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叙杰
刘敦桢先生（1897—1968)，著名建筑学家。湖南新宁人，生于1897年9月19日，1913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16年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科，次年转入建筑科，1921年获学士学位，1922年回国。先生先在上海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不久就和友人创办了首家完全由国人自主经营的华海建筑师事务所。后又投入“树人为本”的教育事业，与黄祖森等于1923年在苏州建立苏州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为我国建筑业培养了最早一批中等技术人才。1915年赴长沙，执教于湖南大学土木系。1927年在南京与刘福泰等共创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这是我国高等学府实施建筑教育的首座摇篮。从那时起到1949年解放前数十年来，一直是我国高等建筑人才的重要培育基地。
1932年先生辞去了中央大学的教学工作，到古都北平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对传统古建筑的系统研究工作。在十多年紧张而又艰巨的探索和研究后，先生及其同事梁思成等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同时也获得突出的科研成果和崇高的学术地位。而这些成果对当时和以后我国的建筑教育和设计实践，影响重大而深远。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员由北平辗转迁至云南和四川。最终由于经济无着，工作陷于停顿。先生于1943年秋，又回到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建筑系。这时他已不同往昔，以多年丰富实践经验和资料积累大大充实了教学内容，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兴趣。同时，他又延聘多位国内一流建筑师来系，学生成绩得以突飞猛进，从而带动系内各方面工作的蓬勃发展，达到建系以来的最高水平，后人誉为“沙坪坝黄金时代”。
1945年8月日寇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国一片欢腾。刘敦桢先生被中大校长吴有训委以工学院院长重任(原来的建筑系系主任仍兼)。当时还有由重庆返回南京的繁忙迁校事务，大量联系和组织工作，他整日疲于奔命。回到南京后，除了院、系工作和教学外，还要负责校内的各项建设工程，加以夫人长期住院，更使先生心力交瘁，健康条件和经济状况日趋恶化，但他仍坚守在自己的教学岗位上，从不为名利另谋他图。在1948年拒绝了前往台湾大学担任要职的邀请。
1949年8月，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次年又改名为南京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了若干兄弟院校的相关系科，独立成为南京工学院。
先生一生从事过多种工作，有教学、科研、设计、文物保护、文化交流、社会工作等等，但他主要从事的还是教学和科研。在二者交替进行和融会贯通过程中，先生的学术水平和学术造诣得到不断提高，被公认为建筑教育和建筑史学领域中的奠基人和泰斗，国家也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1955年他被中国科学院聘为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即今日的科学院院士)，1956年被授予一级教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多次率领中国文化或建筑代表团出国访问。“文革”期间，惨遭迫害，1968年5月10日含冤而逝，终年七十一岁。
先生的各种荣誉都来自他的突出成就，而他的突出成就又来自于先生受人崇敬的品德学问，今分述如下：
首先，先生一贯坚持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他认为人活在世界上不仅是为了穿衣吃饭，最重要的是应当为社会和人类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为了实现他的人生理想。他无视一切艰辛与危难、清贫和困苦，放弃了能够大大改善自己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的多次机遇。他从不追求名望、财富、权力或地位，更不羡慕对上述的拥有者，因为他不愿意在这些方面付出人生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对于自己钟爱的事业，情况就截然不同。数十年来他为此寄托了深厚情感，作出了巨大努力。
其次，先生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早在中央大学建筑系创建之初，为了更准确地把握本系的教育宗旨和教学大纲，先生就曾煞费苦心收集了各国建筑系科的相关资料，并和参与建系的诸位教授反复探讨，最后得出与我国社会需要相适应的最佳抉择。在尔后的教学工作中，某些教师由于客观或主观的原因缺席，先生就毅然充当了“救火队”，无偿地担任了诸如建筑结构、构造、施工和预算等多门课程的讲授。这使他额外支付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也给兼任的建筑师设计事务带来了许多经济上的损失。但是为了不误学生学业，他愿意为此承担一切。
1943年起，先生所讲授的课程已集中在建筑史范畴。例如中国建筑史、西方建筑史、中国营造法等等。对每门课他都备课充分，收集大量各类有关资料，写出该课程多种不同的教学大纲和详细教案(依目前遗存的手稿，有关中建史的有三种，西建史的有两种)。至于教学资料，那些具有典型和特出性的自不待言，就是—些影响建筑的自然因素，如地形、地质、水文、日照、风向、雨量等，也都有很详细的记载。这正反映了先生对教学工作的周到缜密与负责认真。
先生讲课深受学生欢迎，资料丰富，内容生动，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板书工整秀丽、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另外，对课程段落和时间的处理也恰到好处，每当下课铃响时正好是一节课的结束。由于工作过忙和健康欠佳，他在小班上课也要使用扩音器，这表明那时他确已勉为其难和力不从心了。
在教学工作中，先生一贯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例如建于南京中山陵东南的仰止亭，为一座平面六边形的重槽仿木构石亭。这虽是对传统古建筑的首次实践，就现在来看，其比例和细部的处理都很符合规范要求，是—座成功的作品。此外，1930年先生率领中大建筑系部分师生对山东、河北、北平等地古建筑的实地考察，既是对中建史教学的重要具体补充，又开创了我国学人此类活动的先例。而1944年组织重庆中大建筑系学生对盘溪东汉石阙的调查测绘，和1948年率领南京中大建筑系师生对苏州园林、民居、寺庙的参观考察，都是前述活动的继续。这些活动不但以其丰富与生动的具体形象深化了学习内容，而且还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学习兴趣。解放以后，这样的活动又被发展为认识实习和测绘实习，成为建筑系不可缺少的教学环节。其中对苏州古典园林的参观和测绘，就成为我系师生参与人数最多、时间最长和规模最大的教学与科研综合项目。
南京瞻园的重修与扩建，是先生对苏州古典园林长期研究的又一次实践。他将苏州园林中对水面、山石、花木和建筑的处理原则与手法，结合瞻园的具体情况，作了十分巧妙和恰当的处理。应当提及的是位于南端的石假山，这具有悬挂钟乳石的崖洞、曲折深邃的水洞和状似天生的步石，其造型优美，构造复杂，乃目前近代石山叠砌之冠。为构筑此山，先生曾亲绘图纸并制作模型，又与匠师在现场精选石料，研究砌法，推敲排比，卒成佳构。而协助设计的研究生叶菊华等，也在此项工程中得到很好的学习和实践。
再次，先生能够正视自己和尊重他人。当一个人获得了某些成就时，往往会沾沾自喜，甚至产生高人一等瞧不起别人的思想。先生在工作上的成就，得到了众口推崇和多方赞誉，但他没有因此而飘飘然，而是看到自己的不足和他人的长处。在对比老友梁思成、杨廷宝和童寯时，常为他们的天资聪颖、才华出众、学识渊博而自愧不如。为了迎头赶上。“就只有多花时间，多下点苦功”。从表面上看，先生的生活相当单调，除了日常起居，就是伏案工作，或书卷在手、或接待来客，其他活动几乎没有。正是因为这样的寸阴必争和日积月累，才使他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优势。此外，先生也很重视那些风华正茂的中、青年学子，佩服他们的眼光锐利，思维敏捷和干劲冲天。为此积极吸引他们参加各项重大工作，并努力帮助他们解决工作或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个人的才华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如果没有集体的共同努力，即使取得一点成效，也是微不足道。从我校建筑系发展历史来看，特别是解放以来取得的诸多成就，除了国家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校、系师生员工的积极工作，还和杨、童、刘三位前辈的密切合作有极大关系，他们都是我国建筑学界的一代宗师，数十年来坚如磐石的深厚友谊和长期为教育事业奋斗的共同目标，使他们聚集在一起协力同心，精诚团结，坦诚相处，合作无间。这样的关系无论于私于公，世上都属罕见，以此对比某些后人后事，不禁为之扼腕叹息。
先生生前曾主持《苏州古典园林》和《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编写工作，前者的参与者是建筑系师生和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的全体同志。后者则组织了全国有关院校和协作单位的上百名专业人员。这两部著作的共同特点是：文字图片量大、编写时间久长，参加人员众多，书稿几经反复。因此在写作过程中对计划制定、人员组织、写作安排、问题研讨等都需做许多复杂与细致的工作。先生既是项目负责人又是文稿撰写者，其忙碌可想而知。然而大部分工作还得由其他人共同完成，这就需要发动群众，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并虚心听取和采纳他们的合理建议。他严格要求大家，同时也尊重大家，并以平等态度对待每一个人。就这样，先生团结了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隽秀英才，在十分困难的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下胜利完成了任务。时至今日，那些曾经和他在一起工作的青年学人，如今都己成为学术界中的领导人物，当他们回忆往事时，都十分依恋那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对先生表示了极大的敬意。
目前新事物不断涌现，但许多原有优点仍需继承，例如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踏实稳定的学习态度、百折不挠的奋斗意志、团结友爱的集体精神等等。这些既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传统美德，也是建系以来先师先哲身体力行的流风遗范。为了今后建筑系更加辉煌发展，我们这些后来者人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使其代代薪火相传，近一步予以发扬和光大！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424-4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