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修
为了使大家对我毕业后的经历根源有所了解，我得从中学时代说起，因为我的一生想走的道路在那时就形成了，请读者稍安勿躁，待我慢慢讲来。
大学前的奋斗史
我1918年2月出生于福建泉州市，因受长兄影响，自幼爱好科学，中学时代就是个业余爱好者，但因家庭经济不许可，因此只有找些志同道合的兴趣小组，大家集资以偿心愿，至今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者有两件事：（1）在当时号称功率最大的中央广播电台XGOA播音后，我们居然能够在数千里之外用矿石收音机收到所谓南京鹰的播音（此人后来在昆明广播电台当播音科长），当时的喜悦心情确非笔墨能够形容；（2）有一次曾用电池式三极管（30号）和南美的业余爱好者用莫尔斯码通了报，亲身体会了短波有如此大的威力，当时空间电波少，短波还是业余者的天地，才有可能这样做。我因爱好无线电，中学毕业后很想到名牌大学攻读与无线电有关的专业，但面临的难题有1）家庭经济困难；2）程度不够难以录取。因此中学毕业后只好休学一年，目的之一是温习功课准备改试，另外泉州的华侨很多，有不少华侨带了昂贵的收音机回国，这些收音机坏了总得找人修理，而当时泉州府的五个县只有我一人比较精通此行，因此在1936-1938年间我还有个为人家修理收音机的副业，也颇为忙碌。当然从中也收获报酬，我去昆明的旅费和第一年的费用就是由这两年劳动所得提供的。1937年曾去沪投了大学，适逢卢沟桥事变，不久又逢8•13上海战争发生，在那里也饱受敌人炮火的洗礼，我到上海只考过三校联合招生考试后，就因淞沪战争爆发未能再参加其他考试，不久已于是年初九被当做难民遣散回闽。但船抵厦门港时则日寇已于前两天进攻厦门矣！至此才真正尝到有家难归之苦，因为厦门是个海岛，周围被日本军舰封锁，我到次年九月中旬才回到泉州老家。但当时泉州已是前线，不得已逃到百里外的永春当了初中物理教员。一星期四节课，其余时间还是搞高中毕业时的那一套，直到1938年夏才去福建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幸而被录取到西南联大电机系，至此可以说我愿足矣！但当时万万没有想到上大学会在学习上遇到那么多困难。
四年苦战
我是1938年10月间从泉州搭船到鼓浪屿、汕头、香港、海防、河口到昆明的，那年我们学校大概是11月初开学，我因中学时代没有用功念书，加上我读的培元中学的程度较差，因此上联大一年级时就颇为困难。记得当时一年级电机系学生就有三十余人，由于当时电机系二年级进系要求比别的系严，要求英文、微积分、物理三门的分数都要达到70分以上，这样一来到了二年级就刷去一大半，加上二年级第一次电工原理改试后尼俊教授又恶狠狠地要那些政治差些的学生改系，以致能够念到毕业者只有六人，只是一年级人数的六分之一。我之所以能够蒙混过关主要是有股“K”劲，其次就是运气。论用功、课外作业我不比别人差，至于做实验我自以为是拿手好戏，可是一到考试总是过不了关。要不是把题目看错了，就是把计算尺拉得太慢，更加冤枉的是把小数点点错了位置，至此我深深感受到中学时代没有受到严格的训练再加上毕业后停学两年使我的手足更慢了，怎办呢？来个五年计划，把体育课放弃了，应用力学放松了，但结局我还是四年毕业，这中间是有运气的。记得当我的体育课已经积累起来有八节课没有上了，这样一来我不可能四年毕业了，后来翁同纲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可是翁同纲比我精明多了，他去查体育课的规定，是学生一学期中有八节以上缺课要做DNOP处理，因此到了期末夏老师只好给翁同纲考试，同时他也叫我去参加考试，并对我说了些鼓励的话。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公平，严于律己。至于应用力学则因那年不及格的同学比较多，因此在暑期开补习课，这样一来我才免于五年之苦。
在四年大学生涯中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国文课，因为联大是三所名牌大学联合成的，国文课教授多，因此有可能采取每个老师教他最拿手的那节课，如闻一多讲“诗经”、朱自清讲“背影”、魏建功讲“狂人日记”……都有精辟的讲授和独立的见解，即使像刘文典这样的国宝，他讲授“陆机文赋”边上课、边抽烟、边骂人也是独具一格，最使我敬佩的老师是马约翰，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站起来或者走起路来身体笔直，冬天我们这样的小伙子即使穿了棉衣还是冷得束手束脚，可是他老人家只穿一件背心，褂衣和外套就成了，讲起话来和蔼可亲，言之成理，堪作青年人的楷模。所以学校给他特殊尊称体育部主任。工学院教过我们的老师当中给我印象最深者是孟广颉，他的应用力学讲得很清楚又有条理。
我们这一班同学由三部分组成：（1）由一年级升上来的有罗远祉、吴声治、胡征、胡继藻、萧可达和我六人；（2）由其他校转来的有金德宥、朱仁达、高庆荣、方福林、曹恺荪；（3）在清华入学因休学再复学的有：陈文镜、谭惠凡、郭文昭、郝钖家和何文蛟等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且由上述三部分成员组成，但是四年大学生活中同学之间还是能够和睦共处，亲密无间，未曾发生过互相指责的事件，也未曾发生过突出事件，只有文镜兄的风流韵事曾传为佳话。1986年我到长春开会，曾到陈文镜家中做客备受他们夫妇热情招待，他们夫妇能几十年如一日地相亲相爱，并建立了美满的家庭，我为他们祝贺。
工学院在拓东路，离西大门校外本部相去甚远，但我还是每星期六到哪里去，原因是那里有我的堂兄表弟可以见见面。合起来烧烧菜改善下生活，更重要的是那里经常举行周末晚会，进步的和反动的都有，我很愿意参加这样的晚会，因为参加这样的晚会往往可以增加对抗战必胜的信心，了解整个国家的动态。
毕业后初期的坎坷
1942年毕业时我很想能到昆明无线电厂工作，可是没有被金贤藻厂长选中，加上当时想回老家一趟，所以只好请曹建猷老师介绍我到桂林中央无线电总厂工作。我是回老家一个多月后才到桂林厂报到的。被派协助当时的两位工程师设计和制造3千瓦航空电台。说是协助设计，实际上是没有完没有了地为他们画机械零件图。先后干了半年多还是老样子，终于我耐不住了自动地罢画了，这样必然要触犯头头们的尊严。他们对我说如果再不好好地干就要受记过的处分，我在一气之下就辞职不干了，当时因交通不便，拖了一段时间才回到昆明，因路上感染了恶性疟疾，到了昆明的第二天就只好进昆华医院了，幸而得到在联大工作的好友慷慨相助，才渡过难关。这就是我怀才不遇再加上书呆子脾气应吃的苦头。
1943年底经继藻兄介绍到昆明国际电台红庙收讯台任工程师，负责该台的技术工作。红庙在昆明市郊，空气新鲜，且非常安静，是个养病的好地方。经一段调养后疟疾病很快就好了，但却闹起肺病来了，这是因为毕业后的一年当中就有三个多月是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度过，路上未免有些积劳成疾，再加上在桂林厂的工作不顺心，而桂林又是阴雨绵绵的天气，以致身体上经常有一些小毛病，先是伤风咳嗽，后又变成慢性支气管炎，到了昆明不久后就发现有肺结核病，从此每星期进城一次打空气针。先后这样治疗一年多，后因为我治疗的那位医生出了医疗事故，吃了官司才停止打空气针。幸而那时我的病已有好转，所以这样停止打空气针并没有影响我的病情，不久后日本投降了，在兴奋之余我的健康有进一步的好转。此后半年我的脑海中经常在顾虑的是复员后何去何从？按理我们单位应搬回上海，虽然上海是理想复员的地方，但因我是闽南人懂台湾话，该地又和我家乡只一衣带水之隔，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去台湾，到台湾邮电管理局工作。
台湾行
1946年3月我们一行六人自昆明出发，路上走了28天才到上海，由于当时台湾和大陆间还没有定期的船，所以在上海等船就将近一个月，我们到基隆时已是46年的5月底了。因为没有人去接我们，所以我们就自己搭火车去台北，并随便找一间空房子住进去。可是翌日我们去局里报到时却受到局长的训斥，说我们不守规矩。原来他派到基隆去接我们的人不知跑到哪里玩去所以没有接到我们，他回台北后因无法交代，于是就说我们坏话。因为我们刚到那里人生地不熟，所以对局长的这种训斥只好敢怒不敢言。但却在我的心坎里种下了走为上策的念头。我后来离开台湾的根子就在这里。我们到台湾时，邮电局还未从日本人手里接收，我最初被派在台北电话局的终端机室工作。该室设有工程师一人负责维修和安排机务值班事宜，在日本投降后可能是为了讨好台湾人该局招进一批练习生，其中有数人分配在终端机室从事值班工作，这些人只能值机但无排除故障能力，因此每逢机器发生障碍时，他们总是先找我发表如何排除障碍的意见。由于我在这方面有较成熟的经验，因此我在那里工作半年多并没有被他们难住过。此外这些小鬼也在日本人指使下经常拿一些大学物理的习题来问我，表面上是请教，实际上是想考考我，我之所以能够应付自如，主要应归功于母校的严格训练，此外在课外多做习题也是很重要的，这些经历对于我以后在教学上重视实践和习题训练有深刻的影响。
我因老家只和台湾一衣带水之隔，很想就近回去看看，同时也因台湾的电信业务还未正式接收无太多的事可干。因此就乘机告假回去一趟。说来也是碰巧，当时恰好有条船，所以我就很顺利地回家了。可是在家里呆了将近一个月时局里就来电催我回去。但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船，只好搭帆船了，据说如顺风的话今天傍晚开船明晨即可到达。不幸的是我乘的那船在半路上遇了大风，船到台中附近因天气不好，看不到陆地只好返回。在海上一天一夜随着狂风骤雨漂流和翻腾着，其难受可想而知，其危急程度已到船老大束手无策，仰奈于烧香点烛求佛祖保佑了。正在拟议要把桅杆砍断以策安全之际，幸好飓风稍静才免于此难，因为帆船无桅杆就不能升帆从而失去了动力，于是有可能随风浪的漂流出台湾海峡而进入太平洋，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经一天一夜在大海中与风浪作生死的搏斗，终于安全地返回大陆。回来后觉得不能再乘帆船去冒险了，只好去厦门等机帆船了，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第一次搭的那艘，开至金门湾就因船舱漏水而折回，又等了一个多星期才搭上一条比上次搭的船略大些的机帆船，这次倒是很顺利，大海上风平浪静，连号称风浪险恶的台湾沟，船通过时也是水静如镜，想象不到的顺利。俗语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是一生的经历并无后福到来。
到了46年秋留用的日本人都被遣散回日，我也被派到基隆海岸电台任工务课长，至此国民党劫收台湾的面貌已暴露无遗矣！在抗战期间大后方的电政官对于下属还比较客气，多少还有些甘苦与共的作风，但到台湾去的这些官老爷们则一变常态，官架和官腔十足，我因会台湾话故此更了解台湾人的情况和心情，使我对国民党的腐败更为不满，因此就于46年底不别而行，到厦门大学任教。我离台未久台湾人民就发动了二二八事变，并遭到反动派的血腥镇压。
安家在厦门
自1946年底至1953年夏，我在厦门大学工作，历任电机系讲师、副教授和系实验室主任。我在厦大无大建树，但从无到有地建设电信实验室做些工作，当时厦门是国民党从大陆溃退前的最后据点之一，自48年至49年间，国民党眼看北方地盘保不住了，因此就把联合国援助北方大学的仪器设备都运到厦大来，加上52年第一次院系调整，华东有些大学的电信组停办，我被派到交大、同济、大同等学校起运一些剩余仪器，因此可以认为到了53年初，厦大电信实验室的设备在当时国内是比较齐全的。这些设备有一部分在53年第二次院系调整时合并到南京工学院。可能是由于我一向注重实践，又在建设实验室做出成绩，所以在厦门解放不久后就被提升为副教授，三反期虽受了审查，但过后又被任命为系实验室主任，三反对我的教育巨大，使我懂得要谦虚谨慎，避免在以后的运动中犯较大错误。本来我到厦大工作的目的是想出国留学，虽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因缺人指点，且动作太慢，以致坐失良机。
院系调整至金陵
1953年全国第二次院系调整，由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工学院和厦门大学的电信组合并到南京工学院成立无线电系。当时南工电信方面的教授阵容优于清华，所以无线电系也比清华早一年成立，系主任由电信方面的老前辈陈章教授担任，下设无线电和电真空二专业，前者由名教授钱凤章和我分别任教研组正副主任，后者由陆钟祚、闵詠川二教授分别担任正副主任。最初无线电专业是按照苏联的通信与跟广播教学计划设置课程的，后因该教学计划旨在培养运用和维修人才，和我国迫切需要的从事研究和制造人才有出入，因此后来我们改为按照苏联无线电工学教学计划培养人才。到了56年我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们才把苏联以设备为主设课程改为以技术为主设课程，并把专业的名称改为无线电技术，在五十年代至文革前我们制定的教学计划一直被高教部指定为全国指导性教学计划，被领导的重视由此可见矣。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密，强调有线通信，第二次院系调整把华东有关院系与无线专业合并到南工来，这本来就带有收缩的意思。56年又把上海交大的有线系和华南工学院与南工的无线电系合并成立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从表面上看来是重视了无线电电子学的人才培养，而实质上则是再一次紧缩招生规模，如果不是当时南工院长汪海粟率领高教代表团到苏联访问时了解到无线电电子学科的重要性，而南京又是我国在这方面最大的基地，不可无相应的专业相配合，因此才通过江苏省委向中央反映，在周总理直接干预下才临时留下部分教师在南工继续发展，被调走的都是一些骨干教师，留下来的则是老的老少的少，要不是陈章教授领导有方，则我们这些行李已经运走的教师是不可能很快地稳定下来的，并投入重新建系的工作，今日东南大学的无线电系和电子工程系，由这两系派生的其他学科共有学生超过五千人，教师超过一千人。有这么大的发展，陈老是立下大功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