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汶 徐寿延
傅抱石(1904—1965)，江西新喻人，1904年出生于江西南昌一户贫寒人家，他原名瑞麟，后因崇敬石涛，乃改名抱石。
逆境磨砺英才
少年抱石聪颖好学，其父修伞谋生，无力供他上学。经一邻人与私塾先生情商，才得以免费入塾，读了两年，终因父亲病重，家境益困而辍学。十岁时，身体孱弱的抱石被送到一家瓷器店当学徒，不到两年，累出重病而被老板辞退。
在傅家东西两邻，各有一家刻字店和裱画店，先生幼时常去看人刻印和裱画。看得多了，就回家刻刻画画，或去店里临摹墙上裱的字画。此乃先生步入艺术殿堂的启蒙课。在家养病以后，他身体稍有起色，即致力于篆刻和绘画，习作渐有可观者。省立师范附小的一位张老师发现他有艺术天分，且求学心切，便竭力推荐，使他得以破例免费入学，插入四年级。十七岁，他高小毕业，以成绩第一免试升入师范。
先生上学后，课余治印、作画不辍，还挤出时间到附近一家叫“扫叶山房”的旧书店看书，一年到头，从不间断。书店老板深受感动，就让他看店中珍藏的善本、孤本古籍。后来还允许他将书带回家中细细阅读。其间，他抄下了许多画史画刊的资料，并据此写下了《国画源流概述》。时年还不足二十岁。
1922年，父病故，生活维艰。因他仿刻清代赵之谦的印章几可乱真，校长奇其才，支持他课余悬牌刻印，求印者众，经济状况稍有好转，不多久以青年篆刻家闻名于南昌。1926年，先生师范毕业，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以后又被省立一中等校聘为艺术科教师。1930年，先生与罗时慧女士喜结良缘。
1931年夏，徐悲鸿大师来到南昌，经人介绍，先生前往拜谒。徐先生看了他的书画篆刻，又了解其身世后，对这位在逆境中自学成才的青年人大加赞赏，劝他出国深造。徐先生亲向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举荐。1933年，先生获江西省府资助，东渡日本学习美术。
先生进入东京帝国美术学校学习日本画及雕塑，主要受业于山口蓬春先生、东方美术理论权威金原省吾博士。金原先生对这位中国弟子的人品、学识和艺术才华十分赞赏。同时，先生还结识了当时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先生，两人一见如故，经常切磋书艺，1935年5月，经恩师金原省吾和郭沫若两位先生的鼎力相助，他在东京银座松板屋举行了个人书画篆刻展览。日本美术界横山大观等名人观看后，赞不绝口，对其篆刻更为倾倒。这次展览轰动了日本列岛。郭先生说：“替中国人挣了一口气。”
展览会后不久，因母亲病重，先生匆匆回国，不料抵家时慈母已撒手人寰。1935年7月，先生应悲鸿先生之聘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应郭老之邀，先生去武汉政治部三厅担任美术和书法篆刻的教学工作。满腔热忱投入抗日宣传。抗战中期，三厅解散，他于1940年8月重回西迁重庆的中央大学教书，一家栖息于两间陋室。这段时期，先生撰写了《中国绘画理论》和《印章源流》等著作。
入川后，先生的画风大变。此前，他的绘画是山水、人物、花卉和动物并重，山水画又大多是传统的章法和题材，在画风上还带有古人特别是石涛的痕迹。在四川山居后，他对雄伟、瑰丽的巴山蜀水产生了强烈的爱。他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技法，层层渲染，创作了许多泼墨山水画，将巴山蜀水那种气势磅礴、烟云多变的境界表现得淋漓尽致，形成雄浑、厚重、泼辣、豪放的风格。这一变化可谓是先生艺术道路上的转折点。
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战，大片国土沦丧，大后方的人民生活困苦，而权贵们依然花天酒地。先生触目伤怀，创作了一批历史人物画，如《屈子行吟图》《丽人行》《湘夫人》等，以寄托内心愤时忧国之慨。
1942年9月，先生在重庆举办“壬午画展”。展出的国画以崭新的面貌震撼了观众，风靡了山城，连在渝的外国人士也纷纷前来争购他的作品。1943年、1944年，在重庆、成都、昆明又举行画展。
“待细把江山图画”①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先生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当时，在艺术院校内，一股否定中国画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先生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捍卫了中国画这一民族艺术。
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地位的提高，党对他的重视关怀，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动了他。先生满怀激情地提起画笔，讴歌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1957年5月，先生率领中国艺术家代表团访问东欧。异国风光令他激动万分。他巧妙、娴熟地将中国画的笔墨、意趣与欧洲景物、建筑有机地糅于一体，创作了《布拉格之春》等杰作。一些东欧画家观看后，惊叹地说，我们从来没有想到风景可以这样画。
1959年9月，先生与关山月合作，为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创作了《江山如此多娇》。在这幅阔九米、高五米的巨画中，两先生各呈所长，而又和谐、统一。它是祖国壮丽河山的缩影，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象征。报刊纷纷介绍，使这幅巨画驰誉海内外。
1960年9月，江苏画家一行十三人在先生带领下，参观了豫、陕、川等六省十几个城市和名胜，行程二万三千里，先生饱览祖国名山大川，目睹山河巨变，这给他的绘画艺术以极大的推动，他创作了《延安颂》《黄河清》《枣园春色》《待细把江山图画》等佳作。同行的其他画家也画了一批反映山河新貌的作品。这些作品送往北京展出后，好评如潮，从而打消了某些人对中国画不能反映新时代的疑虑。
1961年的东北之行，使先生的艺术造诣迈进了另一个新高峰。见到关内所没有的粗犷奇诡的白山黑水，苍凉浩瀚的林海雪原，他感叹说：“兹游奇绝冠平生。”他兴致勃勃地创作了《镜泊飞泉》《天池飞瀑》《松花江上》等作品。东北归来，先生鼓励画家们多到东北写生，说是“这会给国画界开辟一个新的境界”。
1956年，先生被增补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8年，先生调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②，筹建江苏省国画院。1960年画院成立，出任院长；此后，先后当选为江苏省美协分会主席、全国美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代表。社会活动多了，他又珍惜时间，不停地作画写文章，每天工作常在十二小时以上，这就把先生累倒了。加之他又嗜好杜康，平素作画，一手持杯，一手执笔，酒喝多了，有损健康。1965年9月28日，他为上海虹桥机场筹备作画归来，感到不适，当晚就早早上床，谁知竟猝患脑溢血一睡不起。先生于次日上午9时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一岁。巨星过早陨落，令人痛惜不已。
“其命唯新"
先生曾以“其命唯新”四字制印。他的大胆创新精神贯穿于一生的艺术活动。
先生早年以篆刻崭露头角。他治印俯仰秦汉，吞吐浙皖，而后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他工于书法，篆书刚劲质朴，行楷气韵含蓄，造诣很深，自成一家。然两者后皆为画名所掩。
先生绘画艺术最突出的一点是大胆革新、与时俱进的精神。他重视学习传统，临摹过古代多位名家的画。但“师古不泥古”，他反对亦步亦趋，因袭古人。他主张“师造化”、“法自然”，直接观察真山真水。这既可了解山川的外貌、结构，又可领悟大自然的内涵之美。“搜尽奇峰打草稿”，有深厚的生活积累，艺术创作才有源泉。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指出：“时代变了，笔墨不能不变。”为反映生活中出现的新题材、新内容和新的感受，他不断寻求新的表现形式和技法。通过长期创作实践，特别是东北之行后，先生融合传统的各种皴法，摸索出一种既显示山岳的整体结构又能表达植被覆盖以及烟云笼罩的真实景观的皴法，大大丰富了对山石质感的表现力，使在巴山蜀水中形成的“抱石皴”更加完美。先生画水也是一绝。他创造性地用侧峰擦染来画水。他画水口和浪，有泉瀑流动、浪花飞溅的动感；画雨，则恍然雨从画面上流下来，有人说，还能听到沙沙的雨声。先生既敢探索新的技法，又不是唯技法论者，他把新颖高超的表现技法与艺术境界的感悟、体验和追求结合起来，使技法与意境融为一体。
先生认为，一名画家如具有了基本功力和生活积累后，作画时，至要的就是激情。当先生脑有“丘壑”后，往往借助酒力，让心底的激情喷涌而出。此时，他运笔如飞，纵情挥洒，如疾风骤雨，一气呵成，只见满纸水墨淋漓，一幅绝妙的山水画稿就呈现在人们面前。
先生画人物以线描为主，凭借他深厚的书法根基，落笔一气贯注，线条流畅，衣带飘逸，人物造型栩栩如生，高古而传神。
中国画到清末后似已山穷水尽，毫无生机。先生锐意改革，推陈出新，其画作问世后，石破天惊，震撼画坛，人们看到了中国画的前途和希望。
学识渊博
先生集学者，诗人，画家，爱国者于一身。好学不倦，博学多才。在南昌上学逛旧书店时，经史子集、笔记、杂著等无不浏览，从而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
先生自称“史癖”，他多年潜研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美术史了如指掌，著述甚丰。他向学生授课，与画友交谈，涉及各时代有影响的画家，对他们的身世经历、作品风格等，都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且评介适当，见解独到。他最推重石涛，说：
余于石涛上人妙谛，可谓癖嗜甚深，无能自己。
所著《石涛上人年谱》迄今仍为研究石涛的权威之作。
先生对金石篆刻、书法、工艺美术、木刻等都下过苦功，并有专著；对古汉语、诗词、音乐、戏剧等领域也颇有研究。还出版过《张江陵年谱》、《文文山年谱》。为画好山水，他钻研地质科学，外出写生随身带一本《地貌学》。他说：“画山水应从地貌纹理、地质的科学去寻求事物的本来面貌。”
先生学识渊博，是一位卓越的美术理论家、大学者。假若一名画家，徒有笔墨，而缺少文化修养，其作品就很难提高，终究只是一名熟练的画师而已。
高风亮节
先生为人刚毅耿直、爱憎分明、待人宽厚，是一位正义感强、深爱祖国的艺术家。留日期间，自诩为中国美术史“专家”的伊哲寺一郎出版了《自顾恺之至荆浩·支那山水画史》一书。此书谬误百出，却有一“权威”做诗捧场，内有“谁知三百余年后，一扫群言独有君”。言外之意是，中国没有自己画史的研究者，需赖一个日本人来代言了。先生读后拍案而起，撰文痛加批驳，使日本学界大为震惊。后来郭老赞道：“这是学术上战胜敌国。”抗日军兴，先生在武汉三厅全力投入抗日宣传工作。他还刻有“上马杀贼”一印，抒发了他渴望上沙场、杀敌寇的豪情壮志。
先生淡泊自甘，不贪富贵、不阿权要。留日载誉归来，熊式辉面邀他回赣当县长。熊虽有恩于他，仍被他谢绝。他刻了“无官一身轻”、“富贵于我如浮云”、“不使人间造孽钱”数印，以明其志。在重庆“壬午画展”上，国民党宣传部长朱家骅看中一幅非卖品的山水画。朱托人情商，愿出高价请先生割爱。当时先生收入微薄，家中时有断炊之虞。他却一口回绝，说：“我并不是只爱钱的人，如遇知音，可以白送，分文不取。”他与罗家伦、张道藩等显要相处，有时一言不合，马上顶撞，决不巴结，其狷介如此。
人们常说，“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可是先生不存门户之见，对同行尤其是老画家十分尊重。郭老称：
我国画界有南北二石：北石即齐白石，南石即抱石。
并手书《南石斋》三字相赠。先生以为，白石老人是前辈，自己岂能与之相提并论。因而从不以“南石”自居。在筹建江苏省国画院时，本来大家一致赞同他出任筹委会主任的，他却一再谦让，说：“吕凤子先生德高望重，主任还是他担任为好。”坚持只担任副主任。
先生对年轻画家和青年学生总是热情鼓励、爱护有加，学生有难处，则出手相助。在南昌执教时，学生沈飞贫且有病，当时先生经济并不宽裕，却让沈飞吃住在自己家中，一住数载，后来还资助沈飞上武昌艺专直到毕业。有一次，他发现有人冒他之名作画出售，很是生气，当得悉造假画者是为生计所迫之后，先生对那人温言开导，劝其今后刻苦习作，创造出有自己风格的好作品来。先生慷慨大度可见一斑。
先生常勉励学生：
先有人品，然后才有画品。
正是先生的高尚品德、一身正气，才有艺术上如此辉煌的成就。
先生一生作画两千、篆刻三千、论著二百四十万字，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远不止万里路)，取法自然，继承传统。作画既有深厚的功力，又有澎湃的激情，常一气呵成。“人物善能传神，山水别开生面”③，当人们读他的画时，往往受到感染，甚至陶醉，更遑论先生兼及美术理论家、美术教育家、篆刻家等方面的成就。人称先生开现代水墨画一代画风，为现代中国画奠基人之一，是一代宗师。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先生走早了。如果假以天年，先生能像齐白石、黄宾虹两老那样高寿，必将为中华艺术宝库再添更多珍品。
注：
①傅先生最爱用“待细把江山图画”这句诗题画，亦以此钤印。
②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8月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又改为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师范学院美术系，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划入南京师范学院。
③郭沫若对先生画作之评语。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54—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