度很高，一般承受不了，科研要求的指标很明确，沥青混凝土在一百度环境温度下，抗压强度要大于十公斤，那个要求很高的，一般做不到。当时我就参加这个课题研究作为毕业设计题目。当时是学生，后来当老师，都做这个课题，做了三年，最后做完了，达到了这个指标，这个还上报了教育部报喜。第二个，叫矿渣混凝土，就是炼钢出产的渣，它本身是一种活性材料，如果把它做成同水泥一样的材料，就可以节省水泥，来配置混凝土，这个项目做得也很成功。还有桥梁，也做了很多研究。当然拿现在水平来看就不稀奇了，但是从当时来看，学校科研从无到有，零的突破，刚起步，这样的项目、课题，对教师和学生都是一种锻炼。到了1964年年底，开始整顿了。当时全国反对走资本主义路线，搞四清，特别是农村里搞四清，这样就把学校整个秩序又打乱了。学生也要参加四清，那就影响教学了，所以原来《60条》规定的东西又做不到了。
当时我们就到江宁县去搞四清，党委书记刘雪初带队，各个系的党总支书记领队也跟着去，一大批学生教师去搞四清。我也分到一个大队当指导员，其实就是管学生。原来的教学秩序改变了，原来好好的开头才搞了两三年，到1964年，没有再继续下去。
到1966年，我们搞了一年四清回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整个气氛就不对了。我记得当时正在做一个科研项目，试验场地都布置好了，试验工程的仪器仪表都安装好了，正在做实验的时候，广播喇叭响了，宣布停课，一切业务工作停顿，就开始停课搞运动了。这个试验从此再也没有做完，毁掉了。整个很好的形势被干扰了。当时不好说啊，总觉得下面有大事情，谁敢不赞成呢。
但是停顿归停顿，有个别老师非常坚毅的坚持在做研究工作。我记得当时土木系有一个教授叫丁大钧，现在已经不在了，过世已经三年了。丁大钧那时还不是教授，是讲师吧，他坚持研究混凝土的基本理论，做的试验是长期性能观察，要观察20年。哪能就停下来不干了？他白天就参加运动，挨批斗啊，打倒教学权威啊，学问做多了人家批判你就是要出名，写这么多书。白天受批，然后晚上自己拿个手电筒读数据，因为数据不能断，天天要读的。
这种还是个别的，但是不多，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积极的去对待科研工作，多数人都被动接受了，没有办法，不敢到实验室去做实验，连书都不敢读。读书就是不关心阶级斗争，是很大的罪过，要挨批判。外语不敢读，专业书不敢读，实验不敢做，科研更不敢提了。所以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年，学校就很伤了。
这十年都不晓得在干什么事情，斗来斗去。到最后，校园里头原来郁郁葱葱的环境没人管了，都长的荒草、野草。学校里面朗朗书声也没有，看不到学生在球场上运动，教室里没有学生、读书声，对一个老师来讲，看着很难受。
一直到1976年恢复高考。前面就开始招工农兵学员，1972年开始招学员了，叫工农兵学员，规定工农兵学员上学三大任务，要“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
那时我已经是老师了，教学任务还是要我们完成，要给他们上课，样样还是要通过的。当时没有一个严格的管理，整个机构也是松散的。当然还是有很多学生是努力的，优秀的拿到博士学位。但气氛不是一个学校的气氛，这是一个政治大背景下的情景。总体来说，已经开始恢复行政业务工作了。
我们教研室总共30几个人，论年纪我是倒数第四。恢复高考后，要招生了，要给学生们上课，像我这个年纪的老师都在读书，没有人要求你，形势逼人。从数学开始复习，一本一本开始念。
那时候我们国家经济建设也在发展，很多单位要我们帮做一些研究课题，我们也大胆的接了一些课题试着做。浙江省交通厅说，他们公路发展很快，但是路面都是低级路面，根本没法对付交通量的快速增长，想修水泥路面，但水泥路面修不起，是不是能够根据现在的设计理论，再研究研究，给路面降低成本。就这样一个题目，生产需要，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跑到浙江工地，一待就待了两年多，在现场做研究。在研究的过程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必须要熟悉原来的基础理论，去推敲它的应用。这个课题做的很大，国内都有影响。那时地方还在闹两派斗争，有一次听到枪响，城里面两派武装相对抗，把我们吓到了，不做试验了，赶快跑回房间。最后这个项目断断续续一直做完了。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起步。
打倒四人帮以后，可以公开大胆的搞业务了。整个形势就不一样了，学校也提出大家要准备正式招生，1977年开始正式招本科生。当时教育部要求我们专业招外国留学生，教研室认为中国学生都还没招，怎么能立即招外国留学生。后来向教育部汇报，提出能不能把我们的道桥实验室，重新扩建完善，推迟一年招生。这样我们这个专业第一届招生是1978年，那个时候盖的道桥实验室到现在，已经是30年了，现在在新校区已经盖了新实验室，那比这个老的实验室大多了。
那时，大家的心情非常痛快舒畅，终于盼到了教学的春天、科研的春天，很高兴。交通部在天津开科学大会，会上我们在浙江的科研成果也受到了表彰，整个科研小组作为先进集体受到表彰，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成果，按现在的标准来看，仅仅是初步的成果。那时年纪轻，可以说是废寝忘食。上机做计算，学校没有计算机，更没有微机。那个时候计算机器体积很大，只有一些保密单位才有，比如南京天文仪器厂，在太平门外，还有五一三厂，国防工厂，在中华门外。我们要计算，就要到那些地方去算，很辛苦，事先都要做好准备。而且那计算机不像现在，键盘一敲就都进去了，而是先要敲纸条，是一盘一盘的纸带，纸带先要打成孔，那号码，编码，字母，编码编的是孔码，事先打好，要花很多时间，打好后带过去，到天文仪器厂输进去。有问题则要修改程序，重新打孔，再输入计算。一做就是一整天，天亮就骑自行车去，到晚上天黑才回学校。
当时就是这个条件，但不觉得苦，总觉得可以做一点研究工作心里很踏实。1979年教育部推荐出国进修教师，我也参加考试。考上了但不是考得最好，英语成绩最好的，直接可以出国。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偷偷摸摸学的英语，看点书就不容易了，口试语法都不行，考试及格了但是还要进修。
1980年初到上海外语学院进修，进修了半年。我记得南京工学院有8个人一起去，在那里读英语，很辛苦，要背单词、学语法，还要会口语、对话，情景对话、听录音，一天就睡四五个小时，进修了七个多月，还请了美国教师教我们会话。半年学下来当然很有长进了，通过考核认为可以出国了。
1981年，到美国肯塔基大学。这个州相当于我们一个省，学校还不错，我到那边去是我自己选的，因为我做的一些研究方向，那边有位很出名的教授，是个美籍华人，他很欢迎我到美国去。所以到那边去一共待了两年半，中间没有回来。公派是公派，国家供你学习，一个月四百美元。但是当时觉得很好了，四百美元折合人民币三千多，这两年的收入相当于国内八年的工资，一比较就觉得满足了。
这两年真是渴望知识，几乎没有出去玩过，整天就是搞科研，很有收获，美国朋友很帮忙，给了我们很多软件，教材和资料。在那里两年做了三个大课题，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当时我去美国，思想上带着两个目的，第一，就是了解一下美国公路这么发达，我们的公路那么落后，美国的公路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第二，就是想了解一下美国高等学校是怎么培养人的，特别是怎么培养研究生的。这两个问题，我在美国一边做科研，一边听课程，一边我就调研这两方面的情况。回国后写了两篇报告，一篇是《美国公路发展概况》，在全国各地宣讲，一共做了20多场报告。第二篇是《美国高等学校概况介绍》。
我觉得回国以后，整个学校的工作发展很好，特别是韦校长主持工作以后发展更快。她的很多办学方法都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思路很开阔。对年轻教师，对科研很重视，对学校的发展，总体上有一个较好的规划。有了这个基础，后来东南大学的发展就更快了。我就是在这个学校大环境下担任教研室主任，教研室在学校领导下做了这么几件事情：
一是改造专业，做了大量工作，我觉得是有成效的。经过八年努力工作，我们称之为八年抗战，提交了一个终期总结报告，学校报到教育部，那个“专业改造”获得了国家教育研究二等奖。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而是全体教研室老师们共同努力奋斗的成果。当时教研室和我同时出国的有八位老师，分别到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等国家，回国以后都共同感觉到，学校不能再这么办下去了，这么办和国外的差距太大了，所以涌现出一种要求教育改革的积极性。我当时作为教研室主任，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了一个改革的设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规划，步子比较大，把原来的整个教学计划都打乱了。
第二，创建了一个新专业，交通工程专业。从原有的公路与城市道路专业中把许多属于交通规划与交通管理方面的内容单独拿出来，成立一个新的交通工程专业。这个很重要，没有这个专业，就搞不出现代化交通。
第三，改造所有的课程，三十一门课，一门一门拿出来讨论，怎么改造。后来基本上是重新编教材，老师们参考国外的教学计划，改造我们的课程设置，然后进一步改编教材，既要有本学科专长的内涵，又要有国情，同时吸取外国教材优点。这个专业改造，花了好几年时间，改造计划全部实行后，专业建设很有起色。后来我国交通事业大发展，我们学校的毕业生能跟上形势，与专业改造的成效有一定关系。我们这个专业在文革前的南工是很不起眼的，大家都看不起，有人说我们是马路专业，马路有什么好说的，就是修马路嘛。很多学生都不愿意念，觉得没出息，没有科学。但是我们到国外去看到的，却是大有干头，大有研究，需要大批人才。所以专业改造更新之后，换了面貌，学生特别欢迎。我们开了一系列的计算机课程，包括桥梁计算机，路线计算机，路面计算机，材料计算机……学校当时其他专业还没有这么多计算机课程，教学内容的更新非常明显，学生特别高兴。
第四，1989年，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成立了交通运输工程系。过了6年，1995年成立了交通学院。如果没有这个起步改革也就走不到后来交通学院的发展。第四个是扩大与加强研究生培养，当时虽然有硕士点，但是只招了两名硕士生，指导教师都是80几岁了，都是培养我们的老师。所以我们回国后，研究生指导工作实际上就落在我们身上。后来我们花了很大力气，鼓励很多中年教师出来带研究生，以老先生的名义招生，由中年教师他们们来指导，那时候我也是讲师。就是这样子，研究生培养得到了扩大与加强。我们专业后来在全国较快地拿到了博士点，1989年博士点建立以后发展就更快一些。当时我是这个博士点的第一个博士生导师，后来博士生导师队伍也形成了，博士生招生也蓬勃发展，整个发展过程非常平稳，本科生专业经过改造，硕士、博士点全都建立起来了，到后来博士后也有了，所以这个学科建设齐全了。
科学研究。在抓教学抓教学改革的同时投入了大力气整顿科研。那时候国家刚开始花大力气开展公路交通科学研究，国家攻关项目就投入了很大力量，在公路交通方面，65、75、85、95，几个五年计划，都有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大量投资，投入交通运输科学研究。我们想方设法往里面钻，有空就往北京跑，到部里去钻，去宣传介绍，东南大学有力量，可以承担项目，告诉他们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到国外去了以后，在科研方面有很多新的想法，都跟他们宣传，通过激励的竞争，重大课题拿了七八项。整个科研基础就建立起来了，影响也扩大了。
1995年交通学院成立至今20多年，学科建设又有了很大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几年工作的核心关键就是重视教学与科研，两者要密切结合，而不是相互分开，科研归科研，教学归教学。这个20年交通学院领导紧紧地抓住了国家发展交通的重要机遇，紧跟形势，积极投入，拿到了多项国家项目，同时很重视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以及本科生的培养。
一直发展到现在，在全国高校交通运输工程学科排序为第一，跟西南交通大学并列第一，西南交大是整个学校在办这个学科，而我们呢只是一个学院在办这个学科。东南大学现在有四个一级学科在全国高校中排序第一，交通运输工程是其中之一。学校把我们交通学科跟另外三个学科一并列为学校的重中之重。这四个学科是通信；建筑；生医；交通。我觉得学科排序评审是比较客观的，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参加评审的专家一致肯定了东南大学交通学科30多年学科建设的成果。这是30多年来整个学科团队同甘共苦奋斗的结果。
之所以要特别说一说交通学科的发展，因为这是我国高等教育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实例。现在不能说学科建设完美无缺，问题还有不少，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比如发展不平衡。整个我们交通学院现在有八个系，学科专业有七八个，但是有高有低。但是我们的核心，一个是交通工程专业，当时成立的新专业，一个是原来的公路与城市道路，现在叫道路与铁道工程专业，还有桥梁与隧道工程，岩土与地下工程，都是在国内排序前列的专业。其他的专业则排序相对后一点，，这个不平衡没有解决。
另一个呢，因为时代在不断的发展，交通学科领域的内涵也在变化，一开始以工程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后来以交通规划为主，基础设施建成以后的运行管理为主，安全为主。我们经常在研究交通运输领域国家政策与科研方向的发展与更新。现在要搞综合运输，交通运输是一个综合体系，不能光突出那一块，搞高速公路，必须公路，铁路，水运，航空还有管道运输，都能协调发展，互相支持。所以从综合运输这个角度，怎样搞好交通运输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过去铁路相对落后，现在一下发展得很快，高速铁路世界第一，现在中国家向全世界提出发展“一带一路”，“一线一路”沿着丝绸之路那个方向去发展。我们都要做好思想准备，跟上这个形势。另一个问题呢，就是教学和科研的关系。我们老是在争论，学校里面，教学是主要的，还是科研是主要的。其实教学科研都是重要的，核心问题是培养人，这是学校的根本，不能偏离，但是培养人离不开科研，如果不搞科研，像我们过去那样搞的单一教学，教师的思路非常狭窄，教给学生的知识很有局限。如果教师参与了科学研究，获得很多新的突破，积累了很多创新思维和新的知识，就可以通过教学过程传授给学生，学生的思维也贯通了。
研究生培养更是离不开科学研究，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如果没有高水平的科研项目，就无法培养高水平的博士生。所以呢，我们不必去强调哪个为主，而是要强调结合、并重。我们始终强调教师要教学科研双肩挑，这才是真正的出路。除了学科建设，一个学校要搞好，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工作要做，如产学研结合，后勤支援保障，行政管理政治思想工作等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学科建设是学校建设的核心。建议对四个重中之重学科单独做一些调研，了解他们的历史及发展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变化和一些经验教训。建议思路拉开一点，但是要抓住重点，我想说的就这么多。
采：就是当时的浦口校区是90年建成的，和交通学院有关系吗？
邓：浦口校区建设花了很大力气的。那边以教学为主，基本上是低年级在那里上课，一二年级。到三四年级就到四牌楼这边来上课了，从专业基础教学来讲，我们给低年级学生介绍专业，经常去做做报告，我也去过多次。那边有个管理班子，这边呢，系的学办做了很多工作，搞的交通走廊，办的小图书馆，挺活跃的，但是整个浦口校区的建设我们没有参与。总的来看，扩大新区是必要的，搞得也不差，存在的问题是低年级学生与专业的联系不够，现在到了九龙湖新区，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浦口那边现在是成贤学院了。
采：您当时高考的时候啊，学校选择多吗？东大那个时候叫南京工学院，是江苏最好的学校吗？
邓：江苏来讲，工科院校中，南京工学院是最好的。没有比他更好的，当时讲，理科文科到南大去学，工科，到南工来学。
采：那个时候高考制度是怎样的呀？
邓：那个时候，高考相对来讲，竞争没有现在这么激烈。为什么呢？那个时候高中毕业生没有现在这么多，基本上就是你稍微努力一点都能上大学。课程比现在多。我高考时候，考语文、数学，外语。我们都读的俄语。还有化学、生物，都要考，历史不考，政治也要考的。考三天。
采：那我们基本上就问完了，谢谢老师。哦对，我看到您还是那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那个，那是什么时候评上的呀？
邓：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交通运输工程学科评议组。那是1992年，一直到2007，当了十五年。共三届，五年换一届，我是连任的，到最后我是组长（召集人）。第一届是一般成员，然后是两届组长。那个活动也挺多的，就是负责全国各个院校中这个学科相关问题的评议，学位授权的申请都要经过学科评议组评议，通过。平时进行考查，考核，不合格的要取消授权。挺忙的，那个评议组有十几个人，来自全国各地。
我们学校有九个人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这个学科评议组面对全国，各个学校的情况都有所了解。所以对我们学校的学科发展也有用处，看到好的，就跑过去学一学。还一个要说的，就是我有一个博士研究生评上了优秀博士论文，第一届优秀博士论文，1999年，这个学生叫孙璐，后来他到美国去了，在美国当了校长，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大学。最近他又回来，做我们的长江学者，现在是我们交通学院的教授。我一共培养了四十多个博士。
现在，一个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黄卫，也是我的博士生，后来评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交通大学校长，唐伯明。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副校长，蔡良才都是我的学生。大部分学生都在江苏。三个学生在美国大学里当教授。
我本人作为研究生导师，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主要是东南大学整体环境对他们的培养教育，还有他们本人的努力奋斗。只是一个教师应该做的本质工作，没什么突出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