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印华
陈焕镛先生（1890—1971），著名植物学家，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字文农，号韶钟，祖籍广东新会，1890年7月12日（农历六月初六日）生于香港。乃父曾为逊清光绪年间派驻古巴之公使，母为西班牙血统之古巴人，先生为独子，早年丧父，童年随母旅居上海，就读于广肇中学。1903年十三岁，随母赴美求学，1913年入哈佛大学，1919年获林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1920年任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翌年转任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授。1948年移居香港，1949年返抵广西植物研究所，任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1年1月18日病逝广州，享年八十一岁。
一
1919年陈焕镛先生回国，先后执教于金陵大学、国立东南大学、中山大学以及广西大学等校，讲授植物学、植物分类学、树木学、拉丁文、英文等课。态度严肃认真，诲人不倦，取材精当，理论联系实际，剖析细致，语言生动，室内鸦雀无声，学生全神贯注，深受学生欢迎，教学效果颇好。他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期间，还在南京郊外建立小园林，培育从美国带回之棉花良种，和其他优良树种，供学生实习。他还提倡改进学习方法，要求学生不单凭记忆力记住植物，而要凭理解力学习认识植物，并善于根据研究生之业务基础特点，因材施教，指导论文，重视拓宽研究领域。他通晓英、德、法和西班牙语，对拉丁语造诣尤深，为帮助青年人学习拉丁语，编写了《中国植物分类拉丁语基础》。1922年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时，还为学生编写了英文版的《中国经济树木学》。这是一本我国最早有科学名称的树木学教材。陈焕镛先生执教杏坛数十年，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植物与林学人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秦仁昌、郑万钧以及著名植物学家蒋英、陈封怀、侯宽昭、徐祥浩等都曾经是他的弟子或助手，诚为一代名师。
二
标本是研究植物分类的基本资料，先生在搜集我国南方植物标本以及创建植物研究所、植物园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1919—1920年先生受美国哈佛大学阿塔德树木园资助到海南岛采集标本，他是到达该岛的第一位植物学家，历时达十个月，采集了几万号标本，不幸罹患恶性疟疾，才不得已下山。1922年他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期间和钱崇澍先生筹得五百元经费，与秦仁昌三人组织了湖北西部调查队，由宜昌出发，经兴山、神农架东侧至巴东，采得近千号标本。1927年他又继续往粤北、广州、鼎湖山、香港、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标本。与此同时，还和美、英、法、德等六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建立了标本交换关系，交换了三万余份外国标本。这样不断扩大馆藏，终于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标本馆。在标本管理方面，他制定了一套先进的管理方法，使标本有条不紊，方便查找。现在这个由陈焕镛先生于1928年创建的标本室已发展成一座馆藏七十万号标本的标本馆，在研究中国植物区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在广州建立热带、亚热带植物研究基地，1957年后，先生又以巨大的热情筹建华南植物园。举凡园址的选定、园区规划等先生均亲自主持，并邀请全国植物专家研究讨论。这座位于祖国南大门的华南植物园如今已成为我国具有热带、亚热带植物特色，风景优美，植物种类丰富的著名植物园之一，日益发挥其重要作用。
陈焕镛先生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对所从事的事业执著追求，坚忍不拔，百折不挠。解放前科研经费拮据，他不惜以自己的薪金维持研究所的事业费用。抗日战争期间广州遭受日机空袭轰炸，为了保住珍贵标本，曾全部运往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于日军手中，他又将标本运回广州，在此期间先生忍辱负重，终于为国家完整地保存了这批珍贵标本。
解放后，先生满怀豪情，以充沛的精力从事科研活动。他亲赴海南岛参加广东橡胶宜林地调查，出国考察访问，指导研究生组织大型综合考察，将华南植物研究所从只有植物分类一个单学科的所发展成为具有植物生理、植物生态、植物资源，还包括一个植物园、一个树木园和一个热带引种站的多学科综合性植物研究所。先生当年在广东、广西创建的研究机构，解放后，也发展成了重要的植物科学研究基地。珍贵的标本，丰富的图书资料成为科学研究坚实的物质基础。陈焕镛先生之贡献将永远记在人们心中。
三
陈焕镛先生毕生致力于植物分类学之研究，前所著述已论及，他在国内外杂志还发表过多篇论文。早在1922—1925年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期间就曾先后发表了《栽培在我国的中国松和日本松之比较》、《浙江树木二新种》和《我国樟科植物之初步研究》等学术论文；后来又和胡先骕教授合作编著《中国植物图谱》，这是早期我国学者用现代植物分类方法研究中国植物的主要文献。先生在对华南植物深入研究基础上，对中国樟科、壳斗科、绣球花科、苦苣苔科、桦木科和胡桃科的分类学研究尤有精湛造诣，先后发表过十个新属一百个新种。他除了发现观光木、喜树等珍贵树种外，还和匡可任教授合作发现了举世瞩目的“活化石”——银杉，现在这种植物已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树种。
先生领导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期间，所创办的植物学的学术刊物——《中山专刊(SUNYATSENIA)》共七卷廿六期，这是一种研究中国植物的重要刊物，为英文版，其中文章水平较高，在国内外颇有影响。解放后华南植物研究所在他的领导下编写了《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共四卷)、《中国种子植物科属辞典》以及红树科、无患子科等专科研究论文。先生晚年又和钱崇澍教授合作主编《中国植物志》，这是一部包括八十卷一百多册的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巨著。这些鸿篇巨著为我国植物学界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四
陈焕镛先生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前辈和权威，在国际学术界亦颇有声望。1929年他代表中国参加在雅加达举行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次年8月又率五人代表团参加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并发表《中国近十年植物研究之成绩》，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重视，会议主持者将中国植物研究列为该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1935年他率中国植物学代表团参加在荷兰举行的第六届国际植物学会，任该会分类组执行委员，同年又被选为命名委员会副主席。归国途中，途经纽约、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植物园均受礼遇，并获赠大批图书、标本及种子、苗木。1936年被英国剑兰学会聘为名誉副会长。先生于1951年受中国科学院委托，任中国四人代表团团长，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南亚栽培植物起源与分布”学术讨论会。会上他发表演讲，从中国古农学和遗传学谈到水稻的起源。其精辟讲述，与会者无不折服。
1958年他受中国科学院委派出访苏联，到列宁格勒动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考察访问。在访问苏联短暂的一个月里，他还为对方鉴定了大批采自亚洲各地的植物标本，得到苏联同行的高度评价。陈焕镛先生为植物学界开展国际交流，提高我国学术地位所作的特殊贡献，也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陈焕镛先生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把一生献给了科学事业，为我国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植物学界同仁对他的高尚品德、光辉业绩将永志不忘。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368—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