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虹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维护世界正义与公理的伟大战争，也是中华民族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转折点，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救国、强国成为无数有志青年人生道路的选择。今天，战争的烽火已经远去，当初的青年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是，那段烽火岁月，对于他们来说，是难以忘却的记忆，对于后人来说，是值得聆听与纪念的历史。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5月，校史研究室采访了我校电气工程领域的著名专家、九十岁高龄的周鹗教授，请他谈谈在抗战时期的经历与感受。周老师回忆了自己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探寻救国的心路历程：少年时艰辛求学、追求进步；考取中大后，安守清贫、笃志勤学，立志科学救国，参加进步活动；抗战胜利后，为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参加学生运动。回首过去，寄望未来，周老师表示：勿忘抗战历史，兴校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采访得到了东南大学校友会、东南大学老干部处的大力支持，以下内容系根据多次采访录音整理而成。
周鹗，1925年1月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44年考入中央大学电机系，1945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青社），参加了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大学历次学生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参加了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的筹建工作。1954年赴前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留学，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东大任教五十余年，历任教研组、系、研究生处等教学行政职务，是东南大学电机学科博士点创始人、学术领导人。担任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国家教委科技委、学位评委电工专家组成员，全国电力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科研成果丰硕。周老师虽退休多年，仍情系东大，关心教育，2005年，与夫人王慕臧捐资，众高足捐赠设立了“周鹗奖学金”，2015年又签署了第二期捐赠协议。
王慕臧，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食品工业系并留校任教，1952年调入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1958年参加筹建并任职于无锡轻工业学院，后任轻工业部南京机电学校校长。周鹗教授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淡泊名利、崇实尚朴，得到了大家的尊敬。
刘：周老师，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时，您的生活状况如何？
周：我自小家境比较清贫，但是，我比较勤快，学习优秀，常常得到家人和老师的称赞。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为躲避战火，部分家人迁至河南禹县。1939年，我在开封初中毕业后，离家到豫西镇平石佛寺的河南省立开封高级师范学校读书，学了不少知识，还有音乐、唱歌、弹风琴等技能。
1939年，我正当少年，想要上进，期望“科学救国”。所以，1940年夏，我又考入了河南省立开封高中。开封高中是上进、致学之所。记得当时教历史的毛老师在课堂上说：“日本对我国广阔领土早有野心”，毛老师还结合课程，讲解形势。那时，我们这些充满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一方面积极地学习，同时，也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参加了学校内由地下党领导的社会科学读书社。
刘：当时，社会科学读书社的活动主要有哪些？
周：1940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紧了反共活动，我们主要要求抗战和进步。学校老师也有进步的：数学老师杜孟模，就是原北大地下党（解放后曾任河南省副省长）、公民课老师马子任，据说以前也是老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引导下，我们学习社会科学经济理论、哲学著作、观看进步杂志、阅读鲁迅等作家文章以及苏联文艺书籍；还开小组会、报告会和辩论会，交流体会、讨论问题；定期出版刊物、壁报等；还学唱抗日进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毕业歌》、《黄河大合唱》、《吕梁山大合唱》等。读书社的会歌中有句话是“伏牛山麓我们这一群，结合着真理的铁军，积极、奋斗、活泼、严肃，带领着我们。”
刘：那当局对你们的活动是什么态度？
周：学校领导比较开明，但是，1943年元旦，同学们正在操场开庆祝会，国民党特务团和地方保安团将操场围住，根据名单一个个叫人，叫到的人就被抓起来，被一串串地押到镇上。逮捕约50余人，前面提到的杜老师和马老师也在内。在镇上，有些同学被连夜审问，有些被严刑拷打，社中负责的同学因伤重被人用担架抬着押到豫南，其他人则被校方集体领回后释放。据说，校长曾为此辞职不干，调离他任。
刘：您什么时候高中毕业？之后怎么考取的中大？
周：1944年初，我高中毕业后与同学约好赴重庆考学，先到邓县一同学家聚齐，然后从豫南、经湘西到江边的巴东，一路步行，到巴东后，改乘木船逆江而上到达重庆。我同时考取了交大有名的商科、中大难考的电机专业，当时，我想科学救国，中大又是最高学府，国内一流，所以选取了中大，也得到家人支持。当时，我已身无分文，无处安身，只好暂宿于重大走廊边上（中大西迁四川后，与重庆大学为邻），后得到已在中大读书的同学的资助，才得以度日。
周鹗老师与王慕臧老师收藏的抗日歌曲书籍
刘：您在重庆中央大学期间的学习、生活怎样？
周：当时，中央大学校本部在重庆沙坪坝的松林坡，分校在20多里以外的柏溪，一年级学生在分校。学习生活比较正常，我对《三角》《解析几何》等很有兴趣，对金工课和实习也很爱好，特别对被称之为“头痛几何”的《投影几何》更是喜欢。中央大学当时是国内最高学府，教学、学科、规模、影响都是国内之冠！记得一年级时，教我们投影几何、机械制图，并带我们金工实习的史宣教授1910年出国留学，获硕士学位，是清代最早留美学生之一，1917年回国，“九一八”事变后，史老师不愿做亡国奴，到后方，1936年任教国立中央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随学校赴重庆。史老师讲授的课程是工学院一年级必修课，教学任务很重，他辛苦耕耘，教书育人，深得师生爱戴；教数学微积分的徐曼英教授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优秀老师。在中大，教我们课的都是很好、很有名的教授：教电工基础的是程式老师是留学德国的博士；教交流电路的陈宗善老师毎次上课都是一黑板一黑板地写，我们就一黑板一黑板地抄，内容很多，非常辛苦；教热工学的是钱钟韩老师（解放后是南工的名誉校长）；无线电工程课的陈章老师，在中大电机系任职40余年，可谓电界泰斗；还有萨本栋老师、顾毓秀老师、吴大榕老师、严一士老师、杨简初老师，他们在学校及社会上都很有名望，我得以受教于他们，受益匪浅，难以忘怀！
当时，生活条件相当坚苦，住的是大统仓，吃的是大锅饭，从战区过来的学生都可以领到饭票，一张饭票用一个月，等下个月再去领，有了饭票就可以吃饭了，那时候到食堂是凑满8个人，拿个脸盆去领菜，饭是直接拿着碗到饭桶里去舀，可以随便吃多少。第二年暑假，我搬迁到松林坡小龙坎学生宿舍，与同班同学住在一起了。
当时在学校，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学习，除了学习外，也经常阅读《新华日报》，关心时事，对有关的事情也会有一定的想法，例如：有的时候从沙坪坝回柏溪去，都是沿着嘉陵江江边过去，不走树林里面的小路过去，据说在这小路上，可能就走到歌乐山的渣滓洞了，传说有人误走了，走到渣滓洞，就被抓进去了。
后来，我参加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青社）， 被选为电机系二年级的班长。接着，抗战胜利，班上和校内的活动就比较多了。
刘：当时在重庆，中大师生和重庆老百姓对抗日的态度是怎样的？
周：因为毎个人所处社会环境不同，认识上有差别，表现也不一样，不过，不管是什么人，对日本侵略的仇恨基本上是一致的。
王（王慕臧老师）：战时重庆受到很大的威胁，重庆大轰炸，国人世人都知道的，很是愤恨！我当时只有十一岁，住在七星岗。轰炸一来，老百姓没处躲，只能在桌子上放一床棉被，人躲在桌子下面。有一次轰炸过后，我和姐姐上街找叔叔，街上一片火海，半边城市都烧掉了，满街的尸体，我们只能从尸体上跨过去，心里又害怕又恨！（王老师哽咽着回忆起那段恐怖的经历）日本鬼子只要天晴就轰炸，1940年，我随姐姐住到柏溪乡下，有中大的学生统计过，5月19号，日机轰炸了50次，20号，轰炸了70次，不停地频繁轰炸，老百姓叫“疲劳轰炸”，根本来不及躲。开始时没有防空洞，学校童子军就用绳子编绿色、黄色、蓝色的网子，每人发一个，跑到空地上算是躲炸弹了。当时有人统计，1940年5到8月，共轰炸了2032次，投了10021颗炸弹。后来有了防空洞，也很简陋，山脚下挖了一个道，用木板撑着，里面很潮湿，点着煤油灯，很难闻。当时，上课都要开窗子，随时看空袭警报，当时拉警报就是挂球，挂一个球就是空袭警报，挂两个球就是紧急警报，就赶紧带着小板凳跑防空洞，还有鸣笛拉警报。当时我考上了南开中学，大家对日本鬼子恨死了，都说要读书，将来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复国回家乡，建设国家。（重庆大轰炸：1938年2月18日~1943年8月23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死于轰炸者10,000以上，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日军试图通过制造大量平民杀伤，以瓦解中国抵抗的士气。）
刘：您考入中大的时候已经是1944年下半年，当时您有没有觉得抗战即将胜利？
周：当时，后方生活不是很稳定，有些朝不保夕。1944年底，日本人占领独山，逼近重庆，人们觉得很危急，很压抑，也很着急！那时想不到何时抗战才能胜利。
王：当时还没有觉得抗战胜利在望，知识青年要从军，就是要救中国，后来，政府号召十万知识青年从军，再后来，就把这些军队编成青年军，没去抗日，变成政府的军队了。
刘：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您当时是怎样的感受?
周：抗战终于胜利了，我们都是兴高采烈，奔走相告，热烈欢庆！当然，也都会联想到中国今后的发展，大家希望国家能够和平，今后不再打仗，希望国家、民族统一，可以建设我们的国家，逐渐富强起来，不再受人欺负，人民能安居乐业，团结起来过幸福生活。具体说，重庆人口众多，大多是抗战时从各地跑到后方去的，这时，都想着要高高兴兴地回老家，学校也在计划安排回到南京。
刘：1945年8月底，国共重庆谈判，双方签署《双十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当时的中大学生是怎样看待国共及战后中国发展的？
周：当时，人们饱经战争的心酸，很希望和平，胜利以后，和平、民主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同心愿。我们在校内路过松林坡前民主墙边时，总看到许多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壁报、标语等，在茶馆、嘉陵江边漫步时也会议论国事。当时，学生比较活跃，各种社团较多，班级、系科、社团等都会有所议论，甚至争论：抗战后的国共合作、胜利后全国各地的接管、毛主席是否会从解放区到重庆和蒋介石会谈、协商。
1月25日，学校“新青社”组织了以中大为主的重庆学生大游行，游行队伍徒步走了20多里，从沙坪坝到重庆城里，一路高喊“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政治协商会议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口号。快到重庆市区时，中大校长吴有训教授也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走在前面，直到政协会场小广场上。政协会议的代表们到小广场会见了游行同学，相继表示坚决支持同学们的爱国进步行动。周恩来也给大家讲话，坚决支持大家的活动，号召大家“要团结起来！我们要求和平，但和平是要经过斗争才能得到的”，同学们很受鼓舞。
1946年暑假，中大提前放假，分批返回南京。
刘：今年，抗战胜利已经过去70年了，回望过去，您对于我们学校和国家有什么样的寄望？
周：是啊，抗战胜利已经70年了，我们国家和学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独立了，发展了也强大了。我们学校呢，在解放前是最高学府、国内一流，50~60年代，流传着“北有清华、南有南工”，创造了辉煌的成绩，80年代以来，我们趋于稳定、继续发展。今天，我们师资队伍扩大，基础雄厚，教学突出，学术气氛浓，有基础、有实力、有方向，这一路发展过来，我们学校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对于今后，我相信仍然会继续辉煌。十八大以来，在国家社会快速稳定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要抓住机遇更好的发展，实现我们学校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东大梦”，实现强国的 “中国梦”。
刘：是啊，重温历史是为了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回忆抗战的烽火岁月，就是为了要激励我们今天加倍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