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徐益谦
采访整理：王闰林、陈娟
访谈地点：徐老师家
访谈时间：2018.1.1
徐益谦，江苏江都人，出生于1932 年9 月，195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动力系，1953年到南京工学院机械系和动力工程系助教，1983年赴美国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一年，1985年晋升教授。
徐教授先后负责了国家“863”、“973”等多项重大项目，并获得部委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一次、专利一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专著《热工系统混沌分析》，译著《能量与物质的能移理论》、《对流换热与辐射换热》等。
1991年获得国务院突出贡献津贴和全国优秀教师荣誉，2017年获得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杰出贡献奖。他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简称“973计划”）专家咨询组成员，曾担任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一届国家高技术能源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常务理事多相流测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问：徐老师您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采访到您。首先想请简单的了解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和工作经历。
答：我出生在工商业兼地主家庭，父亲在一个镇上开油（食用植物油）坊，经济条件较好，那时候上大学要有一点家庭经济背景的。在上海交大读书时住校免费，现在看花钱也不很多，那时代上大学都比较朴素，伙食费十元零五角一个月，三角五分一天，家里寄给的钱也就每月十五元，交去伙食费，还有四元五角作其他杂用，包括书籍、文具、文娱、生活洗理和寒暑假回家的路费等。到1952年暑假，三反、五反时，家里没有钱给我了，因为五反主要是针对私营企业的。但从这个暑假后开始，国家实行大学生免费吃饭，这样，其他用钱就有限了。
1953年交大毕业后分配到东南大学。先在机械工程系机械零件教研组当助教。当时机械系有两个学科，一个是机械制造，一个是热能动力。1954年，学习苏联的大学体制，把机械系的热能动力组和电机工程系的电力组，调整合并在一起组成立动力工程系，对外称三系。动力系设四个专业：发配电（31）、电力拖动（32）、热能动力（33）和工业热工（34）；教学组织分4个专业课教研组和3个基础课教研组。开始在图书馆位置上的平房内办公，1958年建成动力楼。我到动力系后，在热工教研组工作。所谓热工基础，主要有三门课程：工程热力学、传热学、流体力学，还有一门对非动力类专业开设的热工学课程，就是把热工基础的内容浓缩，后面再加热机部分（内燃机、蒸汽机、汽轮机、压缩机、锅炉），让非动力类专业的学生（包括电力类、土木类、化工类和冶金类专业）掌握必需的相关热能动力的基本工程知识。从1954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我一直在热工教研组，担任过热力学、传热学和热工学的教学工作。
文革停课10年，除了政治活动以外，到农村、煤矿、工厂去劳动和接受再教育。1971年回到学校从事磁流体发电研究。1978年改革开放，恢复高考。1979年我以老讲师（20年）身份招收硕士研究生；1980年晋升副教授，同年入党。1986年参加国家‘863’能源项目‘燃煤磁流体发电’研究，晋升教授、并招收博士研究生，1994年设立博士后流动站，1997年从事国家‘973’计划‘燃煤污染防治的基础研究’项目的研究，2001年受聘为国家‘973计划’能源领域专家咨询组组长，到2008年结束。2003年校内退休。
问：五六十年代您主要从事热工基础教学工作，在后期的教材建设方面，您参与过哪些教材的编写，在使用新教材的过程中，您的感受或师生的反映如何？
答：抗战8年，内战4年，从旧大学过来，基本没有规范的教材。1952年开始，领导号召学习苏联，大量引进苏联教材。当时美国对我们封锁，不仅没有西方教材，英文杂志也很贵，学校没有外汇订不起。中国有个影印机构，通过香港，把几种主要西文杂志，如美国的ASME系列等的杂志，买过来出影印版，内部发行。俄文书籍杂志对中国优惠，价格大体和国内书籍相仿。中山东路外文书店楼下卖俄文书，每周末，南京高校不少中青年教师都爱去寻见新书。我还订了一份俄文‘工程热物理’期刊，每年约15元。六十年代工资每月86元，每年用于杂志和买书的钱约50元。
学习苏联就必须掌握俄语，教师分期集中暑、寒假大概八个星期，突击学习专业俄语，记忆必要的专业词汇，比如800--1000个单词。在基本语法掌握以后，就突击地翻译俄文资料，选编某些内容油印为讲义，作为教材。后来，正式出版的俄文的教材也逐渐多起来，如工程热力学，就有两本比较普遍受欢迎，一本是乌卡洛维奇著的，附有最新的参数范围扩大的蒸汽性能表；还有一本是李特文的工程热力学。英文书籍用英制，学习苏联后，改用了国际公制。我认为学习苏联成效很大，苏联的教材从数理化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到专业课程，内容有系统性，文字的逻辑性也很好。学习苏联的教材，对提升中国的教学水平，效果显著。
六十年代开始，中国高校参考苏联教材，自己编写教材。记得1962年，教育部领导成立了全国教材编审委员会。热工学科同行也相应成立了全国热工教材编审委员会。1963年在南京的江苏饭店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主任委员是上海交大的教务长陈大爕教授，副主任是我校的热工教研组主任夏彦儒教授。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清华的王补宣教授、西交大的杨世铭教授、上交大的沈维道教授、同济的蒋汉文教授、天津大学的吕灿仁副教授等。我和西交大的谭连城两个讲师做会议秘书，管会务并列席会议。
过去老师上课讲的内容，并没有严格规范。1963年的会议就制定了相关课程的教学大纲，规定某门课必须讲授的内容。针对不同专业的需要，规定了不同专业的各课程的学时数。比如热能动力专业，热工基础课的学时就比较多，非动力类专业（如土木、机制类）的热工学，学时数就较少。大纲确定下来以后，就组织分工编写教材。某校、某课程的教师的学术水平和地位高，就承担该课程教材的编写。编委会协调平衡后，各学校都分担了不同教材的编写任务。我校夏彦儒教授（早期清华毕业留美），承担动力类工程热力学编写任务，传热学则由西安交大杨世铭教授编写。
夏彦儒教授参考了苏联的多种教材，编写的工程热力学，公认水平很高。文革以后，厐麓鸣教授又把夏编‘工程热力学’修改补充出了新版。杨编‘传热学’也沿用多年，到戴锅生教授重新编写出版，应该在八十年代后期了。我写过传热学的一些补充讲义，合作翻译出版过《能量与物质的转移理论》和《对流换热和辐射换热》两本专著，内容反映传热学科某些新的科研方向和成果。
问：除了基础教学，当时学校在重视实践教学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答：苏联很强调实践，重视动手。1955年，中国的部分工科大学校长访问苏联，南京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汪海粟，把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与我校对口专业的教学资料带了回来。包括：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实验指导书带了回来。当年我主要教传热学，苏联的教学大纲里就规定传热学课程有8个实验，让学生动手，包括：热传导实验、自然对流和强迫对流实验、辐射传热实验等，让学生动手，通过实验，接受基本训练。热工基本实践有测温、测压、测流速等，熟悉相关仪器仪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学习准确测量实验数据，减少误差，和误差分析方法等。
当时的热工实验室，从解放前留下的旧设备包括：内燃机、空压机、蒸汽机、汽轮机和一台小锅炉。学习苏联，要新建工程热力学、流体力学和传热学基础课实验设备。我负责建传热学实验室。其时，清华、浙大也在建，曾经互访交流，各高校重视实验室建设的气氛浓厚。
实践性环节还有下工厂实习的计划。热力发电厂专业学生二年级开始，安排四周到电厂认识实习，获得对电厂的感性认识。三年级开始，安排六周到电厂生产实习，学生轮流去各车间跟班，向工人师傅学习，进一步深化对电厂的感性认识，以便回校学习专业理性知识。我1954年带过认识实习，1955年带过生产实习（我学生时代没有下过厂，其实是和学生一同学习）。苏联很强调实践，学生毕业后一到工厂，马上就能承担工作。英美的教育思想比较强调基础理论，在大学只要求把数理化和技术基础课程学好，应用技术在工程实践中会较快掌握。基础厚实，在应用中会产生创新思想，能提出革新方法，发挥创造力，后劲大；反之，如果基础没学好，在工作岗位上虽能胜任具体工作，但缺少创造性思维。
文革前，1949-1966这十七年，虽然政治运动不断，但除了像‘大跃进’之类的运动，有短期冲击外，教学秩序相对稳定，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成绩是肯定的。
问：老师您刚才说您是53年上交毕业的，对吧？所以学校52年的院系调整您了解吗？
答：院系调整是1952年开始的，我校此前的事我没有亲历，但是院系调整不是一年完成的，许多变化我大体知道。院系调整的指导思想和总方案，是在教育部领导下制定的，是为适应教育事业发展和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有积极意义。若干年后回顾，也有明显的负面作用。比如说，像原中央大学这类综合性大学，拆分成许多独立的学院，就失去了多学科综合交叉的优势。
我到南京时候，南京工学院跟南大已经分开了。原中央大学的文、理学院就留在南京大学。中大和交大的水利系合并为华东水利学院；中大和交大的航空系合并为华东航空学院，后来又西迁成为现在的西北工业大学；中大工学院其余的系，组合成为前南京工学院。1958年前南京工学院又经过一次大调整：化工系独立分出成为南京化工学院，现称南京工业大学；食品工程系成为无锡轻工业学院，现称江南大学；机械系的一部分又成立镇江农机学院，现在发展为江苏大学。中央大学的农学院，林学院就变成南农大、南林大。原中央大学是一所综合大学，抗战前在世界大学排第50名。如果现在南大、东大，还有各分出去的学院合并在一起，跟北大清华相比，应该不相上下，可能是今年你排第一，明年我排第一，后年他排第一了，院系调整伤了很大元气。
感受直接的是:当年的化工系独立成立南京化工学院后，热能工程学科和化工学科就失去交叉优势，比如烟气脱硫、脱硝、脱汞课题研究的深化，就没有化工支撑，不利于获得创新成果。土木、机械等学科和化工也有交叉，化工系分离后，作为工学院就缺了‘一条腿’。若干年后，东大虽然又有了化工系，但是‘百年树人’，短期内还上不了‘一流学科’。
旧中大出名，由于每个学科都有学术带头人，有的还是大师，如建筑学科，大家都知道有杨廷宝先生，和梁思成先生合称‘南杨北梁’；动力系钱钟韩先生；无线电系的陈章先生；化工系的时钧先生等。现在东大、南大都是211、985大学，一流学科的建设都有早年的底子，为什么很多新校上升难呢？因为缺少学术带头人。学风有传统，学术带头人会带出一个班子，如杨廷宝先生就带出了齐康院士。百年树人，学术、科技水平的提升，靠精英人才。精英多，国家才能强盛起来。没有钱学森先生，中国的导弹和卫星得晚好多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重视人才，精英辈出，科技发展很快，所以我们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问：那时候是刘雪初当院长，他提出了“三抓三步五带动”的做法当时在实际教学中有哪些体现？您对此有什么感触和看法？
答：南京工学院院长第一任是汪海粟，他当年参加过‘一二·九’大学生运动，对知识分子比较关心爱护，他十分器重并倚重钱钟韩副院长，但是1957年反右，因为右倾而离开学校了。刘雪初院长是1962年来的，是一位事业心、责任心和领导能力都很强的领导。他来南工的时代背景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批判‘白专道路’、‘大办工厂’、‘全民炼钢’、‘教师羞教学、学生废学习’（副院长吴大榕教授大字报语），‘农业放卫星’、‘亩产几万斤’以及1959-1961的严重灾荒之后，国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高校全面恢复教学秩序，实行‘高教60条’的时期。在广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政治气氛相对宽松。
刘雪初上任后，在教学上为提高教学质量，提出三抓：‘少而精、学到手、因材施教’，以及五带动。三抓三步五带动，就是学校要先过教学关。老师讲课内容不在多、而要精，把核心的内容，让学生学到手，掌握‘精’以后，才能灵活应用。第三抓因材施教，针对学生智力发展不同，对于学习好、有余力的，教师可指导阅读些课外资料、参加实验研究等。后来还有三步、五带动。（提问者补充：带动学科理论水平，专业外文水平，阅读文献能力，教案建设和教学实践）他对此抓的很紧，布置工作后，深入基层，总结经验，再互相介绍，全面推广，每学期都在大礼堂开会，做总结报告。他理论水平高，运用辩证法分析问题，提出的观点和意见，有说服力和针对性以及指导意义。
刘雪初重视实践，觉得书本上抽象内容多，主张强化从感性知识向理性提高的认识过程。他是部队转业干部，熟悉部队教学，在1965年组织了一次参观全军军训器材展览会活动，他带队把各系的总支书记和一批年轻教师约100人，前去北京学习。部队训练讲究效率，教学重视直观性，从军训器材的直观教学入手，再讲授结构原理和理论深化，学生很容易理解和应用，真正学到手。回来后，在全校推进，效果很好。
在科学研究上，他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先要做好选题的调研，分析形势，才能把握方向，正确选题。当时，铸造专业的苏华钦教授对国内外高炉技术作了系统调研，受到刘的大会表扬。
刘雪初从来校到文革停止工作，前后不到五年。他兢兢业业在第一线真抓实干，领导全体教职工，为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起步，做了扎扎实实的大量工作，使前南京工学院的教学质量名列全国高校前茅。我感到在文革前，南工的汪海粟，和刘雪初，是对建设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有重要贡献的两位好校长。
问：老师我们当时了解到您71年的时候从事燃煤磁流体研究对吧，您后期还参加过很多科研项目，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您当时参加过哪些国家重点项目还有工程什么的？
答：先说一下‘磁流体发电研究’的背景：文化大革命中期，批、斗‘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右派分子’告一段落，大部分师生都闲下来。1968年暑假后，许多学生就提出，让教师带他们下厂，到工厂‘复课闹革命’，上大学总要学点业务吧。我和另一位教师就带了1968届一个班学生，到南京化工厂，结合生产实践复课。1968年底，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的指示，全体教职工拉练到农村，说是要和‘苏修’打仗了。几个月后，1969年初又回校，讨论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精神，教育、生产、科研三结合，提出学校要办厂，研究技术革新、开发新产品，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很快各个系都提出要赶超项目，上报给校革委会批准。当年全校批准的有10项目，包括：单晶硅技术、射流控制技术……磁流体发电技术等。每个项目有代号：6901、6902、……直到第10个叫6910，就是磁流体发电。
磁流体发电的上马，是因为当时江苏缺电，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对省科委说，能否搞点新发电技术，解决电力问题？召集群众开会后，提出许多新发电方法，如波浪发电，潮汐发电，风电以及当时美国和苏联正在研究的磁流体发电。磁流体发电联合循环电站的理论热效率可以达到60%，比当时先进电厂35%的热效率高得多。许司令员说很好，就指令省科委领导组织队伍开展研究。
磁流体发电的基本原理是：让2700K 上下的高温导电气体，以亚（超）音速通过安放在强磁场中的通道，按法拉第原理发出直流电，再经过逆变整流，变为交流电输送到电网。磁流体发电是多学科交叉的科技项目，涉及高温燃烧、高速流动、高温耐火材料和导电材料、逆变整流、等离子物理、电离添加剂化工。于是就调集了南工、南大、南化工、下关电厂、电瓷厂等一批教师、技术人员和工人约40人的精干队伍（当时学校停课，很容易调集），成立了江苏省磁流体发电联合工作组，进行项目‘攻关’。联合工作组成立了领导小组，依托单位是前南京工学院。其时，钱钟韩、陈景尧先生也曾经参加工作一段时间。
初期研究的目标是建立实验室规模的磁流体发电实验装置。我们从供电（电力增容到350千瓦）、供风、供燃料、供水系统的设备开始基本建设。这个过程很艰苦，安装压缩机、设计加工磁铁、热风炉、冷却水塔、实验系统台架等，包括挖地基，都是大家一起干。大概花了一年时间，到1970年中进行原理试验成功，发出了几百瓦的电。
磁流体发电技术先进，美国、苏联当时都在研究，但是技术要求很高。举例说，发电装置的核心设备——磁流体发电机由超导磁体和高温发电通道组成，超导磁体要维持在零下200多度的低温下运行，而位于磁体包围在中央的发电通道则流过2500度以上的高温燃气，技术难度可想而知。
磁流体发电有军工用短时间大功率电源，和民用电站两种目标。前者如高速风洞，每次试验运行1—3分钟就能得到数据，可以不计投入；后者则不仅要求能量转换效率高，能盈利，还必须长期运转安全、可靠，所以难度极大。
开展磁流体发电高技术项目研究，按常理，前期要进行充分的可行性技术论证。由于当时是江苏省革委会许世友将军指令，为解决江苏缺电，以革命精神匆匆上马，没有考虑科学研究的规律。在进行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技术难点和问题。虽然，到八十年代，磁流体发电项目列入了国家‘863’计划，但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国际上，包括美国和前苏联等多个国家的磁流体发电研究项目，都相继下马，没有实现商用电站的目标。
我校开展磁流体发电研究，最大收获是通过这项任务，带动了热能工程学科的发展。磁流体发电是一个多学科综合交叉项目，技术基础性研究内容十分丰富。美国人形象地说，‘磁流体发电是研究生的乐园’，因为它提供了多个学科的创新选题园地。从1969到1979的十年，由于该项目得到人力和财力的支撑，我们建成了国内高校比较先进的能源研究实验基地，建设了学术梯队，积累了科学研究经验，并且走出国门，和美、苏、日、意、澳等国家建立学术交往。1980年第一次派学者去美国，参加第六届国际磁流体发电科学讨论会议，并从此向美、苏、澳连续派出访问学者，建立国际交流合作关系。1978年高校恢复招生后，由于具备国家研究项目、优良的实验条件和研究队伍，1979年热能工程学科就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几届硕士毕业后，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设立热能工程博士学位授权点，以及其后的‘博士后流动站’。多年来，持续承担国家‘863’、‘973’以及重点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等多项研究任务，并延续发展到如今的规模。
问：老师，别的您还参加过什么重大的国家工程项目？印象比较深刻的。
答：文革结束后，国家百废待兴。科学技术现代化提上了日程。原国家科协主席，两弹一星的元勋周光召先生，从国家科技战略高度，1997年向中央提出了一个‘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针对有国家重大需求的目标，集中力量开展重点应用基础研究，根据国家财力，优先对农业、能源、信息、新材料、资源环境和人口健康等6个领域，给予较大强度的经费支持，就是所谓‘国家973计划’。我1984年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一年回来后，申请到一项较大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增压循环流化床基础研究），支持了多届研究生的工作。1997年，我和顾璠教授发起，和清华、北大、浙大、西交大及华中的五位教授联合申报‘燃煤污染防治基础研究’‘973’项目，1999年获得批准，五年经费3000万元。我和顾璠教授（课题组有博士后4人和博士生6人，硕士生若干人）承担其中燃煤氮氧化物生成和控制机理研究等两个课题，经费560万元。2001年，我退出一线研究（70岁），受科技部聘任担任‘国家973计划’能源领域专家咨询组组长，参与‘973’项目的立项、中评、结题评审，以及对分管项目的进展跟踪，到2008年结束科技生涯。
问：老师，您觉得东大改革开放以后有哪些具体的变化？也可以是对东大最深刻的人、事的。
答：改革开放以来，感觉变化大的是科学水平提高较快。院系调整以后，学校主要精力放在稳定教学秩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接着全面学习苏联，制定专业教学计划，开出新课程并进行教材建设。在科学研究方面，除了部分教师有研究工作外，基本上是空白。为推动科学研究的开展，1956年6月，主管业务的钱钟韩副院长组织召开了南京工学院第一届科学讨论会，并邀请国内一些知名专家作专题学术报告。会议收到论文有319篇，其中有个别水平较高的成果，如舒光冀教授的‘球墨铸铁’，但大部分属于文献综述，或者试验报告（我曾参与动力分组的会务）。1957年‘反右’、‘红专辩论’、1958年‘大跃进’，接着三年灾荒，科研工作完全停滞。1962年刘雪初院长到任后，除了抓教学外，对科研也比较重视。这个阶段，在动力系的科研大都是一些自选课题，或者和与工厂合作的技术革新项目，还没有国家计划内的大项目。文革开始，一切教学科研陷于停顿，磁流体发电研究由于有许司令员指示的背景，能坚持下来，是一个特例。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提出四个现代化，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激励向科学进军，中国开始向科学研究道路上迈步前进。我校与工厂企业合作的新技术或技术革新项目（又称横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国家攻关项目（称为纵向项目）数，年年增加。进入八十年代，我校有领导地积极组织申请国家项目，每年获得的面上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重点基金以及杰出青年基金，累有突破。九十年代以来，承担和主持的国家项目的比重逐年上升，学校科研经费数和获奖成果数，在国内高校中跻身前列。
热能所除了磁流体发电、增压流化床燃烧大项目外，在新世纪中，多位教授如：赵长遂、沈湘林、郝英立、顾璠、段钰峰、袁竹林、沈来宏、张辉、张军、盛昌栋和向文国等都相继承担国家‘973’不同项目的许多课题的研究任务，为研究生培养和‘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的学科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谈到印象最深刻的人，只限于我程度不同接触过的几位先生了。
第一位是钱钟韩先生。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师，在‘钱钟韩教授文集’中，多有评介。我补充的是自己接触和了解的一点信息。1953年他是南京工学院副院长，深受汪海粟院长的倚重。领导教学、科研、师资培养方面工作，听过他多次领导教学改革的报告（我当时是教研组秘书参加会），和几次学术报告，深受教益，极为钦佩，他是高山仰止的前辈。他不仅是工程热物理、电机工程、自动化领域的顶级学术专家，而且是仪器仪表使用的工匠能手。他在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有很高修养，是‘三观’洞达的人杰。
在‘老交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年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305-3/I·1213）一书中看到钱学森先生的撰文‘回顾与展望’，提及他和钱钟韩同在1929年考入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钱钟韩第一名，钱学森第三名。钱钟韩很快转入电机系，没有和钱学森继续同学。
同一书中，刘良湛先生撰文‘文杰钱钟韩’，有对钱先生在交大读书时的若干轶闻介绍。钱先生1933年毕业，八个学期平均总分竟达98分，破了交大90分的历史记录。另外一则故事，颇可玩味：1933年夏，江苏省开考赴英留学，报名者多是等了几年的大学教师。考试从中文、英文、数、理、化到专业课。他每考一门，回来就发牢骚。同学以为他失利，加以劝说，钱答：题目太容易，大家都会做，我如何能和有后台的人竞争呢。发榜时，钱钟韩名列榜首，总分80；第二名某君，总分仅59分。吴大榕闻讯说：我和钱四年同学，每年考分最多差4—5分，真后悔未去报考，否则我稳坐第二名了。
第二位是吴大榕先生。他和钱钟韩先生是同学。在交大电机系学习成绩优秀，钱是第一名，吴是第二名。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学成归来后，任中央大学电机系教授。1954年动力系成立，他是第一任系主任。钱钟韩先生‘反右’时因‘右倾’言论卸任后，吴接任业务副院长，在领导提高教学质量工作方面，作出重要贡献。著有‘电机学’教材。文革中‘靠边站’时，不甘于‘逍遥’，找到磁流体发电组，希望做点工作，我们请他翻译俄文版‘磁流体发电’（美国人J.ROSA原著），后经科学出版社出版（按当时惯例署名：磁流体发电组译），还翻译了许多相关的俄文论文。文革后期，因大雪后马路扫雪，跌倒骨折卧床去世。吴先生的岳父是民国初期江南爱国企业家穆藕初先生。
第三位是陈景尧先生。1947年毕业留校任教，主讲过热工基础和蒸汽轮机课程。数理基础深厚，为研究生开过流体力学、‘张量分析’课程。反右后期，担任动力系主任。自选理论课题‘低RE数下气泡在粘性流体中流动的理论分析’。当年没有计算机，只能日夜用手摇计算器解数理方程。文革期间，克服干扰，坚持研究，手稿盈尺。‘造反派’批他是‘修正主义’的‘白专’典型，罚跪打脸，他默默忍受；有‘造反派’要烧他的16大本计算数据时，他跪地苦苦哀求，说你们可以打我个人，但手稿对国家有价值，千万不要烧，终于被在场头脑清醒者留了下来。文革结束后，他的研究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英文版上，是东南大学在‘中国科学’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受到国际同行好评和引用，显示了中国学者在该研究方向的学术水平。1978年他应邀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并获全国劳动模范奖。陈先生为人低调，谦虚厚道，人称‘陈老夫子’。业余爱好研究‘红楼梦’，是具有专业水平的‘红学’专家。
第四位是夏彦儒先生。早期从清华考取出国留学生，在美国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在美国一家桥梁公司工作几年，回国在茅以升先生领导下，参加钱塘江大桥的建设。解放前，受清华同学孙立人将军之邀，参加中国赴缅甸远征军对日作战。解放后，先在江南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为南京工学院机械系教授，担任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的讲课。1954年动力系成立，任热工教研组主任。夏彦儒先生的主要贡献有：1，努力参考苏联书籍，从中选材自编讲义，解决‘工程热力学’、‘传热学’的教材空白；2，1963年编著出版50余万字教材‘工程热力学’；3，积极培养年轻教师（当时青年助教只有大学毕业），指导进修‘工程数学’，专业英语（解放后大学教俄语），为他们较快成长作出贡献。夏先生为人开朗，桥牌、京剧均有水平，有牌友、戏友多人，曾在大礼堂演出京剧。爱好传统文学，工于填词。
第五位是姚伟文教授。1958年毕业于本校‘热能动力装置’专业，是优秀的青年党员干部。毕业后，先参加‘工程物理’（核能）专业的创办（三年‘自然灾荒’后停办），后回动力系从事实验室研究工作。1969年江苏省磁流体发电联合工作组成立，担任组长，领导磁流体发电研究20年。姚伟文教授的贡献在于：1，把握机遇，艰苦创业。磁流体发电的上马，有独特的背景。上马后，他充分把握革委会领导指令的机遇，调集校内外各相关专业人员，成立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队伍。向省科委申请经费，购置仪器设备和物资，以‘劳动化、革命化’的精神，带领大家快速进行实验台架建设，短时间内获得原理试验成功，为进一步深化发展创造条件；2，团结不同专业人员，发扬民主作风，发挥集体智慧，克服各项科技难题，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到改革开放初，研究成果已参与国际学术交流；3，认定目标，敢于承担，排除干扰，创造条件，坚持到底。文革期间，政治干扰严重。运动到来时，全校整天政治学习，磁流体组虽特殊性，也半天学习，姚向当时蹲点的省委陈光书记反映后，同意减少到每周两个下午。当时的军代表问姚伟文说，你们的研究搞这么长时间，比搞原子弹还难吗？姚解释说，原子弹不计投入，磁流体发电要和普通电厂一样盈利，讲究成本、安全，所以难度大。省科委也说你们花钱这么长时间，我们支持不起啦。然后姚又和科委一处长同去国家科委争取支持。在他的坚持和苦撑下，1986年，磁流体发电列入国家‘863’后才稳定下来。1969年学校的01到10十个科研项目，9个陆续下马，最后唯一留下来的就剩‘6910’磁流体发电了。4，有科技前瞻思想，重视新技术储备。在研究磁流体发电十余年，对其难度有较多认识后，姚着手对国际能源领域发展动向，进行调研，并确定开展加压流化床燃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研究。由于准备充分，现有实验基地和队伍条件有优势，很快获得国家科委80万元的经费支持，开展实验室研究。三年后，达到各项预期技术指标，国家科委批准列入‘八五科技攻关计划’，进行工业规模中间试验电站研究，经费4000万元。1989年，姚伟文教授调任南京工程学院院长。这一项目由章名耀教授承担。
师友逝远，遗风犹存；迈入盛世，怀念系之！
问：想对东大说点什么？对东大以后的发展有什么期望和寄语？
答：现在你们比我们先进，比如小学生都会用电脑，还学人工智能，这就是一个新时代。
其实，我们每个人只能在历史中占一段落，我占了其中一段，对这一段有发言权，往后发言权就越来越少了。现在事物变化日新月异，无人驾驶汽车、无人商店、量子通讯……，人才辈出，创新思想还要靠年青人。东南大学正在走上坡路，已经取得的成绩是大家多年奋斗的结果，是很不容易的。我从02年退休，已经16年了，脱离业务也已经10年，所以对后面的话不敢说，但我相信习主席，他会把中国，包括东南大学，带到新时代的一个新高度。
提问者：谢谢老师，辛苦您了！
答：谢谢你们，你们也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