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新陆 高良润
一
著名机械工程学家史宣教授（1892—1969），字德三，广东番禺人，1892年出生。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无能，连年赔款失地。1900年又受八国联军侵略，敌军直逼京都，订城下之盟。全国人民不堪受此奇耻大辱，在孙中山先生号召下，爱国志士蜂起。史先生堂兄及友人，参加爱国活动，奋起反抗。史先生虽年幼，亦受影响，追随其后。后因遭受清廷抄家，他与家人不得不远离家门，避居于武汉。
届时，恰逢清华留美学堂招考，史先生应考录取。于1910年出国，进入美国哈佛大学，他便成为清代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先后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工学硕士学位，此后一面读书，一面参与美国铁路机车修理工作。经多年研读实践，获丰硕成果。
他于1917年回国。先后在唐山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后又在哈尔滨中东铁路局工作，曾任机务处副处长，在十余年工作期间，他严守职责，勤奋工作，为使列车能安全运行，很注意列车机械的日常保养工作，按时检查成为制度，列车机械的维修情况，载入档案，以备考查。他在机务处工作多年，机务列车均能安全良好运行，这与他精于机械工程业务、实践经验丰富、通晓俄语，又具有很好的管理才能和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因而在岗位上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我国，逐步蚕食东北各省。史先生誓死不做亡国奴，暗中设法离开哈尔滨。他先把女儿等扮成贫苦农民，然后托熟人带她们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史先生佯装有病，请假在家，却在夜间逃离哈尔滨奔赴祖国后方。
二
1936年史宣先生应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之聘，在机械工程系任教授，讲授投影几何和机械制图两门课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央大学迁至重庆郊区沙坪坝，但一年级在柏溪分校上课。由于史先生讲授的两门课程，都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必修课程，任务很重，作业很多，因此，史先生就住在柏溪授课。
投影几何是机械制图的理论基础，它主要是研究空间要素(点、线、面)和几何形体在平面上的图示方法，并研究在平面上用几何作图方法解决空间几何问题，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和空间构思能力的科学。这门课程对于初入学的学生有一定难度，历届学生称之为“头痛几何”。史先生精于教学法研究，想方设法制作教具，创制模型：帮助学生理解物体在空间的状况，以减少学生的学习困难，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深受广大工学院同学的欢迎和爱戴。
机械制图不仅是所有工科学生在今后学习工程知识和专业课程的基础，同时也是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所必需的技术交流工具与能力。因此，要求学生掌握好绘图基本知识和技能，对机器及设备的零部件，具有确切反映表达的绘图能力，在绘图中对所表达的零、部件有较好的直观性和度量性，其尺寸标注及零件表面技术条件也要符合国家标准注法等。史先生讲授制图课时，密切结合生产实际需要，循循善诱，要求极严。如果图纸不合规范，小错要当场改正，大错必须重画。他告诫学生说：“工厂中工人将按图加工，如果图纸上有差错，所加工之零件便成为废品!”据许多校友反映，他们在工作中的制图能力，常常胜过其他学校的毕业生。史教授机械学科理论基础深厚，生产技术经验丰富，在教学中认真负责，内容丰富，讲解精辟，深人浅出，化难为易，史先生教学任务非常繁重，但仍爱生敬业，态度谦和，尽力让学生学会学好，为工学院学生后续课程的学习以及今后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三
史先生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任课期间，工学院的铸、锻工实习课程也都在一年级学习，因此，铸、锻工场也设在柏溪。由于史先生深知铸、锻工种及金属加工各工种对培养机械工程人才的重要作用，他也热情挑起兼管与领导实习工场的重担。史先生既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善于管理工厂。他在厂内建立认真的规章管理制度，学生入厂实习，都必须严格遵守。技工入厂前，都要进行考工。设备添置、工具管理、对外行文以及财务管理等。均有规定。此外，1941年兵工署委托中央大学培训技术工人，学员五十人，二年制毕业，其中第一学期的锻、铸工训练，也在柏溪分校进行，均由史先生亲自承担。这批学生经严格训练后，走上工作岗位，也均成为技术骨干力量。
中央大学在重庆及南京期间，工学院的学生人数比其他学院的学生人数明显较多，而史先生的课程又是全体工学院学生必修的基础重点课程，史先生教学任务很重，辛苦耕耘，教书育人，史先生又是教师中年龄较长的教授，因此，他备受同学们和同事们的爱戴和尊重!
四
史先生生活简朴，严以律己，平易近人，对人谦虚和睦，有长者之风，系内教授都称他为“老大哥”。他工作负责，事必躬亲，师生关系良好，以身作则，对人对事，堪称楷模。他常住柏溪，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同系里联系。他以花甲之年，经常乘学校交通船往返于分校与校本部之间。川江水流湍急，小船在波浪之中颠簸起伏，航行不稳，交通不便，他那种不怕艰险之精神，令人钦佩!有一次，他带领机械系二七级毕业班学生赴北碚参观学习，与同学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从北碚到北温泉，水流湍急，船行困难，他同学生一直上岸拉纤，渡过了急流。他的种种高尚品德行为，潜移默化，形成了学生学习的榜样!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南京，史先生的朋友曾邀请他去台湾大学任教，他婉言拒绝，他说：“国民党要知识，共产党也要知识，我哪里也不去。”当时国家有规定，长期工作的教授，可以给予一年时间休假，薪金照领。适于此时，其内弟在台湾，又经友人再三催促，才于1948年去台湾。不久，大陆解放，史先生未能回到大陆，从此留在台湾，一直在台湾大学任教授。1969年在台湾因病逝世，享年七十八岁。史先生一生积蓄两万美元，亦全部捐献给贫困学生，未留给自己子女。史先生心怀慈悲，此项义举，殊为后人典范！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314—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