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
在中央大学任教时间不长,却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蒙文通先生(1894—1968)，名尔达，字文通，以字行，四川盐亭人，1894年10月16日出生。1929年执教于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先生幼年敏悟强记。五岁入塾读书，所肄四书五经诸子之文至晚年犹能成诵。1906年迁居成都，入读小学及中学。1911年入存古学堂学习，次年存古学堂改名四川国学院。学院名师荟萃，学派纷呈，廖季平主今文，刘师培主古文，吴之英则主会通古今，持折中观点。先生回忆当年学习情况说：“三师持各有故，言各成理。朝夕所闻，无非矛盾，惊骇不已。几经岁年，口诵心唯而莫敢发一问。虽无日不疑，而疑终莫解。”这种教育内容和方式，推动先生大量读书、深入思考，从而逐步提高“学力”和“才力”，为日后创造辉煌的学术成就，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23年先生出川，在南京拜欧阳竟无大师治佛学。在南京期间得与汤用彤、熊十力、吕澂等大师论学；随后又游苏州、无锡等地，得与章太炎、唐文治、钱穆等大师论学，颇多受益。
先生在中央大学任教时间虽不长，却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先生在中央大学主讲上古史等课，取材精当，创见迭出，曾在《中央大学半月刊》、《史学杂志》、《学衡》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达十七篇，其中包括先生的成名著作《古史甄微》和《经学抉原》的主要部分。
随后先生在河南、北京等地大学工作。1949年以后先生长期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
1966年先生横遭迫害，“白昼系缧于‘牛棚’之中，夜晚归家犹撰述弗辍”。1968年5月，《越史丛考》初稿完成，约十万言。两个月后，先生从“牛棚”负伤归家，旋即去世，时在8月1日，享年七十四岁。
给后人留下了具有独立精神的大量论著
先生一生著作等身。1915年到1968年，五十三年间发表论著共约二百二十一万字。
先生学术研究的内容极广，出经入史，在经学、史学、古代民族、历史地理、巴蜀文化、道教、佛学等众多领域，都有突出成就。要评述先生的著作，远非我这个后生小子力所能及。在这篇短文中我只能引用郦家驹教授关于《古史甄微》和《经学抉原》的一段评析，以展示先生学术功力于一二。
郦家驹教授说：“经过严谨周密的论证，蒙先生在我国学术界第一次提出中国古代实际上存在着邹鲁、三晋、吴楚或者称之为海岱、河洛、江淮三个系统的历史文化传统。以诸子而言，纵横、法家乃三晋北方之学；道家如老、庄以及词赋如屈、宋并是南方之学；六经、儒、墨之流，则东方邹鲁之学。这就是三方思想学术之不同。三方文物之各殊，在在可见，固非言史一端而已。不但如此，凡后世儒者所述异闻，都略可推见所本，百家杂说虽繁，未尝不可分析研究，使其皆有条理。归结起来，蒙先生认为：“以孟子之说为宗，上合六经，而邹鲁之言史者莫之能异也；以韩非为宗，以上合《汲冢纪年》，而三晋之言史者莫之能异也；以屈原、庄子为宗，以上合《山海经》，则南方之言史者，亦莫之能异也。此论明，则三方之史不同，定可知之也。”郦家驹教授又评论说：“那种把由内向外辐射传播文化视为唯一形式的一个中心的观点，在我国有久远的历史。一般认为华夏文化以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为中心，逐步向四方发展。有的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封闭性的历史特征，导致在我国历史上缺乏多元并存的观念。然而，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二十年代，蒙先生已经提出三个不同的文化传统在我国古代同时并存的观点，这确是一种超越前人的真知灼见。这种多元并存论点的正确性，近若干年已不断被考古发掘所证明。”
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是先生遗留给后代的另一笔精神财富
先生一生取得的学术成就与先生倡导并坚持实践的学术研究方法分不开。这种方法，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学力足”、“才力够”。用现在的通用语言说就是知识范围要博，思辨能力要强。
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一种观点，即史学研究的面要窄，窄才能出成果、成专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没有什么中国通史专家，更没有什么世界通史专家，只有秦汉史、唐史、明史等断代史专家。先生则主张“博阅”，多读书，获取多方面的知识。他认为读书当“白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读，则异同自见，大义顿显”。在南京向欧阳大师问佛学时，先生即已意识到这一方法的重要性。他说：“欧阳先生尝言：读俱舍三年，犹未能通。于沪上见沈乙庵，沈谓：君当究俱舍宗，毋究俱舍学。归金陵，觅俱舍前诸书读之，又觅俱舍后诸书读之，又觅与俱舍同时他家诸书读之，读三月而俱舍之义灿然明白。……大师读俱舍之法，用于他书，何独不然。”
先生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外进行比较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写《古史甄微》时，就靠读书时学过一些西洋史，知道点罗马、希腊、印度的古代文明，知道他们在地理、民族、文化上都不相同。从这里受到启发，结合我国古史传说，爬梳中国古代民族可以江汉、河洛、海岱分为三系的看法，从而打破了关于传说时代的正统看法。学者或不以为谬，后又得到考古学上的印证。后来喜读汉译社会、经济各家名著，也常从正面、反面受到启发。所写一些文章虽未明确写上这点，但在考虑问题时常常是从这里出发的。”
先生不赞成史料学即史学的观点，主张对史料进行理论分析。他说“史料是实，思维是虚。有实无虚，便是死蛇”。在这方面先生提出两条很有深度的研究历史的具体方法。
一是“观水必观其澜”。先生说：“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做学问犹如江河行舟，会当行其经流，乘风破浪，自当一泻千里。若苟沿边逡巡，不特稽迟难进，甚或可能误人涸水沱而难于自拔。故做学问要敢抓、能抓大问题，中心问题，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谨防误入洄水沱。”
二是“学问贵成体系”。先生指出：“体系有如几何学上的点、线、面、体的‘体’。清世学者四分之三以上都是饾饤之学，只能是点。其在某些分支上前后贯通自成系统者，如段玉裁之于文字学，可以算是线。还不能成面。如欧阳竟无先生之于佛学、廖季平先生之于经学，自成系统，纲目了然。但也只限于一面。能在整个学术各个方面都卓然有所建树而构成一个整体者，则数百年来盖未之见。做真学问者必须有此气概。有些著作，看似零散，无系统，其实是自有系统的，如顾炎武之《日知录》，赵瓯北的《廿二史札记》，就可说是自成体系的通史，只不过没有把人所共知的史实填充进去而已。然清人札记之能与二书相比者盖鲜。”
先生的卓见真是入木三分。广博的知识范围、科学的思辨能力，使先生真正做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先生的卓见也是遗留给后生的一笔思想财富。
自奉甚俭却充满情趣的日常生活
先生遵循陆象山“堂堂地做个人”的教导，自律甚严。对朋友、对同事笃厚忠诚；对青年、对学子循循善诱；对自己对生活自律甚严。但先生的日常生活却充满人间情趣。
隗瀛涛教授是1953年进川大历史系读书的。他讲了一段很风趣的往事。关于他的姓的读音，蒙文通先生与徐中舒先生、冯汉骥先生发生争论。蒙先生说，隗字的读音是wěi，徐先生说此姓应读kuāi，冯先生则说此姓应读kuí，各有所据，相争不下。蒙先生建议名从主人，我们喊他本人来问，以定输赢。隗瀛涛教授回忆说：“一天我突然被叫到系办公室，见三老端坐桌前，蒙先生大声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不解其意，惶恐而恭敬地回答：我叫隗（wěi）瀛涛。先生一听，望着徐、冯二老大笑曰：‘我赢也。’”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59—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