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兴邦
韩儒林(1903—1983)，字鸿庵，河南舞阳人，1903年11月2日出生。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预科，后升入本科，兼修史学。1930年毕业，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1933年赴欧留学，师从当时最负盛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大师，学习蒙古史、金帐汗国史、中亚史、中亚古文字等。1936年学成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并为禹贡学会专业研究员。抗战期间，辗转昆明、成都，先后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成都华西大学教授。1944年起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兼边政系系主任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兼法学院院长。以后，长期担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其间曾一度出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1982年起，任南大历史系名誉系主任。1983年4月7日在南京病逝，享年八十岁。
痛别鸿庵老师，倏忽二十春秋于兹，每当忆起，风雨人生，锦绣学程，先生的音容笑貌、硕大身影，时时萦回在我的眼帘心中。我人生最宝贵的灿烂时光(大学)，是在先生的耳提面命、亲切关怀教导下度过的。在这期间，我们曾愉快地分享融融其乐的授业学习生活，但也经历了战乱相寻的烽火年代和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每念及此，往事如潮，涌上心头，久久不能自已。今逢盛世，修志以宏业，述事以存绩，乃援笔记述，以彰先生恩德，而策励来兹。
我聆教于鸿庵师左右，是从1945年秋正式考入中央大学边政系学习时开始的。中大边政系，是在抗战后期根据边疆建设需要，为培养边疆工作人才而设置的，鸿庵师是系主任，并主讲边疆民族历史课程。他给边政系开了三门课程：蒙古史、西藏史和突厥史，因为我对边疆历史很感兴趣，所以这三种民族史我都选修了。我也选修了其他老师的课程，有的先生讲课采取注入式，只讲历史事实，并从他的书架上指定几种参考书。而鸿庵师则不同，讲课有他自己的特点，他授课是采用引导启发方式，和现在指导研究生类似。先将要讲部分的要领提纲加以说明，再将重要历史事实和问题加以分析评议，然后提出需要参考的一大批资料，让你参阅思考。第一、二节课是介绍有关的主要外文参考书，讲到某一事件和相关部分时，再介绍有关材料，而且将每一种重要参考书的内涵、史料价值、重点参阅部分以及作者的写作背景,介绍得扼要详实。特别使人有所感悟的是，他对作者的介绍，说明作者著此书的志趣、目的、奋斗经历以及如何解决历史问题和在史学上所作出的贡献等。听了后，很受启迪，激励你立志为学并图建树之志趣，循循善诱地使你进人研究学术的领域。鸿庵师讲授的课程，我估计了一下，总有1／3左右是介绍和评议有关史实的资料性材料。特别是那些必读的和重要的论著，评介得特别详细。考察学习成绩时，资料性的题目占2／3左右。蒙古史第一次期中考试，同学中只有我一人及格，也仅六十二分，因为没有料到出的考题一半多是参考书上的“解题”，我能答上是因为注意听讲并看了几本参考书。在考后，他给我们讲了学习历史与史料的关系，以及如何治学等有关问题。我记得他讲了三点：一是他引用了一个著名学者的话，“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这当然是指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所以他不厌其烦地给大家介绍史料。第二要重视史料的可靠性、科学性，史料须经过稽核。第三是自己下功夫，查找资料，翻阅文稿，实地利用资料，锲而不舍，这样才能作出成绩。他还引用白居易的诗句“上穷碧落下黄泉”，来形容搜寻资料要有这种上天入地、寻根究底的精神。
鸿庵师在研究学问和培养学生方面的另一特点是，他特别重视语言文字的掌握和使用，他常对我们说：
你多学一种语言，你就多一片天地，多一个宝藏，可以看到外面世界更多的地方，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知识，丰富和充实自己。
他从事研究的蒙元史是一个特殊的学术领域，民族众多，语言复杂，历史变化又大、研究的门类也多，需要多方面的语文知识才能胜任，是世界文学界的聚焦点之一。他对我们说，研究边疆民族历史文化，要多学有关的语言和文字，才能使用相关的资料，了解它的真实含义。鸿庵师本人就是一位语言学大师，在这方面的涵养是广博而深邃的。他掌握多种语言文字：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梵文、蒙文、维吾尔文、藏文、波斯文、拉丁文、吐火罗语等，还有一些死文字。鸿庵师还苦心钻研古汉语的音韵和训诂，谙熟汉字的古音。故而他研究问题时，搜集史料充足，又经审慎地考订、分析，综合融通后始作为写史立说的依据。他的著述论证周密，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态度，资料不足宁付阙如，决不附会凑合以成其说。
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莫教一字空。
这两句他常用来教诲学生的话，也是他自己治学态度的写照。
鸿庵师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历史文化，涉及层面广博而深。他学通中西，道贯古今，既继承了乾嘉以来考据之学的优良传统，又善于吸收近代欧洲东方学家的研究成果。在国外留学期间，他吸收了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史地的成果和颇著时代特点的科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有关民族语文的解读和比较研究方法。蒙元统治地域辽阔，对世界历史影响极大，蒙元史研究的最大难点是史料问题。就史料而言，除我国的汉文、蒙文、藏文、回鹘文等文献外，域外尚有丰富之波斯文、阿拉伯文、拉丁文、俄文、亚美尼亚文、日文等多种文字的史籍。鸿庵师在《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1940年)一文中，总结了明、清以来元史研究的成就和缺点，提出了著名的我国元史研究发展五阶段论。指出我国研究蒙元史者利用域外史料，不能满足于依靠西人译文，必须直接根据史料之原文，与汉文史料作比较研究。如此则域外史料与汉文史料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即可通过相互比勘获得解决，从而可扫除清末洪钧以来元史著述中的许多谬误。他以很大精力从事这一基本的史料考订工作，为开辟我国蒙元史研究的新时期打下了坚实基础，把我国蒙元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直接利用各种民族语文或异国语言文字史料、与汉文史料进行比较对勘，通过缜密考订，解决了许多前辈学者未能解决的问题，纠正了前人著述中的不少谬误。故而鸿庵师以其治学之勤勉扎实，考释之严谨精确闻名于史学界。他的治学方法，在史学界独辟蹊径而作山突出贡献，引起史学界极大重视和关注。他关于蒙古史和西北民族史的一些论著，深得史学界著名前辈陈寅恪先生的赞誉，认为他的为学方法和研究视野颇具特点，十分出色。
鸿庵师在突厥史、吐蕃史研究方面也有许多重要贡献。早年，他即将突厥文暾欲谷碑、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译为汉文并作了考释，是为此三碑最早的汉文译释，也是我国学者研究突厥文史料的最早成果，准确的译文和精到的注释，引起了史学界的瞩目。他还发表了多篇研究突厥诸族史的论文，如《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突厥官号考释》等。蒙、藏两族历史、宗教和文化关系至为密切，鸿庵师治蒙古史而兼攻藏史，挖掘藏文史料，结合汉籍进行研究，于吐蕃及喇嘛教之史实、地理、人物，多有发明。
新中国成立后，鸿庵师的学术生涯进入新的阶段。正如他在《穹庐集》自序中所说，他“要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元代历史”。在行政职务和教务极其繁忙的情况下，他仍一直坚持研究工作，撰写论文。这些论文既反映了他接受新思想、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的成绩，同时也保持了他一贯严谨考证的学术特色。建国初期，鸿庵师发表了《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一文，以丰富的汉、藏文史料和确凿的史实证明元朝政府对吐蕃全境实施了直接有效的辖治，从十三世纪四十年代起，西藏就已纳入中国版图。《论成吉思汗》一文从分析蒙古高原各部混战、民不安生的历史背景出发，评价成吉思汗统一诸部所起的作用，对蒙古统治者进行大规模向外掠夺、扩张战争的原因和影响都作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认为简单片面地赞颂或否定成吉思汗都不是科学的态度。此文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使对成吉思汗的研究更加深化。
这是多么宏阔的胸怀和豪迈的气概！他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文明相融铸而成的文士，赋有中国历代仁人志士不计个人得失而求民族复兴的高贵品德。鸿庵师此时虽年逾古稀，仍孜孜不倦从事著述，数年中发表《唐代都波新探》、《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和《元代诈马宴新探》等十多篇文章。这是鸿庵师又一个学术活动高潮期。他的论文继续发扬严谨治学和精于考证的学风，篇篇有新见。鸿庵师作为主编，还与元史研究室中青年学者一起完成断代史《元朝史》的撰写，创办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集刊》，发起成立了中国元史研究会，为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
鸿庵师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始终不渝地致力于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研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并为培养史学人才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我国历史科学，尤其是蒙元史研究领域的学术领导人之一。他生前曾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副主席，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史学会会长。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编委会副主任兼元史分册的主编，以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委、蒙古地区图组的主编。他所主持撰写的《元朝史》是建国以来在我国元史学界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先后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首届“中国图书奖”。鸿庵师晚年将自己一生关于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的论文著述，选录一批辑成《穹庐集》出版，在此基础上，弟子们又把未收入的文章辑成《韩儒林文集》，为从事蒙元史和民族史研究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学习的典范。
鸿庵师一生，鞠躬尽瘁，奋搏前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鸿庵师虽去，却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治学严谨，淡泊名利，正直不阿，待人至诚，深受学界敬重，在学生心中更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百年树人而难得其一，他是一位真正的当代大儒。德业显世，永耀光辉，传薪有继，学涯常春，先生可以无憾矣!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70—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