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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无神论者，也是上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
罗素也被认为是与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怀特海一同创建了分析哲学。他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对逻辑学、数学、集合论、语言学和分析哲学有着巨大影响。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的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他的代表作品有《幸福之路》、《西方哲学史》、《数学原理》、《物的分析》等。
罗素的中国之行
罗素在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中旬应邀来中国讲学。他和女友布莱克从上海踏上中国土地，到各处讲演参观，受到热烈欢迎。随后到杭州，游览西湖，赞美中国湖光山色。之后又游历南京、汉口、长沙，在各处演说，受到热情接待和欢迎。后到北京担任北京大学哲学课座教授，为北大学子开设哲学讲座，引起热烈反响。在北京期间，罗素除了在北大讲演外还被请去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部会场讲演，座无虚席，引起热烈反响。北大学生组织了罗素研究会，出版了《罗素》月刊。在一次去保定讲演中，由于天气较冷，罗素着凉感冒引起肺炎，住进德国医院，病情很危险，日本记者向外界恶意造谣说罗素已死了，谣言传到英国引起了其亲朋的悲痛。后经过精心治疗慢慢恢复。病愈后身体虚弱，罗素做了几场小的讲演，由于其女友怀孕临近生产，便终止讲演经日本返回英国。
罗素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在讲学社欢迎会上的答辞》、《布尔塞维克的思想》、《宗教之信仰》、《社会结构学》及临别赠言性的《中国到自由之路》等理论思考之中。对于中国改良的方法，他主张先发展实业和教育，然后再发展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人应在吸收自身优秀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文化：“我尝劝有心改革的中国人，去自立方式，不要全然依赖在外人知识的帮助上……有两件极普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明白：第一，中国不应统括地采用欧洲文化；第二，中国传统的文化，已不能适应新需求，不得不对崭新的让步……中国实含有这类的性质：有艺术的意思，有享受文明的度量。缺乏这类的性质，暇豫就要变了无意味，中国将来引世界于进步的阶级，供给没有休息将发狂痫以亡的西方人民以一种内部的宁静，全赖在这点特性上。不特中国，即是世界的再兴，也要依靠你们的成功。”
在谈到教育尤其是中国教育的借鉴意义时，罗素认为“唯教育为今日中国之急务，此乃必然之事。”教育的效用有三个方面：一是教人能做事，二是教人能做国民，三是教人能做人。“中国今日于此三点，均能同时并举，实为一极好之机会。”他赞同中国推行的新学制，但他认为中国在推行新学制的同时，也应该继承传统的优秀教育，“知今而不弃古，今日中国制所急务”。
罗素的讲演，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特别是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新青年》、《晨报》、《申报》、《民国日报》、《东方杂志》、《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等报刊都刊有对罗素的报道，或国内学者对其讲演的感想。如梁启超在讲学社对罗素的欢迎会上，称赞罗素有“真正学者独立不惧的态度，是真正为人类自由而战的豪杰，这回先生不远万里而来，我们一面听先生的演说，一面还要受先生人格的感化，这才不辜负先生一行啊！”张崧年（张申府）被人们称为罗素的崇拜者、介绍罗素哲学到中国的第一人，也是中国第一个把逻辑主义分析哲学（罗素哲学分析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的学者。他早年即大量阅读和翻译罗素的著作，对罗素的许多学术观点与主张深感兴趣。在罗素来华之际，他发表了《罗素》等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文章，并多次拜访罗素，共同探讨哲学问题，二人建立了珍贵的友谊。
罗素来华的目的不仅在于传播西学，他曾对时为其中国巡讲湖南赞助人、翻译之一的杨端六表示过他的想法。杨端六曾回忆道：研究哲学并不是他的目的，他此来是为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的。他觉得这事不仅有趣味，且非常重要，就是他将来要想对中国有所贡献，也就在这里。因为哲学问题，既不是一时可以研究成功，而且各种学说，仅有书籍做参考，不必要他别出心裁去翻陈出新。独是社会问题，是今日中国要急切解决的，不妨多有几个人去研究。但罗素对中国情况的认识也存在局限，中国思想界对于他的期待与需求是较高的，而罗素看问题的角度、高度和深度却没能同步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需求。所以，他讲学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追忆一代思想家罗素与北京交流融合的历史，目的是希望能跨越中西方文明，博采众家之长，正确理解和看待罗素当年中国之行产生的一些社会反响。只有在深刻理解当时国内外时代大背景，以及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前提下，积极吸收有益于我们的部分，化作有益于国家社会的行动，才能真正取得与其同行应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