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
王德，1952年1月生，是王酉亭的第五子，今年五月，在东南大学作了二场《我的父亲王酉亭》讲座后，在今年八月份，又特地赴山东、上海姐姐哥哥处，进一步了解、核实全家在重庆中央大学期间的一些往事，写了篇《雾都往事》奉献给大家，披露一些抗战期间的史实。
抗战期间的重庆及中大松林坡印象
父亲从1938年11月下旬带领“动物西迁”到达重庆算起，抗战胜利后，因在重庆协助处理校产移交及人员物资的安置运送，直到1947年，才最后一批返回南京，共在重庆待了九年的时间；而我的母亲及三个哥姐跟随中大师生1937年到重庆的，则在重庆待了十年的时间。
我们家在重庆日子里，总体感觉是波澜不惊，异常艰苦。
一是，重庆人满为患。抗战期间，不仅是政府机关和大专院校迁到了重庆，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对战时军需有保障作用的单位，都迁到了重庆。各地的难民也像潮水般涌入了重庆，加上当地原有的人口，人员是爆炸性地增长。都说当时重庆有几多，即：政府机构多，迁入学校多，兵工厂多，军警多，难民多，到处都可以看到迁入的人员，以及乞讨的流浪者，出了门碰到的大多是外乡人。
二是，大轰炸造成了“灭顶”之灾。抗战期间，日军对战时陪都重庆进行长达5年半的数百次轰炸，重庆死于轰炸者万人以上，伤者不计其数，学校与机关被严重破坏，大量民居被毁。每次防空警报一响，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往防空洞里跑，场面十分混乱，有的来不及进防空洞的，就近趴在地上听天由命，每次轰炸后都死伤一片，现场哭喊声、呻吟声不断，日军飞机一走，大家都忙着抢救伤者、消防灭火、清理瓦砾、掩埋死者，市民们整天提心吊胆，社会弥漫着恐慌状态，工作与生活秩序极不正常。
三是，物资匮乏，生活苦不堪言。战时，生产力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物资本身就严重缺乏，再加上重庆一下涌入那么多的单位和人员，原有的住房和生活必需品远远跟不上需求，造成物价飞涨，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有些紧缺物资被列为战时管控品。老百姓的日子过的更是艰辛，很多外乡人流离失所，沿街乞讨，屋檐下常栖息着衣不遮体、奄奄一息的难民，能有一个地方住、吃上一口饱饭就是天大的幸事。为了生存，难民们空着肚子四处找活干，可是能被招去用工的寥寥无几。不时有人倒毙街头，家人还经常看到跪在街头、头上插稻草、挂个牌子卖儿卖女的，有的甚至为了孩子的活命，乞求路人直接将孩子领走，一文钱也不要，嘉陵江上每天都能看到漂浮的死尸，景象惨不忍睹。
战争在进行，教育在继续，知识在传承，这就是一种民族的希望。
由于重庆在抗战时期作为陪都的重要地位，继中央大学西迁之后，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纷至沓来。据有关资料：战前重庆原来只有三所高校，抗战爆发后迁往此地的各类高校达39所，占全国高校数量的三分之一强。在沙坪坝，除中央大学外，另有中央政治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东吴大学、华中大学等著名高校皆迁往此地设坛授课，离中央大学较近的学校有：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兵工专科学校、北平师范大学等。但是，大多数学校都很简陋，门口就挂一个牌子，里面只有几栋房子加一个操场。因沙坪坝不堪重负，有些晚到的学校只得另觅新址。
当时在重庆有“三坝”之说，即西郊沙坪坝、江津白沙坝、北碚夏坝，都是教育比较集中的区域，其中沙坪坝是最大的教育区域。
刚到沙坪坝，我们家就住在紧靠重庆大学校门口，有一个叫横街的地方，我们家就住在横街3号，是一间砖木结构的老式民宅。抗战时期，沙坪坝还是重庆的郊区，比较偏僻，商家店铺较少，店铺里的商品寥寥可数，生活多有不便。有时买东西，要经常坐校车到磁器口，或者直接到商业网点较多的城里去，沿途要经过小龙坎、化龙桥、两路口、上清寺、牛角沱等地，每天都有好几班校车固定时间往返。哥哥姐姐们经常缠着父母亲，要到歌乐山或磁器口江边那里买桔子，当时桔子也是重庆最便宜的水果了。
从横街穿过重庆大学校区，就到了松林坡，松林坡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一个大的山丘坡地上有一片200亩左右茂密的松林，属于重庆大学暂未使用的空地。患难之中的重庆大学向她远方的朋友伸出了慷慨的双手，当时中央大学就是借用了重庆大学的这块地，建立了校区，在重庆开始了立足，度过了没齿不忘的艰难岁月。
中央大学将松林坡人工平整成一块块小面积阶梯型的平地，只要有空的地方，都见缝插针地盖了房子，十分的紧凑。接着又在重庆大学校区外，另辟了马路，将松林坡中大校区和沙坪坝附近的马路连接了起来。
刚开始，因经费较紧再加上赶工期，学生宿舍比较简陋，学生们都打地铺睡，下面铺上木板、稻草，上面再铺上席子、被褥，铺位紧紧挨着铺位，宿舍内再放几张小桌，因无多余的空间，私人物品只好吊挂着，晚上宿舍内灯光昏暗，还经常停电，搞得学生宿舍内冬天是异常寒冷，夏天是蚊虫猖獗，进了宿舍里面都有一股难闻的怪味，罗家伦称之为“国难校舍”。学生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经常自习到很晚，非常的艰苦。
松林坡的教室、食堂、学生宿舍、活动场地、道路逐步建好后，却没有多余的房子给教职员工做宿舍，老师们只好各自分散租住在沙坪坝的民房里，但是，沙坪坝一下涌入很多院校，就是找到一间合适的房子也很困难，很多教职员工只好租住在市区，每天乘校车往返于松林坡。
哥哥姐姐们清楚地记得，下面左边的一张照片就是当时中央大学松林坡校区的真实写照：校园画面里，学生们在打篮球，球场边上的路都是阶梯型的，因照片角度有限，有些画面没有完全反映出来，实际共有4个相连着的篮球场，上了坡子，就是中央大学的教室、宿舍、浴室和食堂。画面里，球场的右后面像个大庙一样的房子就是学生食堂，当时将食堂叫饭厅，大轰炸期间曾被日军炸毁，后又重建，食堂后面的空地也盖了很多学生的宿舍。
学生们一到晚上，有的在洗澡，有的在自习，还有的齐聚饭厅，把桌子一拼，吹拉弹唱，摆龙门阵，热闹非凡。哥姐们经常喜欢到饭厅去玩，听他们唱歌、表演节目，最常听到的，也是大家现在都很熟悉的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毕业歌》、《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等，还不断用独唱、合唱、二重唱等形式轮番表演，唱到动情处，学生们有的痛哭流涕，有的高声呐喊，群情激奋，国仇家恨溢于言表。
穿越中大校区，从松林坡左边山路下去，就到了嘉陵江边，当时，嘉陵江边有一个载汽车过江的轮渡码头；从右边山路下去，就是交通要道汉渝公路，每天在这条马路上进出重庆的人和车是川流不息，很是热闹。
当时，在沙坪坝这片教学区域里，只有重庆大学和南开中学这两所学校的建筑物和校园是最好的了，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另眼看待的学校。
重庆大学，是由地方军阀刘湘创办的，有着非常好的教学楼、图书馆、体育场馆、实验室和辅助设施，校园比较整洁，地方也很大，比起后来迁入的中央大学，不管是硬件条件还是校园环境，都要好得多。
离重庆大学不远的，还有一个中学叫南开中学，是由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于七七抗战前创办的，房子也是非常正规考究，是由资本家出资的。宏阔的校园、雄俊的大楼、优美的环境，错落有致，并有很大的体育场、馆，以校园美，办学水平高而闻名于世，在当时的重庆来讲，是条件最好的中学了，成为陪都的模范学校。能进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的学生，是让自己觉到十分荣耀、让别人感到非常羡慕的事，我的二姐1947年也考取了南开中学，后因全家迁回南京，就放弃了在这里的学习机会。
松林坡是一个大的山头，当时要爬很大的坡子才能上去，它的周围还有一些小的山头，中央大学就在松林坡对面的一个山头上，设立了一个小学，就叫“国立中央大学附属小学”，后又在旁边设立了“国立中央大学附属中学”，中大附中除了硬件条件不如南开中学，它的师资力量也是非常的强，常常聘请一些名师前来授课，主要招收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以及附近院校教职员工的子女，哥哥姐姐们先后都在这里读书。
最初，中央大学畜牧场迁往重庆，也在沙坪坝，就是距松林坡到南开中学稍远一些地方的一个大山包上。这个山包虽然不高，但是山头比较平整，里面有池塘，面积非常大。刚去时，还有农民在上面种水稻，但是，一段时间不下雨，池塘水干了，水稻就颗粒无收，也就是望天收。
1939年中，我们家从横街搬到了中大畜牧场去住，住房显得宽敞了一些（也只是一间大一些的房子），濮成德教授一家也搬了过去，濮教授当时也是畜牧场的负责人之一，两家人口一样多，他家几个孩子与我们家孩子的年龄都相仿，喜欢在一起玩，哥哥清楚地记得：他家大孩子的名字叫濮家碧；老二叫濮家榴，后来清华大学毕业又留校当了老师；老三叫濮家训，与大哥是中大附小和附中的同学。两家关系比较融洽，成为好邻居、好朋友。
出了畜牧场，穿过沙坪坝靠南开中学门前这条路，对面也都是一些高低起伏的山头，所有学校都在附近挖了防空洞，只要防空警报一响，大家都往防空洞里跑，抗战期间，重庆整个城市都是有山必有防空洞。
在重庆中央大学的难忘经历
1938年12月13日，距南京沦陷有一年的时间了，这一天，在松林坡中央大学校园里，很多师生自发地点上蜡烛并烧纸，祭奠南京大屠杀死难的同胞，有的同学在头上缠上白布条，上面写着“勿忘国耻”四个字，悲愤情绪弥漫着整个校园。校长罗家伦在“七•七抗战大礼堂”全校师生大会上，对父亲带领“动物西迁”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你们在敌人的大轰炸、大屠杀的追逼之下，用你们诚朴机敏的行动，将牲畜家禽从敌人的魔爪下抢救出来，辗转千里，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重庆，以汉代苏武牧羊的榜样，实践了中央大学的精神！”讲话获得了大礼堂里师生雷鸣般的掌声。
在哥哥姐姐们的记忆中，有一次，突然发现中大畜牧场来了很多的宪兵戒严，原来是蒋介石前来视察，蒋介石穿着披风，在罗家伦校长的引领下，被一群人簇拥着。罗校长向蒋介石引见了我的父亲，说道：“这是王酉亭先生，是我们中央大学的有功之臣！”并简要介绍了父亲率领“动物大军”到渝的传奇故事。
父亲不仅被中大的师生誉为“中大的焦大”，重大的师生也都听说了“动物西迁”的故事，大家都很尊敬他。在路上，不管是中大还是重大的师生，大家与他碰了面，都热情地相互打招呼。
当时，中央大学的场地、教室、设施严重缺乏，经常借用重庆大学的教室上课，两校共用礼堂，共享设施，学生可以交叉听课，教师也可以相互任课。中大和重大师资开始互聘、学分互认、资源共享。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两校，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抗战期间同舟共济、相濡以沫。
重庆大学图书馆的书籍很多，环境也很好，父亲经常在这里查阅有关资料，一待就是四五个小时，废寝忘食，常常是子女去叫他回家吃饭。
因中大从南京迁来不久，再加上日军对重庆的经常大轰炸，课堂的教学秩序有段时间不稳定。要考试了，有教师担忧考场纪律不好，中大的教务长说：“请王酉亭先生来监考试试吧”。到了考试的时间，铃声响了，父亲走进了考场，乱哄哄的教室顿时安静了下来，同学们基本都认识他，大家惊讶地望着他，父亲简单地宣布了考场的注意事项后，说了句“希望大家考出自己的真实水平，中央大学的学生必须要有担当！”就发了考卷开始考试。大家都非常配合地在埋头考试，整个考场鸦雀无声、秩序井然，一扫以往多有抄袭作弊、违反考场纪律的现象，考场纪律超乎想象的好。考试结束后，同学们都围着我的父亲饶有兴趣地提出一些西迁路上的有关问题，亲切地交谈着。事后，教务处的老师们连说了几声“没想到，没想到！”父亲几次监考，都受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抗战期间，物资严重缺乏，中大内迁重庆，环境与办学条件恶劣而艰苦，重庆经常遭到大轰炸，物资供应不上，师生常以糙米果腹，掺有砂子、细石子、稗子、稻子等杂物且又发霉的米，这种米做出来的饭被师生们戏称为“八宝饭”；教职员工的女眷家属们经常结伴到中大和重大的校园空地去挖野菜，路过的师生们经常看见她们带着孩子蹲着挖野菜的身影，这也是校园里的一大奇景了。大家长期吃不好，致使很多人营养不良、百病丛生。
当时，不管是中央大学的老师还是重庆大学的老师，有个很奇怪的装束，就是身穿西装、手拎皮包，脚上却赤脚套双草鞋。市面上合适的鞋子不好买，有也挺贵；另外，在重庆，出门就是山，穿草鞋爬坡也不打滑，不过大部分老师都是用布条编的草鞋，自嘲为“沙坪坝牌高级草鞋”，普通老百姓还没有，国难时期，大学老师也是异常的艰苦。
因为战争，很多贫困学生没有钱交学费，原来家境尚可的学生，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故，没有了家里的资助，也无钱交学费。学校虽然有政策对困难学生进行了借贷，很多方面实行了免费，但是，生活还是极为清苦，不少学生不得不典当衣服和生活用品。有的老师为生活所迫，卖书、卖画，典当一切可以变卖的物品，总之，为了生存，什么都可以变卖，那段时间当铺的生意倒是蛮好。
当时我父亲的工资不算很高，家中子女也比较多，但是父亲经常把中大、重大的贫困学生请到家中吃饭，事先还买了一洋面囗袋的柑橘，走时叫每个学生都要带上些，还不时给他们一些零用钱，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全国解放后，有的学生给父亲来信中还激动地提及此事。
盛夏的重庆是火炉，畜牧场的牛热得都伸着舌头、吐着白沫、喘着粗气。父亲对畜牧场的一个员工交代：“去买些西瓜喂牛。”讲这话的时候，被站在一旁的哥哥听到，等员工招呼着好几个卖西瓜的挑着担子进了畜牧场的牛棚，我哥哥也跟了进去。畜牧场的人都认识我哥哥，就招呼着：“来，拿一个西瓜回去吃吧。”我哥哥喜滋滋地抱了一个就走，刚出门就被父亲碰到，父亲大声训斥道：“这西瓜是给牛吃的，送回去！”哥哥乖乖地将西瓜送了回去。如今我的哥哥已经八十一岁，说起这段往事，仍然记忆犹新，说：“他宁可给牛吃西瓜降温，也不给自己的儿子吃瓜。”在重庆的几年里，畜牧场的动物除了自然淘汰的，没有病死过一头。
1939年5月，日寇的飞机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在松林坡中央大学的校区附近投下多枚炸弹，虽然大部分都掉到嘉陵江里了，但是，也炸毁了学生食堂和学校的其他一些建筑。母亲生前曾经回忆：当时中大和重大都在就近的山头下挖了很多的防空洞，一当防空警报响起，大家都往防空洞里跑，躲避轰炸。但是，我父亲一听到防空警报声，一面大声呼喊着叫周围的人快进防空洞，而自己却在家人和周围人的惊呼声中快速地往畜牧场里跑。他说牛马是不能受惊的，牛受惊了，要影响产奶；马受惊了，会到处乱跑，畜牧场必须要有人在！后来，畜牧场的教职员工看到我父亲往畜牧场跑，受到了鼓舞，也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纷纷跟着往畜牧场里跑，尤其是曾与父亲一同走过“动物西迁”路的员工更是不甘落后。父亲在重庆大轰炸管理畜牧场期间，没有一次钻防空洞，都是在畜牧场里度过的！
据哥哥姐姐们回忆：有一次，防空警报响后，父亲叫母亲带着孩子们进了防空洞，自己跑去了畜牧场。在防空洞里，哥哥姐姐们感觉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就像在自己的头顶上炸开了一样，轰炸机飞走后，他们从防空洞里出来，发现临近洞口不远处，被炸塌的房屋里冒出熊熊火焰和滚滚浓烟，在屋外弹坑边被炸的死者四肢不全、面目全非，到处是断肢和鲜血，躺在地上的伤员哭喊声一片，现状惨不忍睹。他们说：“看到了现实中的血流成河，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幕恐怖的画面。”
1939年，在全面抗战两周年之际，父亲在沙坪坝华西书局，购买了一本英俄字典，并在扉页题写铭志，“抗战两周年纪念日购於沙坪坝华西书局友廷嘱志”，提醒自己勿忘国耻！
我的父亲是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农科畜牧兽医专业毕业的，1939年下半年，经罗家伦校长推荐，担任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畜牧实验所的高级技师。他经常早出晚归，往返于重庆、成都、南充等地，给西南地区的畜牧兽医人员讲课，别人不明白的，他就不厌其烦、图文并茂一遍遍地讲解，并牵来牛马羊示范操作，细心地回答学员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具体指导畜牧饲养、良种培育、疾病防治等项工作，中大创办的《畜牧兽医月刊》经常刊登父亲他们的活动信息。他的业务技术非常的精湛，在他的指导下，接生的大型牲畜牛马，就有数十头之多，为发展西南地区畜牧事业、培养畜牧兽医人才工作做出重要的业绩。
畜牧场是建在大山包顶的平地上，一眼望去，牲畜家禽有的在安逸地漫步草场、细嚼慢咽着草料，有的悠闲地躺在草地、享受着雨露阳光，非常的宁静，远处是山，再加上蓝天白云绿草地，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重庆是雾都，有时候起雾了，朦朦胧胧的感觉，恍若仙境。与周围满目疮痍、腥风血雨的战乱环境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有这么好的优良动物和自然美景，在当时的重庆来说是绝无仅有，构成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这自然也成为艺术学院师生们现场教学写生的好地方、好素材。艺术学院师生们来了，父亲与他们亲切地交谈。黑白相间的乳牛、健壮高大的洋马、温驯丰满的绵羊……已成为徐悲鸿、吴作人、潘玉良等艺术大师笔下精心描绘的鲜活对象。
1940年，父亲因另有任命，畜牧场交由濮成德教授和姜先生管理，中央大学畜牧场不久又更名为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畜牧实验所，与中央大学完全剥离。中央大学返回南京时，当年“动物西迁”带到重庆并培育的畜禽良种，全部都留在了当地，这奠定了西南地区畜牧业大发展的基础。
建设中大校舍，适应战时发展需要
抗战期间，中央大学由于地处战时陪都和亚洲抗战指挥中心的重庆，一时名家云集、大师荟萃：胡小石、陈望道、周谷城、曹禺、叶圣陶、童第周、徐悲鸿（因名师太多，不一一列举）等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来此任教或受邀演讲，为战时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
全国众多优秀学子踊跃报考，在校学生一下猛增到近3000人，使抗战时期的重庆中央大学成为国内办学规模最庞大、系科设置最齐全、师资力量最雄厚、综合实力最强盛的全国最高学府。同时，中央大学也面临着教室、宿舍、辅助设施、活动场地的严重不足。
1940年，中央大学基建任务十分繁重艰巨，掌管基建的人必须作风正、懂业务、责任心强，又不畏艰苦。学校考虑到父亲曾经担任过建设局长，经罗家伦校长极力推荐，将父亲调出畜牧场，负责学校的基建工作，成为当时学校基建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与土木系的原素欣教授共同负责学校的基建工作，原教授负责规划设计，我父亲负责工程管理。
父亲在中央大学负责基建期间，因重庆抗战期间迁入单位太多，都要盖房子，建筑材料异常缺乏，有些材料，如砖瓦、水泥、电线、水管等还属于战备管控物资，绝不是搞个规划、画个建筑图，就照葫芦画瓢盖房子这么简单。父亲经常要跑政府的有关部门拿批文、买材料，就这样，有些材料批下来，还是没有办法买到，无法满足需要。
1940年，学校为缓解校舍紧张状况，沿着汉渝马路，离南开中学不远的小龙坎，修建中大的男生宿舍。因为小龙坎不像松林坡的山坡地，要平整许多，就很好地做了全面的系统规划。父亲上任伊始，就日夜带领中大土木系的一帮人，忙着在小龙坎规划、测量、画线、通水、通电、修路，再盖房子。这项工程，在当时来讲规模是比较大的，为了加快进度，他们就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以建好的简易房为标准模式，采用了建筑对外承包制。宿舍房子除了主梁框架是用木头的，墙都是用毛竹片子编起来，内外用纸筋、黄泥、石灰的混合泥浆糊上，表面再刷上白石灰，就是我们常说的“篱笆墙”。屋顶铺小瓦，无天棚，三合土地面，窗户安上玻璃，无油漆，简单实用。宿舍盖好后，宿舍区又通水通了电，还配套了浴室及篮球场、排球场等活动设施。逐步将松林坡打地铺的男学生，全部都迁到了小龙坎，住上了八人一间的宿舍，里面有双人床、桌子、凳子，连私人物品的摆放空间也有了，住宿条件大为改观。在当时物资严重缺乏的时期，能将小龙坎的宿舍一排排的盖好，还修好道路、种上绿化，实属不易。小龙坎宿舍因为规划、建设都比较整齐，是中大的示范工程，经常有外校的领导前来参观。
小龙坎的宿舍盖好后，有个小插曲。一天，大哥在学生宿舍门口玩，突然来了军警将宿舍区戒严，蒋介石要来视察了。学生们都从宿舍里跑出来观看，有个学生竟穿着裤衩、光着上身，就从宿舍的窗户里跳出来看，蒋介石用拐杖用力敲了敲地，不满地说：“太不像话了！”弄得陪同的校领导十分地尴尬，觉得没有面子。
中央大学又对松林坡的校舍进行了改造和扩张。在我父亲的带领下，在松林坡中大校园的最高坡上，改建了近千平米的图书馆和阅览室，站在图书馆门口，可以俯瞰学校全景；又陆续修建了专用教室、实验室和学生俱乐部等（原来学生的活动都在食堂里）。
供水是由嘉陵江抽水上坡，最高处是一个蓄水池，其下是浴室，下一阶是小便池，最低处是厕所，最后进化粪池。这样因地制宜，从上而下，都是自流的。
此时的松林坡房舍相连，层层叠叠，后来，学校又围绕松林坡的周围修建了高低曲折的校区小马路，在小马路边沿又栽了些树木，早晚，经常有学生在这条路上跑步锻炼，这成了学生运动时的跑道了。虽然校园很简陋，但是，与周围的其他学校相比，还是很幸运的。学生入住后，朗朗读书声、欢声笑语声、运动呐喊声不断，校园充满了勃勃生机。
松林坡一直没有专门的教工宿舍，教职工住房异常紧张，老师们都分散租住在各地，有的甚至远住市区，工作和生活很不方便。父亲又带领基建人员，在小龙坎修建了教职工宿舍。
为进一步缓解学校老师住房紧张状况，学校鼓励教职员工用自有资金在学校选定的区域盖房子。在松林坡校区环形路下面，穿过汉渝马路，紧靠马路边另辟一块地，建起了中大教工宿舍———石门村，每家自建二或三间小屋，租住在市区的教授们大多陆续搬来住了，也有少部分的老师继续租住在沙坪坝附近的民房里，工作、学习都方便了很多，也安全了。租住在市区的教师曾经有过这样危险的经历：校车送大家回市区的路上，突然听到防空警报响，只好停车纷纷去钻防空洞了。
到重庆后，学校给父亲补发了部分带领动物西迁时垫付的资金，又提高了工资待遇。父亲利用这些钱，就在石门村，盖了一栋自家住的房子（两间屋）。中央大学经过逐年发展，老师们的住房才逐步宽松，为了大家的生活方便，往返于市区的校车并没有停。
学校规模逐日扩大，松林坡再也无法插足了，不得不向校外谋求发展。接着，隔着嘉陵江，在松林坡对岸的磐溪，修建了工学院的大型实验室等，将航空工程系和艺术系迁至磐溪。
柏溪，在沙坪坝沿嘉陵江而上，原是江北县的一个小山村，四面环山，岗峦起伏，清澈的溪水从长满翠柏的河边流过，依山傍水，恬静幽雅。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中大在这里建立了分校。一开始，只分设了教学区和生活区，也是比较简陋。父亲主管基建后，报校长同意后，又将柏溪分校中部区域原来的小饭厅辟作大饭厅，又建了一个占地15亩，一旁有单、双杠设施的标准运动场，围绕运动场修筑了马路（为校内主干道）。校舍建筑也采用松林坡建校经验，包工包料，不分昼夜，突击施工。后来又相继增建了游泳池、工场和防空洞，并利用溪水的落差，建立了一个小型发电站，基本解决了照明问题，设施逐步趋于完善。
中央大学在重庆的几年里，因为资金紧张和原材料的不足，除了大礼堂、图书馆、食堂、浴室和少部分校舍建筑用的是砖瓦水泥外，其他教室、宿舍等大多因陋就简，采用了“篱笆墙”的建筑模式。
因为资金很紧张，每项工程都要精打细算，父亲白天带着人抓工程质量、抓进度，晚上回到家里吃过饭以后，就将规划图、施工图铺在桌子上，仔细研究和核算，并认真作好笔记，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其间绝不允许家人打扰。他对工作一丝不苟，亲力亲为，一有时间就深入建筑工地，仔细检查，绝不放过施工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对违反规划和质量要求的，一律推倒重来，手下工作人员和外承包施工队伍既怕他又尊敬他，都说他无私无畏又认真，工程上绝不敢有半点马虎敷衍了事。
中央大学在松林坡的建筑遗址现在还有“七•七抗战大礼堂”，尽管在今天看来其貌不扬，但在70多年前，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这座大礼堂却曾响起过振奋人心的声音。1938年12月，刚到重庆不久的周恩来，就来到中央大学礼堂，为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的学子作了关于抗战前途的演讲。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正值武汉会战结束，气焰嚣张的日寇占领了武汉、广州两座重镇，重庆许多师生都对抗战的前途产生了担忧，但周恩来在松林坡礼堂详细阐述了持久战的方针，驳斥了一部分人的投降论调，赢得了师生们的如雷掌声。邓颖超、孙科、朱家骅、张伯苓、郭沫若、冯玉祥等人，都先后在这里演讲，父亲只要有时间都去听讲，心灵不断受到洗礼与升华。
1941年秋，罗家伦校长离校后，顾孟馀担任中央大学校长，他继续任命我的父亲负责学校的基建工作。顾孟馀任期中，曾主持修建了“七•七抗战大礼堂”，该礼堂1938年建好，1942年又进行了改造维护，我的父亲参与了这项具体改造工程。
校园记忆与家庭往事
中央大学在重庆松林坡的校区是没有围墙的，根据大哥的回忆，经常有小偷光顾，只要他们觉得有价值的东西都偷，甚至偷到了校长办公室，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把当时市面上买不到的管控物资、学校电线杆上的电线剪下来卖钱，学校为此头痛不已。从1943年2月到1944年8月，蒋介石担任了一年半时间的中央大学校长，虽然他不去管理具体的事务，但是却把学校的校警全部换成了对他忠心耿耿、荷枪实弹的宪兵。白天，发现小偷就鸣枪示警，逮到小偷就拳打脚踢，有个砖混的房间，门窗都用铁栅栏隔起来，像个牢房一样，是专门关押小偷的；夜晚，发现小偷举枪就打，像打鸟一样，一枪一个，经常有小偷被打死，被打死的小偷被抛弃在路边盖上草席，过了几天才被拖走。哥哥姐姐们上学路过，经常看到被枪打死的人，在战时的重庆每天都有死人，看到这种惨状，时间长了大家竟习以为常了，哥姐们就从草席上跨过去上学。
中大师生们的物质生活虽很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经常举办音乐、美术、戏剧、体育等的课外活动，父亲最热爱的体育运动是长跑和足球，他经常在重庆大学体育场观看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学生组织的足球比赛，不断为双方的精彩表现鼓掌加油。
1944年，有一天，哥哥姐姐们上学去，在中大松林坡校园里，发现有几个学生被扒光了上衣捆绑在路边的树上，旁边有人拿棍子看着，被绑的学生们并不屈服，高声呼喊“要民主、反独裁，何罪之有!”路过的师生们议论纷纷，个个摇头叹息。那天晚上父亲回到家里显得怒气冲冲，连声说道：“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竟把学生绑在树上，这哪是学校呀！”传播知识文化的净土，竟把政治暴力带进校园，多少年以后，父亲仍愤愤不平。
为了抗战，在生活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师生们纷纷节衣缩食，甚至变卖衣物、书籍和珍贵的纪念品，以全部所得踊跃献金支援抗战，父亲也义无反顾，克服家中人口多的困难积极捐款。
我们家在重庆期间，又添了两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共七个孩子。因重庆到处都是山路，交通极不方便，通讯也很落后，母亲快临产时，叫车已经来不及了，其中三姐和四姐（家中排行老四、老五），都是父亲亲自接生的。如今两个姐姐提起这事，都难掩激动的心情。
抗战期间，重庆有个童子军，穿着统一的服装，跟着老师走街串巷宣传抗日，瘦小的身影不顾安危，或奔赴前线，或服务后方。爸爸就给大哥取小名叫“子军”，教育孩子从小不当亡国奴，走抗日之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宣布投降，9月3日，重庆陷入狂欢。人们从家中、工厂、学校纷纷冲出来，跑向每一条街道，街上鼓声齐作，拥挤不堪，马路上时时为之堵塞。沿街市民对游行队伍狂呼不已，许多人爬上屋顶和窗上振臂狂呼。
入夜，更是热闹，市民都涌上街头，全市灯火辉煌，爆竹声和欢呼声不绝于耳，万人空巷。
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的师生们也自发地联合组织了游行，他们拉着横幅、举着标语，排着一路纵队，声势浩荡地向城里进发。中大艺术学院的学生们还一路自编自演着抗战活报剧：前面有几个学生装扮成穿着军服的日本兵，脸上涂着油彩，双手高高举起假木枪投降，走一段路还要跪在地上磕头谢罪，后面的学生齐声呼喊着口号。据说扮演日本兵的学生可惨了，沿途不断有市民拿东西砸他们，围观的市民纷纷喊“打！”
到了晚上，学生宿舍里的学生拿起自己的脸盆，用小木棍不停地敲起来，有的男生甚至脱掉上衣，用红颜料写上“胜利”二字，老教授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到处是呐喊声、欢笑声，校园里通宵不眠，共同庆祝抗战的胜利。
父亲那天精神特别好，叫子女给他买酒去，说是要好好庆祝一下，但是那一天，原来卖酒的所有商铺竟无酒可卖，说是早就被人买光了，大家都在尽情地庆祝抗战的胜利。
抗战期间，在重庆的中央大学，罗家伦、顾孟馀、蒋介石、顾毓琇、吴有训先后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父亲执着的敬业精神都得到了几任校长的充分肯定，职务也从畜牧场长、勤务股长，一直升任到总务长。
虽然我们全家离开四川多年，但是哥姐们至今仍会说一口地道的重庆方言，重庆往事依然记忆犹新、念念不忘，我们全家与中大、与重庆、与抗战年代，都有着刻骨铭心的不解之缘。
嘉陵江边造船，重返南京
1945年，抗战胜利了，中央大学即着手筹备迁回南京的具体工作（当时也叫还都计划），9月底，中央大学复员委员会成立，我父亲作为复员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与其他成员一起商讨学校的搬迁事宜。
学校返回南京的任务并不轻松。因为时间比较集中，欲迁回南京的单位太多，军、政、校、企……各单位都在积极准备“还乡”，蜂拥而上到处找船，一时间，在重庆就是找一只大些的木船为我所用，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几年中央大学的发展很快，图书、资料、器材、人员特别多，仅学生人数竟超越了在南京昔日的四倍之多，此次返校任务极其繁重。“僧多粥少”，根本就联系不到足够的船只，学校磨破嘴皮、千方百计联系到的民生运输公司轮船，也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如果完全依靠民生公司的轮船来运送中大的所有人员和物资，时间会拉得很长，学校也不能等。
我父亲在学校复员委员会提出一个方案，即：图书、仪器设备和人员一部分由已确定好的民生公司轮船承运，直接去南京；部分人员想办法乘散装客轮自行离开重庆到南京（实际有部分人员是先到宜昌，再转乘轮船去南京的）；另外，在重庆集中建造些大木船，然后以成本价把船卖掉，但是，在合同中必须有一条严格规定：买家负责运送中央大学的人员和物资去南京，船东要先行付出船资及押金，将中大的人员与物资安全送达南京后，押金才如数奉还。这从经济上来讲，中大并不吃亏，还解决了大问题，船东也会愿意干，经学校仔细核算、研究后认为此方案可行。
1946年，中央大学一方面派人前往南京，接收、安排学校校舍的有关事宜，另一方面中大在重庆、成都、贵阳的分校区都积极做好回迁的准备。
在重庆，父亲主动请缨，并受命带领有关技术人员联络多家造船厂，日夜奔波于嘉陵江两岸，全程督造船厂的造船全过程：木船要求必须以树龄在30年以上老龄杉木为主原料，辅以铁钉、麻丝、石灰、桐油等。从选料、放大样、打造、油漆，到下水试航，他都要亲临现场，与技术人员反复验证认可，在造船质量上决不能造次。
1947年，经过不懈努力，中大督造、验收了十二条大木船，接着又登报寻找买家。抗战胜利后，长江运输的船舶奇缺，大家对重建的欲望很强烈，买家纷至沓来。中大从中挑选了有实力、有经验的买家负责运送，并与船东达成了运送人员和物资的协议。大木船的建造成功，对后期运送中央大学的教学器材、图书设备以及人员到南京，起了重要的作用。从现有资料来看，尚无人提及中大造船这段史实。
木船造好，在重庆处理完校产交接手续后，父亲又带领大家紧锣密鼓地做好撤离前的最后准备，人员与物资随时准备出发。
新造好的十二条大木船在松林坡下嘉陵江边一字排开，很是壮观，路过的市民纷纷驻足观看，很多重庆大学和其他单位的好友前来一一话别，一时汉渝马路造成拥堵，中央大学的人员和物资陆续登船，依依不舍离开了沙坪坝、离开了抗战期间的栖息地。船东对航行的安全也倍加重视，每条船均派出了常年往返于三峡、富有行船经验的船老大掌舵航行。
满载着学校物资和后续人员的船队扬帆起锚，一路沿着涪陵、万州、奉节、巴东、秭归、三峡，冲过激流险滩，顺流而下，再经宜昌、武汉、九江、芜湖，乘风破浪一路航行，直奔南京。途中，父亲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经常嘱咐船老大注意船队的行船安全，时刻查看人员与物资绝不能出任何状况，安全重于泰山啊！每到一个码头还要停靠，上岸补充食物与水，并询问有没有中央大学的遗留人员和物资，有就收容带走（在宜昌、武汉就带走了一些人员和物资）。一路上，他们受了很多舟车之苦，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是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克服了很多困难。这样，大木船将所有的人员和物资最终平安地全部送到了南京，教职员工全部回到了中央大学，成为中央大学复员南京的最后圆满大结局！
到南京后。有的船东直接将船开走，投入到繁忙的运输线中；有的船东就地将船卖掉，经济上有赢余。中央大学也做了一笔非常不错的买卖，完成了繁重的复员任务。父亲是中央大学最后一批返校人员，也因在造船、护送人员和物资上的突出贡献，受到了师生们的交口称赞，吴有训校长褒奖说：“中央大学回迁大功告成，王酉亭功不可没！”
重走西迁路，再启新征程
中央大学在重庆的岁月是异常艰苦的，八年的长期抗战，祖国半壁河山陷入敌寇蹂躏之下，大后方的各界同胞，面临敌人封锁，物资奇缺，物价高涨，生活极端艰苦困难，敌机又不断狂轰滥炸的情况，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其重要原因在于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在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充分发扬，激励鼓舞我们不屈不挠的高昂斗志。
中央大学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谋国家之强盛，求科学之进步，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大家珍惜战时读书机会之难得，无不孜孜以求，期望学有所获，能真正成为抗战建国的栋梁之才，而更多的校友都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他们做出了贡献，却并未计较名利，有的人还历尽坎坷，甚至蒙受不公正的待遇而毫无怨言。
曾在重庆生活了十年的我大哥，六七十年代曾经到沙坪坝故地重游，发现很多山头都被夷为平地，畜牧场的大山包也不复存在，地形地貌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当年沙坪坝只是重庆的郊区，他去的时候已经成为重庆的繁华市区，早已是面目全非，连路都不认识了。
2017年5月，我跟随东南大学“重走西迁路，再启新征程”的活动，来到了重庆，发现整个山城是路网上下连接，交通四通八达，高楼大厦比肩毗邻，商业网点星罗棋布，“重庆火锅”吸引了八方来客，重庆是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很难再找到哥姐们记忆中的雾都了。八十年，物是人非、沧桑巨变。令人欣慰的是松林坡还在，虽然这里的中大校舍一个都没有了，但是当年的“七.七抗战大礼堂”建筑还在，今天看来更显弥足珍贵，曾经的影子逐渐清晰。
中央大学在重庆形成了自建校以来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鼎盛时期，培养的大批优秀人才遍布全国与世界各地。抗战时期在重庆中央大学执教和求学的师生中，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人数有一百多位，雄居全国各高校之首，使重庆时期的中央大学成为院士和科学家的摇篮。
中央大学附属中学也是人才辈出、桃李遍天下，中大历史上培养的40多位两院院士，有一半出自重庆时期的中大附中学生。
陈平原教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战时中国知识分子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将自家学术成果与民族复兴重任密切联系，共同书写了大师辈出的时代传奇。当下的中国大学，都在努力创建“世界一流”，虽然我们有了不少壮丽辉煌的“大楼”，就精神境界而言，我们还要继续向前辈们学习。正因此，有必要回眸那一段历史。
正因为如此，“沙坪坝”铭记于中大校友心中，其办学遗址也成为海内外中大校友们故地重游的寻梦之处。
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重庆那样，在短短几年内登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舞台。重庆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她在八年抗战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烽火记忆。
2017年8月13日于南京（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