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岭 徐家福
匈奴未灭
陈去病先生(1874—1933)原名庆林，字佩忍，一字巢南、病倩，别号垂虹亭长。江苏吴江同里镇人，1874年出生。1898年在家乡与金天翮(松岑)组织雪耻学会，响应维新运动。1903年赴日，加入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到上海编辑《国粹学报》，与吴梅等组织神交社。1908年，在绍兴府中学堂组织匡社。1909年，发起创办“南社”。武昌起义后创办《大汉报》，在绍兴主编《越铎日报》。1913年，参加反袁“二次革命”。1918年，随孙中山赴粤护法。1922年，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陈去病先生任大本营前敌宣传主任。陈炯明兵变后，1923年陈去病先生赴南京，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直至1928年)。1933年在苏州报恩寺受比丘尼戒，同年10月逝世。
至于说“去病”二字之来历，源于先生十岁时(1884)仰慕汉朝名将霍去病，生“策马中原，上嵩高，登泰岳，观日出入，浮于黄河，探源积石之志。或更逾塞出卢龙，度大漠，寻匈奴龙庭，蹑履狼居胥山，骧首以问北溟而后快”之宏愿，故毅然改名为“去病”。虽然在同一年，令整个东亚兴奋的是刘永福之“黑旗军”在越南击毙法国侵略者李威利(Colonel．Henri Laurent Riviere，此人时为“法国交趾支那舰队”司令官)，但是这位年仅十岁的少年何曾能够预料到，内忧外困的清廷以及此后草创的民国政府，给他一生带来的是永远的“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遗憾。
努尔哈赤与《三国志》
陈去病先生在国立东南大学的五年教学生涯中，最大的特色就是注重培养学生的民族气节和经世济国的实用精神。可以说，陈去病先生把自己在北伐、反袁斗争中的实际经历，春风化雨般地传授给了中文系的学生们。
最有名的授课经历，无疑是他在1924年8月给学生谈读书法的一次讲演。陈去病先生对学生说，经学偏于政治，“子多无稽，集多伪情”，唯有史学最为重要，而且小说也是一种史学。他不无痛惜地说道，明朝灭亡，就是亡于努尔哈赤熟读《三国志》，故而深知汉族人之风俗习惯以及作战方法。所以他说，清朝两百六十余年，是一部《三国志》作成的。虽然这种论调无疑有些偏激，但是对于激励学生重视史学、重视实学、祛除空谈之风有很大帮助。
清末民初的老辈学者，通常不太重视自己的课堂讲义，往往视之如草芥，弃之如敝屣。如王国维先生的《经学概论讲义》就被后人遗忘了近八十年，但是却精义迭现。陈去病先生在国立东南大学中文系的若干种课堂讲义，同样也为我们还原了大半个世纪以前的讲堂风貌。比如他的《诗学纲要》及《辞赋学纲要》，作为教材，深受学生欢迎，并一度流传到上海、安徽的各大学校中。
据陈去病《红板桥边琐记》所言，其赴南京执教以来，多住于进香河上之第三桥，即红板桥上之寓所，与国立东南大学相比邻。陈去病先生以其精湛的教学与儒雅的学养，不仅得到了学生们的仰慕，也被这座六朝古都所认可。任教第一年的某一天，先生在下课回家途中，于校园路旁拾得一块“六朝仓砖”，大喜，持之以归，并琢成砚台，每每批改学生作业就好用此砚。这大抵可以看做冥冥中六朝古都对陈去病先生任教南雍五年的一种回报吧!
历史与怪兽
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教授(David Der-wei Wang) 其著《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History，Violence，Narrative)一书中，对于近代中国的知识界提出了两组议题：现代性(modernity)与怪兽性(monstrosity)。其中“怪兽性”集中体现为近代中国的混乱。无疑，陈去病先生对于满清无能、混乱的愤慨；对于国人沉睡、无知的疾吼，都一览无遗地表现在他的研究著作中。
虽然陈去病先生留给后世的是他的诗文之名，但他绝非一介文人散客。陈去病先生除了《浩歌堂诗钞》、《浩歌堂集外诗》、《巢南文集》、《病倩词》等作品外，还著有如《迁史札记》、《明遗民录》、《奴祸渊源》(又名《明清最初交涉史》)、《清秘史》、《永明皇帝殉国实纪》、《虎伥遗恨》等大量学术著作。
如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他和柳亚子一样，倡导“崇汉、尊唐”的口号，视两宋为“中衰”之时代。他在《诗学纲要》中说：“今人学诗，非从汉人五言入手不可。所谓探河积石之源，其流派自正也。”又说：“诗至于唐，盛矣极矣!蔑以加矣!而初唐之世，如朝曦突出，苍苍凉凉，光芒虽已四迸，而晓雾犹未唏也。至盛唐，则如日正中，光华焕发，令人不可逼视，皜皜乎不可尚已。中唐则日之既昃，而砖影迟迟，尽胜留恋。迨乎晚唐，而夕阳虽好近黄昏矣。”如此一百字精炼的论述，非才兼儒林文苑之人不能为也。汉、唐两朝国力极盛，倭国、高句丽等东亚诸国都俯首于吾邦。故而陈去病先生表面上的“崇汉、尊唐”，实际在单纯研究学说的背后，有期待祖国强盛的炽热愿望。
又如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陈去病先生在细致考证的背后，一如既往地贯彻了他“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民族主义情感。如他在《满洲世系图表总序》(文载其著《清秘史》卷上)一文中说道：“东胡贱族，僭盗中原，乃亦文饰臆造，自诬所出。推其究竟，则固莫非笼络愚民之计，而视君位为其私产而已。”这就从根本上反对以往的《满洲史》，而与风云际会的辛亥革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南社三杰”之一的高旭云：“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南社启》)这可以看做南社同仁的一种治学志向，更是陈去病先生治学所追求的一种精神风范。
六朝风格不堪看
“六朝风格不堪看”是陈去病《与宗素济扶两女士论文》诗作中的一句，此诗后有先生的自注云：“时余方辑王、黄、顾三大儒文为《正气集》。”为什么身为“南社”诗魁的陈去病，对于当时民国名士们都向往的六朝风流不屑一顾呢?这其中蕴含了陈去病先生对于国家、对于我华夏民族深深的爱与寄托。
众所周知，南社之起源，为“操南音不忘其旧”，南社与北庭，北庭指代软弱无能的清政府。陈去病先生劝学生后辈要诵读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这些气节之士的文章，而不要落入浮于表面的六朝风格，这与当时辛亥革命的先进思想家们如出一辙。陈去病《文殊梦太炎出狱未果泫然书示衲子》有云：“似闻箕子尚明夷”，所谓“明夷”之意，和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一样，指为国仇家难而努力的仁人志士。
陈去病先生早岁留学日本，伏膺民族主义，始创拒俄义勇队，对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都充满了愤慨。这可以集中体现在他的戏剧作品《莽男儿》中。晚清夏曾佑、严复等人提倡“小说界革命”。陈去病响应之，以浙江王金发事迹为蓝本，创作了一位向往自由、能舍生取义的“莽男儿”。这位“莽男儿”也曾留学，也曾起义，也曾反帝，也曾暗杀权贵，其中依稀可以看到陈去病先生自己追求民主自由的影子。
英雄寂寥。西安的汉朝名将霍去病墓前，有清儒毕沅所立石碑一座，上书“骠骑将军霍去病之墓”。而苏州的陈去病墓碑上则镌有吾乡先贤柳诒徵所书“陈佩忍先生讳去病之墓”。时隔千年，地隔千里。我想，这一文一武两位“去病”，一定在时空交汇的某一点上有着深深的认同吧。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26-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