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兴无 徐家福
闻一多(1899—1946)，初名家骅，字益善，号友山、友三，湖北蕲水(今黄冈浠水)人。1899年11月24日出生于一世代耕读之乡绅家庭。1910年就读于两湖师范附属高小，1912年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经推举，他与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组成学生代表团，领导清华学生运动。6月16日，代表清华参加全国学联，8月5日，聆听了孙中山先生之演讲，1919年9月，与杨廷宝等人发起成立“美术社”。1920年，与潘光旦等组织“上社”。1922年9月，就读于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1923年转入科罗拉多大学艺术系。1924年毕业后，入纽约艺术学院学习，1925年回国，在北京筹办艺术剧院。1926年，任教于中国政治大学，1927年应邓演达聘，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艺术股股长兼英文秘书，7月与胡适、徐志摩等开办新月书店，发行《新月月刊》。1927年9月，任教于南京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是年8月，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1930年，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系主任，1932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迁往昆明，任西南联大中文系系主任。1946年7月15日下午回家途中，惨遭国民党杀害，壮烈牺牲，享年四十八岁。
一
闻一多先生为优秀诗人，早年即对新诗热情探索，1921年在《清华周刊》发表其处女作《西岸》。撰写《诗的音节的研究》、《律诗底研究》，系统研究新诗格律化以及新诗与传统诗歌的关系。他认为白话诗首先必须是诗，新诗必须具有新的语言和格律形式，从而成为新诗创作与理论探索之先驱人物。1922年，编成第一部诗集《红烛》，1923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诗坛的卓越地位。在其代表作《忆菊》诗中赋予菊花以绚丽的色彩与丰富的中西诗歌意象，采用铺陈赞颂而又略带孤傲唯美的抒情手法，挥洒着他对祖国和中国文化的热爱。该年，他对郭沫若的《女神》做出评论，他赞扬《女神》中所具有的时代精神和青年英雄气概，也对其中过于欧化的形式和精神提出了批评，认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它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作纯粹的外洋诗，但又要尽量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它要作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总之，他具有深邃的新文学思想，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积极理解与吸纳，目的在于创发中国的新文化。
1925年回国后，目睹五卅惨案，他将自己创作的几首爱国主义题材的新诗《醒呀!》、《七子之歌》、《爱国的心》、《我是中国人》相继刊发在北京的《现代评论》上，其中《七子之歌》将被列强占领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比作从母亲身边抢走的七个孩子，刊发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共鸣。1926年初，他与朱湘、饶孟侃等人聚会论诗，形成新诗坛上讲求修辞格律的“格律派”，刊发了《诗的格律》，提出诗应该“戴着脚镣跳舞”，将古典诗歌的形式精华引入新诗，使得新诗由破到立，更趋成熟，具备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徐志摩称赞他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他的《死水》，是一首描写丑恶却能化腐朽为神奇的诗作，色彩奇丽，句式严整，节奏抑扬，“一沟绝望的死水”的象征内涵极其丰富，可视为对一切丑恶的诅咒。1927年，他一连创作发表了《我要回海上去》、《心跳》、《荒村》、《发现》等表达愤懑、悲伤民生的诗作，后在新月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诗集《死水》。
二
闻一多先生1925年回国，先后执教于中国政治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讲授现代英美诗、西洋美术史、中国文学史、唐诗、诗经、楚辞、国学要籍等课。他文学底蕴深厚，创作热情奔放，与学生同呼吸，课程内容理论联系实际，并鼓励引导学生进行创作。讲解作品，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有分析、有见地，扬人之所长、识人之所短。总之，有己见，唯其如此，学生才能对所学课程真正学到、学活，才能成为自己之学识，受用终生。因此，他所授之课受到学生普遍欢迎。
1930年后，其研究兴趣逐步由新文学转向古典文学，着重研究唐诗、《诗经》、《楚辞》，并主讲有关课程。他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清代乾嘉考据学之方法，通过处理文献，训诂文字寻找诠释，同时又引入西方诗学、民俗学及精神分析法等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发表了《七十二》、《周易义证类纂》、《<诗·新台>“鸿”字说》、《伏羲考》、《庄子》、《乐府诗笺》、《宫体诗的自赎》，以及诸多的唐代诗人年谱和考证，此诸作品均乃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极富创造、建树独到之经典成果，开辟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天地。当时冯友兰等同事都认为“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者，一多是当时唯一的成功者”。他以切实的学术工作，寻求他心目中“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
在日寇侵华、民族存亡之历史时期，爱国思想激进之闻一多先生对当时之文学创作深为关切，他更加强调文学艺术之社会作用与时代精神，积极为西南联大和民众讲演，参与指导青年学生的文学创作活动。1943年，他在联大课堂上向学生推荐解放区诗人田间的诗作，赞其为“时代的鼓手”。他号召青年诗人“不仅要做新诗，更要做新的诗人”；“不但做今天的诗人，也要做明天的诗人”。1944年，他在联大“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座谈晚会”上作“新文艺与文学遗产”演讲；1945年，又在联大作“战后的文艺道路”演讲。
三
抗战期间，抗战的现实使闻一多先生更加深刻地思考中国的未来，投身到救亡和建设未来中国的事业中去。西安事变后，他尚且反对张学良扣押国家领袖，但对共产党解决西安事变的行为表示敬佩；抗战后期，他对国民党的独裁倾向和腐败的事实十分反感，向往民主和自由的闻一多先生与罗隆基、吴晗、潘光旦、闻家驷、费孝通等人于1943年参加了由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和中共南方局组织成立的高级知识分子学习会“西南文化研究会”，对国际形势、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44年，他由罗隆基和吴晗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4年，日军发动长沙会战、桂柳战役，国民政府节节败退，民盟与文化、教育界联合，于“双十节”国庆日纪念会上动员民众抗战。闻一多先生首先登台演讲，呼吁人民“保卫大西南”，抗议国民党消极抗日，围困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特务捣乱威胁的情形下，闻一多先生宣读了《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宣言》。12月25日，他又在云南省政府举行的护国起义纪念日集会上演讲，呼喊“要民主就必须打倒独裁!”1945年，他与吴晗、罗隆基一道代表昆明文化界起草了《关于拯救当前危局的主张》，要求国民政府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组成多党联合政府。又参与民盟成员李公朴主编的《民主周刊增刊》，协助组建云南民主青年同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闻一多先生与云南各界207人联名发表《告国际友人书》，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走“团结胜利的道路，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路”。在重庆国共谈判期间，他参加了一系列反对内战的民主活动。随着内战的发动，文化界和学生的抗议活动愈加激烈，遭到国民党的武装镇压，造成震惊中外的昆明“一二·一惨案”。闻一多先生坚决支持学生的行动，参加罢教停课，要求惩办凶手、抚恤学生。12月23日，他当选为民盟云南支部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1月10日，旧政协在重庆召开，闻一多被民盟邀请为政协代表顾问团成员。与民主人士联名发表《致马歇尔特使书》、《昆明教育界致政治协商会议代电》、《政治协商会议昆明各界协进会宣言》，对中国的民主建国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在人民民主运动的影响下，重庆的政协会议通过了有利于民主的五项决议。可是就在2月10日庆祝政协大会成功之际，暴徒们在重庆较场口集会上殴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民主人士，造成“二·一O”惨案，打破了民主建国的美好憧憬。昆明文化界在联大发起了抗议集会，闻一多先生担任了大会主席，会后与主席团成员率领师生上街游行。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宣布离开昆明。闻一多先生接到美国加州大学的邀请，但他决定回到北平，继续民主事业。此时内战进一步扩大，民主抗议运动此起彼伏，就在他安排家人分批北上之际，国民党威胁恐吓民主人士的阴霾也笼罩着重庆、昆明等地。7月11日，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遭到特务暗杀，并有暗杀闻一多的消息传来。高烧中的闻一多先生立即赶赴云南大学医院与李公朴诀别，连日向社会知名人士与报刊揭露国民党的恐怖阴谋。7月15日，民盟云南支部在云南大学公堂举行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先生在会上作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演讲，表达了为民主殉难的决心：“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5时，闻一多先生和儿子闻立鹤在回家的路上遭到国民党特务伏击，闻一多先生抢救无效，壮烈牺牲，闻立鹤亦受重伤。社会各界和共产党人纷纷举行公祭吊唁活动，抗议国民党的暴行。朱自清先生在悲愤之中写下《挽一多先生》的诗篇：
“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1947年，重病之中的朱自清将好友的著作编成《闻一多全集》，1948年8月由开明书局出版，同月，朱自清先生也溘然长逝。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4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