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进上
吕炯(1902—1985)，字蔚光，1902年3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原桥乡塘西村。1922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毕业后到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师从竺可桢教授，1928年毕业。1930年被派遣赴德国深造，在柏林大学，汉堡大学攻读气候学、海洋学、地质学及农业气象学，1934年学成回国。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并代理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曾参加我国第一次黄海、渤海海洋调查，负责海洋气象观测。
1949年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53年去农业科学院筹建农业气象研究室，任室主任。1960年前后曾任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地理所、植物研究所地植物学组、农垦部、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农业气象系、云南西双版纳中苏合作热带森林合作组七个单位学术委员之职。
吕炯先生非常关心并积极参加学术团体的活动。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就是中国气象学会和中国地理学会理事。1945～1949年曾担任国际气象组织执行委员、国际海洋气象专门委员会委员。1943～1949年，任中央气象局局长。1949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海洋湖泊学会的理事。中国农学会农业气象研究会成立，他被推为首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他也是国家科委气象组成员。吕炯先生尽管领导工作庞杂，但从未间断他个人的科学研究工作，实属难能可贵。1985年病逝，享年八十三岁。
高瞻远瞩培育英才
1934年起，吕炯先生先后任国立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教授。他在中大任教期间，主要讲授海洋气象、古气候，率先提出海冰对东亚气候的影响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海洋气象、古气候等方面均有长足进步与成就，但追根溯源，不能不敬佩吕炯先生的学术眼光与奠基工作。
吕炯先生是一位热爱科学、追求真理、虚怀若谷、勤于探索、高瞻远瞩、注重培养人才的科学家。1943—1949年，他在任中央气象局局长时，对中国的气象事业贡献颇多：建立气象观测站，开展天气预报研究，招揽人才；1947年在南京创办了“气象人员训练班”，培养了大批气象观测人员(本人当时是该班学员)，既为交通(航空)服务，也为农业服务。
他曾向当时的政府建议：“遴选优秀的国内大学气象系毕业生十人去英美深造，由他亲自出题主考，录取后派往国外学习三年，学成后回国。”正是这一批年轻有为的学子，后来均成为新中国气象部门和海洋部门的学术领导人或骨干力量，如：黄仕松、徐尔灏、陈其恭(后为南京大学气象系教授并兼系主任)、谢义炳(后为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程纯枢(曾任中央气象局总工程师，全国人大代表)等；在海洋方面有毛汉礼(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刘好治(在海军某部工作)等。
吕炯先生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先生的四大杰出弟子(1．胡焕庸；2．赵九章；3．黄厦千；4．吕炯)之一。其学术研究涉及诸多领域，主要有海洋气象、农业气象、古气候与气候变迁等。已发表七十余篇科学论文，其中不少均具开拓性，如《渤海盐分之分布与海水之运行》(1935年，《地理学报》)、《中国沿海岛屿上雨量稀少之原因》(1936年，《气象杂志》)、《中国之温度》(与竺可桢、张宝合作，1940年，共952页，附气温图二十九幅，分本编、附编两册)。
为开创中国农业气象科研事业呕心沥血
吕炯先生深知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而我国旱涝频繁，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新中国成立后，他开始研究旱涝发生规律、预报途径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尤其是海水温度变化对我国旱涝的影响。1953年初，在竺可桢、赵九章等共同倡导下，由吕炯先生负责在地球物理研究所和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内，组织农业气象研究组。这是我国第一个农业气象研究机构。
1953—1954年，华北地区小麦曾两次遭受大规模的晚霜害，损失惨重。吕炯先生心急如焚，积极研究这一重大农业气象问题，发表了《关于小麦春冻问题的初步探讨》等多篇论文。1956年国家组织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纲要”，吕炯先生参与修订了其中农业气象学发展规划，提出了我国农业气象的发展途径和研究任务，将我国农业气象研究纳入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吕炯先生十分重视农业气象人才的培养，他曾不顾个人工作繁重和家庭困难，先后举办了四期农业气象训练班，自己编写教材、亲自授课，培养了大批农业气象人才，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为我国农业气象科技战线上的骨干、专家和领导人。他非常重视国际上农业气象研究动向及新的学术思想，组织人力翻译了大量国外农业气象文献，仅在1955—1960年间就出版了七本农业气象专著和文集。
吕炯先生认为，农业气象学不但要研究影响作物和畜禽鱼类动物生长发育和产量的气象条件，还应揭示这些气象条件变化如何影响植物和动物的生理过程和品质的生物化学成分。例如，他提出：要研究不同光照、温度和水分条件下小麦的光合作用，以及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小麦蛋白质量的变化和对咖啡品质的影响等等。因此，他认为：应当建立进行生理和生化分析实验室。在他的倡导下，农业气象研究室吸纳了生物系和农业化学系的毕业生，充实农业气象研究队伍；他坚决引进国外先进仪器设备，亲自详细检查仪器性能，培养使用人员，有条不紊地建立起一个现代化分析实验室，为农业气象研究工作服务。
对我国发展橡胶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适应国防及工业发展的需要，我国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海南、广西和云南南部引种巴西三叶橡胶树，但因这些地区冬季常受西伯利亚寒潮影响，有的年份，有些地区橡胶树大片冻死。吕炯先生曾多次参加华南橡胶树寒害情况考察工作。从1954—1963年连续九年间，他不畏艰苦、不顾年事已高，每年花费2—3个月时间，连续在海南、广西和云南南部考察橡胶树宜林地。根据小气候、小地形原理，他提出了防寒植胶的若于建议。他的出色工作，使我国橡胶事业取得了很大发展，受到农垦部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的表扬和奖励。
对海洋气象学和气候学研究的突出成就
1936年，吕炯发表了《中国沿海岛屿上雨量稀少之原因》，这是我国最早有关海洋气象学的学术论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海-气关系的论著，如：《海水温度与水旱问题》(1950年，《气象学报》)、《海冰与气候》(1954年，《地理学报》)等共十三篇。在他的这一组论文中，明确揭示了冬季海冰的多少，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东亚夏季气候，特别是会影响中国夏季旱涝与大暴雨，这对制定长期天气预报是有重要意义的。六十年代，他又进一步把黑潮和赤潮的变化与梅雨盈亏，以及对东亚大气环流的影响联系起来，并从能量交换的角度探讨了海-气关系，从中寻找洋流对大气环流影响的机制。他所提出的海水温度与气候关系的观点，为我国长期天气预报、气候变化和海洋气象学研究奠定了物理基础，并赋予新的生命力。他先后发表了《海温与旱涝问题》等多篇著作。事实证明，从海洋角度研究气候，特别是大范围的旱涝问题，在国际上也属于极为卓越的见解。吕炯先生在古气候和气候变迁的研究中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遗产。早在1942年，他撰写的《关于西域及西蜀之古气候及古地理》，是我国第一篇阐明我国古代洪水发生原因的著作。根据《山海经》及大量其他古籍考证，由于大冰期后高山海川融化，冰水向下泛滥，造成洪水灾害，并在戈壁沙漠中产生不少湖沼，所以在汉代，昆仑山北麓小国林立，如楼兰、小宛、戍卢打弥等，以后因水源枯竭，这些小国也就变成废墟埋于沙漠之中了。此后，他还陆续发表了《我国三个历史时期的气候概况》、《冰期气候变化与海洋关系》、《冰川消长与海-气关系》等论文，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古气候变迁的研究。
热爱祖国向往光明
吕炯先生在青年时期即热爱祖国，向往光明。1938年他代理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时，开始和中共地下工作者吕东明接触，以后十多年间一直保持联系。他不满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例如，抗战期间在重庆曾向行政院建议在西北地区设立气象台、站，应包括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在内，显然，这样的建议不可能获准。他还对军统局阴谋策划的“中美气象合作”采取拖延对策。当时，驻华美军总部曾向蒋介石提出：将国民政府系统的气象机构归并到“中美合作所管理”。由于吕炯与竺可桢先生坚决反对，军统局策划的这项“建议”未能得逞。1948～1949年间，上海解放前夕，他又以合法形式支持了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气象台和中央气象局留沪人员的护台(气象台)活动，完整地保存了气象台全部设备资料，并迎接上海、南京的解放。当时国民政府函电，三番五次逼迫吕炯去广州再转台湾。经吕东明与地下党商量后，决定让吕炯先去广州，待到广州后，择机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再去香港，由香港地下党组织把吕炯隐藏在九龙荔枝湾农民家中，等到上海解放，再由香港乘轮船回到上海，开始新的生活。
哲人已逝风范长存
吕炯先生一生对于发展我国气象科学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直到晚年健康状况急剧下降，仍坚持进行科学探索，甚至几次卧病在床，他的助手和学生去探望他时，他在病榻上的谈话内容仍是学术问题，而把疾病置之度外，全身心地贯注在科学事业上。他热心培养青年人，亲自传授治学之道。他常对晚辈说：“一个科学工作者要善于观察和捕捉问题，如同茫茫大森林中的猎人，要勤于思考，充满想象；要敢于思考问题，去做前人没有想过、没有做过的事。”1978年吕炯已是七十七岁高龄。全国科学大会后，我国农业气象科学工作者在邯郸举行农业气象学术讨论会，他不顾年高体弱，到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谆谆教诲和鼓励科技人员说：“我们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我们应当树雄心、立壮志，有自己的科学见解，形成自己的学派”，给广大农业气象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1985年8月，吕炯先生病逝于北京。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的音容笑貌与学者风范仍然活在人们心中；他热爱祖国、关心学子、开拓科学和勇于奉献的精神，将与世长存。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269—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