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南边营98号，有一座私人投资兴办的名人故居博物馆，这便是王伯沆先生的女儿王绵女士创立于1998年的“王伯沆、周法高纪念馆”。王伯沆(1871—1944)先生名瀣，一字伯谦，晚年自号冬饮，又别署沆一、伯涵、伯韩、无想居士等等，是清末至民国年间著名的国学大师。曾先后执教于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金陵女子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院校。这里原是王伯沆先生的故居，王伯沆、王绵、周法高均长期在这里生活和学习。走进这座博物馆，非常贵重的物品也许不多，但无论你欣赏哪一件展品，都将听到一个动人的故事，感受到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一、刘鹗赠笔
王伯沆先生由清末入民国，曾作过岭南学者陈寅恪先生昆仲的家学业师，与当时的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均有往来。纪念馆里有一枝紫毫毛笔，便是清末小说家、实业家刘鹗(1857—1909)先生所赠。更为难得的是，这只紫毫笔的笔杆上还有刘鹗先生的亲笔题辞，上曰：“象管愧无闲写句，玉尖可捧笑求诗”。“象管”泛指毛笔，“玉尖”指的是美女之手。在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第九回中，有姑痛斥宋儒的一段描写，文中有“那女子伸出一只白如玉、软如绵的手来，隔着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这样一段话。旧时文人多有这种用法。这两句题辞表达了刘鹗与王伯沆先生共同的生活意趣以及刘鹗先生对王伯沆先生的美好祝愿。
刘鹗何时向王伯沆先生赠送这只紫毫笔，已无从考证，但从刘鹗的题辞内容以及两人的年龄差别来看，应该是在王伯沆先生40岁之前。钱坤新先生撰有《冬饮先生行述》(文载民国出版之《南京文献》第21号)，其中谈到王伯沆先生治学的经历时有言：“先生之学凡三变，弱冠肆力古文辞，壮岁兼治经世之学。四十以后出入于佛老，及见黄先生，益信古圣贤之道。”王伯沆先生“壮岁兼治经世之学”，应该说与刘鹗会有许多共同的语言。钱文中提到的“黄先生”为太谷学派三传学者黄葆年。刘鹗亦为太谷学派的第三代传人，黄、刘二人均为太谷学派主要二传人物李光的得意弟子。后来王伯沆先生屡屡拜帖于黄葆年门下，应该会受到刘鹗的某些思想影响。
提起王伯沆与刘鹗之间的交往，还必须说一下王伯沆重金收甲骨的一段往事。刘鹗1909年蒙难辞世后，其家人生活发生困难。日本古董商人知其典藏甲骨，多次与刘家人接触，表示愿出重金购买。王伯沆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忙赶往刘家在南京的寓所进行劝说、洽谈，并随之召集自己的故旧门生商议此事，最后由王伯沆、柳诒徵、商承祚、束世瀓、郦承铨、段熙仲等以优厚价格分别购入。有了王伯沆先生的壮举，这部分珍贵的甲骨才没有流向海外。如今，王伯沆先生所认购收藏的甲骨，一部分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归入南京博物馆，另一部分则随爱婿周法高先生赴台湾后归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
刘鹗先生逝世时，王伯沆先生40岁，正专力研读宋明诸儒的经典著作，并用宋明理学的要义，来了解佛门中的各个宗派。当时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倡导佛学，影响很大。每次杨居士在金陵刻经处讲学，王伯沆先生总是准时前往，并端坐在下面认真听讲，还不时与杨仁山居士交流学佛心得，究极佛学奥妙，两人十分相得。杨仁山居士去世后，欧阳竟无先生接手金陵刻经处的工作，王伯沆先生却渐渐疏远了和欧阳先生的联系。个中原因在于，王伯沆先生认为：杨仁山先生倡扬佛教诸宗，与儒家兼包百家相合；而欧阳竟无独宗唯识，并诋贬天台诸学，这样容易狭隘自己的研学之路。
二、王驾吾拜砚
王伯沆先生长期使用的几方砚台，如今静静地躺在展柜里。一方大砚台旁边的两方白矾石小砚台引起了许多参观者的注意，因为当年王伯沆先生使用这两方小砚台时所遗留下的红、蓝两色颜料还一直保留在砚面上。据王绵女士介绍，为了纪念先德，她不仅多年珍藏着乃父使用过的这几方砚台，同时也不忍心洗去砚上之墨迹。为了收藏好王伯沆先生使用过的砚台，王绵女士还向我谈起了王驾吾(1900—1982)拜砚的一段往事。王驾吾先生名焕镳，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求学，很受王伯沆先生赏识。解放前后王驾吾先生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曾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王伯沆先生终生嗜爱研读《红楼梦》，曾于1914—1938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反复阅读自己收藏的王雪香评本百二十回《红楼梦》，并先后用朱、蓝、紫、黑、黄、绿六色笔进行评点。当时王伯沆先生使用的就是这方大砚台和几方小砚台，并且每方小砚台固定使用一种颜料。这些砚台原先一直珍藏在王绵女士的身边。1973年，王绵女士赴香港与周法高先生团聚，许多物件一时无法携出，便将其中乃父生前使用过的一方澄泥砚、一方端砚以及一副拐杖交给王伯沆先生的首席弟子、杭州大学教授王驾吾先生留存。这两方砚台之上王伯沆先生使用时的黄、绿两色墨迹同样保存在砚面之上。据王绵女士回忆，当时王驾吾先生在接受先师使用过的砚台和拐杖时，特地焚香跪拜，情景感人至深。
王伯沆先生用这几方砚台上的不同墨色来评点《红楼梦》，一共为我们留下了一万二千余条评语。第一次批注完成于1914年6月，最后一次批注时间是1938年11月，前后历时25年。六次批注用不同的彩墨书写，其中精辟见解屡屡可见。从时间上看，王伯沆先生研读《红楼梦》在胡适和俞平伯之前，从成果上来看，王伯沆先生也绝不逊色于早期的任何一位红学家。南京师范大学前校长谈风梁先生在《古典小说论丛》中有言：“《红楼梦》从传抄问世起，就有人对他进行评点。高鹗续补的百二十回本刊行后，评点的风气更加盛行，其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要算道光年间护花主人王雪香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辛亥革命以后，对《红楼梦》继续进行评点，用功最深、成就最大的要算王伯沆先生了。”
王伯沆先生使用这几方砚台不仅评点了《红楼梦》，还批校了大量的书籍，抄写了许多珍贵的典籍。经王绵女士汇编的《冬饮丛书》中，就收录了王伯沆手抄、点校、点评的古代书籍235部。王伯沆先生还非常善于抄书，他的抄书准则有三：一是孤本抄，例如《倪文贞诗集》。二是难得一见的佳书抄，例如《咏怀堂诗》。三是难读之书抄，例如《樊文汇录》。正因为如此，王伯沆先生的大量藏书中，许多均为先生的手抄本，而不管是刻本还是抄本，先生所有的藏书几乎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评点批校。伯沆先生曾任江苏国学图书馆参议，主管古籍善本的真伪鉴别及甲、乙等级的评定工作，在古籍图书的整理、鉴别方面有着深厚的功底。王伯沆先生还精于书法篆刻，长于吟诗填词，勤于书信往来，所有这一切，都离不了这几方砚台。可以说，这几方砚台伴随着王伯沆先生的日常生活，见证着王伯沆先生治学的一生。日本京都大学著名学者神田喜一郎先生有言：“敬读冬饮先生遗稿，先生博识宏闻，于书无所不窥。藏书题记、读书记二种，裨益学术尤巨，与义门绍弓可相伯仲，而其博过之，真令人景仰不已也。”
三、梁公约作图
1924年农历11月16日，王伯沆先生的继室夫人周育卿(1887—1973)女士在黄葆年先生的亲自安排下，从东台来到苏州。就在这一天，冬天并不开放的蕙花却连发三朵，夏、秋才出现的蝙蝠却在仲冬季节尾随周育卿乘坐的花轿盘旋飞翔。到了晚上，这只蝙蝠又在王伯沆和周育卿居住地的堂屋内飞来飞去。慧(蕙)福(蝠)双至，令王伯沆感到十分喜悦。为了纪念自己的继室夫人从东台来苏州时的奇特、吉祥的景象，王伯沆先生特地约请梁公约(1864—1927)先生为自己绘一幅《慧福因缘图》，并要求梁公约先生一定要多绘几幅，让自己来挑选，最后王伯沆先生选中了现在陈列的这一幅。梁公约先生是名重一时的花鸟画家，诗文也有时名，所存画卷为海内外收藏家所珍视。梁公约30岁后曾客居南京，与王伯沆先生友善。只见不大的幅面上，绘有两只翱翔的蝙蝠和三朵盛开的蕙花。简洁的构图，精湛的画技，和谐的组合，美好的寓意，成就了一件艺术品并记载了一段史实。
这幅画图不仅为名人手绘，画面之上还有王伯沆先生的亲笔题辞以及同门学人李泰阶的题跋，所以尤其珍贵。先生的题辞为：“惟甲子仲冬既望之五日，继室东台周氏来归于苏，海陵先师实主之。是日秋蕙发三花，晚又蝠翔于堂。自惟不肖，荷兹灵贶。因属江都梁君为此图，以示不敢忘也。乙丑小除夕瀣自记。”李泰阶的跋言为：“同学王伯谦续妻之明年作《慧福因缘图》，并自记其颠末，以予之有同感也，出以示予。予之续娶也，先伯谦10年……”云云。落款为“伯谦同学兄之命，丙寅秋日泰阶跋。”为了交代这幅画的来历，首先要说明的是，王伯沆和继室夫人周育卿以及李泰阶均为太谷学派三传学人黄葆年的弟子。
太谷学派产生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是我国儒家学派在民间的一个学术暗流，创始人为安徽池州人周太谷，星垣为其字，太谷为其号，后人遂以“太谷”冠其学派名。太谷学派流传以来，百余年间，盛行于江湖间，最盛时信徒达万众。该学派的主要活动地点在江苏泰州、苏州，山东黄崖等地。直到解放初，江苏的苏州、泰州、泰县等地仍有太谷学派的传人在讲学，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王伯沆先生的弟子卢翼野先生在《太谷学派之沿革及其思想》一文(民国《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十四号)中有言：“黄门有二大弟子焉：吾师王瀣伯沆、锺泰锺山也。黄葆年每指王师而言曰：‘彼有书在腹中，足以为怪。’曩余从师研习理学，师治学精且博，于时人少当意者。以锺师故，谒黄于吴门，一见低首下心，五体投地。曾语予曰：我虽傲岸一世，见黄先生，不知不觉间，不能不令人拜服。其学无范围，无门户，刚健中正，博大精深，讲学大师，无出其右。”这段话说明黄葆年非常器重王伯沆，王伯沆先生对黄葆年先生也非常敬仰。王伯沆和周育卿之间的婚姻组合，牵线人便是黄葆年。当时，王伯沆先生屡屡拜帖于黄葆年门下，黄先生知其为当世名宿，性格刚强，想让王伯沆先生稍就柔退，所以特地字之为“伯谦”。
《慧福因缘图》为我们诠释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为这幅画作跋的李泰阶先生为太谷学派主要二传人之一李光炘的孙子，与王伯沆同为黄葆年的弟子，所以，他的跋言中便有“伯谦同学兄之命”的说法。李泰阶的续弦夫人则为黄葆年的女儿，所以李的跋言中又有“予之续娶也，先伯谦10年”之说。黄葆年去世后，由李泰阶主持苏州“归群草堂”的讲学事宜，是为太谷学派第四代传人。李泰阶主持“归群草堂”时间不长便去世，学派中人又公推锺锺山先生主讲学派教义。王伯沆先生与黄葆年、刘鹗、李泰阶、锺锺山等太谷学派三传、四传主要人物均有较密切的关系，可见他在学派中的地位和影响。另据王绵女士回忆，民国年间，柳诒徵先生、锺锺山先生、吴庠先生等有感于太谷学派史料缺乏，世人多有误会，三人曾打算合力编著一部反映太谷学派及黄崖事件的“学案始末”，可惜无果而终。太谷学派虽然盛极一时，但存世资料不多，因而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始终未能深入，这幅《慧福因缘图》是研究太谷学派及民国民间文化史的第一手资料。
四、黄养辉绘像
王伯沆先生的学生中，成为著名学者的有陈寅恪、王驾吾、束世、张其昀、潘重规、卢前、陈训慈、高明、段熙、唐圭璋、常任侠等多人。而听过王伯沆先生的课并得到过王伯沆先生教诲的人那就更多了。在纪念馆中，一幅著名画家黄养辉为王伯沆先生的写生肖像画，便见证了王伯沆先生与中央大学学子之间的交往。
这幅王伯沆先生的写生像产生于1934年，当时24岁的黄养辉正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攻读，王伯沆先生时年64岁，正在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中央大学名师荟萃，有着良好的教育体系。当时艺术系的学生不仅要听徐悲鸿等先生的专业课，同时也要听王伯沆等先生的中文课。王伯沆先生讲课非常认真，特别是他所讲授的《四书》课，为广大师生所瞩目，圈内一时有“王四书”的美誉。所以，中大的许多学生都愿意听王伯沆先生的课，并与他有着良好的交往。一些学生还经常到王伯沆的寓所向先生请教问题，黄养辉便是其中之一。有一次，黄养辉在先生的寓所提出为先生绘一幅肖像画，王伯沆欣然表示同意，并随即叫家人找来一幅白床单将上书房的书橱遮挡起来，自己坐在书房里让黄养辉为自己写生。黄养辉仰慕先生多时，写生时格外努力，结果这幅肖像画绘得很成功，王伯沆先生自己也很欣赏这幅画像。据介绍，黄养辉当时为王伯沆先生绘像所用的画纸，是特地向徐悲鸿老师索取来的法国画纸。事后，王伯沆先生一直珍藏着这幅艺术系的学生为自己绘的画像。由于王伯沆先生很少拍照，所以，这幅画像便成为一睹王伯沆先生容貌的珍贵资料。
1996年，王绵女士筹建“王伯沆周法高纪念馆”，在整理乃父遗物时，发现了这幅肖像画，便亲自找到了黄养辉先生。黄先生看到自己60多年前的作品，心里非常激动，当即在自己所绘的王伯沆先生画像的下面补题了如下一段话：“此画系王伯沆老师画像，在1934年中央大学时，对老师本人作写生，余24岁，王老师64岁。兹由其女王绵女士持来属题，顿忆60年前情景。岁月匆匆，余亦老矣。得见甚喜!因当时未曾签名，今特志之。一九九六年十月九日黄养辉八十六岁于南京。”谈到乃父的这幅肖像画，王绵女士充满着眷念之情。当我向她提起为何六十多年前黄养辉先生未曾题款时，王绵女士笑着对我说，这个问题也曾向黄先生问起过，黄先生的回答是：当时自己仅仅是一个中大的学子，而王伯沆先生早已是享誉东南的著名教授，书法造诣也很深，因此，当时自己便没在先师面前为他的画像落款。如今，黄养辉先生早已成为著名的画家，并于2001年去世，这幅画像以及六十多年后的补题款，便成为见证两位名人之间交往的一段佳话。
五、柳诒徵题碑
纪念馆堂屋的中间，陈列着一块墓碑，这方墓碑为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南京市文献委员会所立，柳诒徵(1880—1956)所书“耆儒王冬饮先生之墓”几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这块墓碑为什么会放在房间堂屋内呢?提起它的来历及辗转过程，令人感慨不已。
王伯沆先生晚年自号冬饮，学者称其“冬饮先生”。据王绵女士介绍，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先生所任教的中央大学仓促迁往重庆，王伯沆先生因患中风未愈而未能随校西去。1937年底，南京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身居敌占区的王伯沆先生深感“救国无门，遁世无所”，决意“杜门谢客，自期一死”。先生平生为人慷慨，对亲朋多有接济，故而积蓄无多。当时身居敌占区，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十分困苦，以至于不得不靠出让藏书来接济家中的生活。南京城内的某书商知道王伯沆先生的藏书很多，便亲自上门对图书进行估价，并表示有人愿出高价收买。王伯沆先生迫于生计，无奈之下表示同意让售自己的藏书。后来先生打听到书商是为大汉奸陈群充当说客、妄图掠夺王伯沆先生的藏书来装点泽存书库的门面时，王伯沆先生立即通知书商拒售，并坚决表示，宁可饿死，再大的价钱也不把自己的书卖给汉奸走狗!此事当时即在学人中传为美谈。
汪伪政府为了借重先生的名望来装点门面，对王伯沆先生卑词厚礼敦请。伯沆先生丝毫不为所动，并峻词严拒道：“余以行将就木之人，可以舍我矣。实不敢见张邦昌、刘豫丧权辱国之举。”汪伪政府官员深知王伯沆先生气节高傲，无法言劝，于是汪精卫便派他的同学、伪政府立法委员某某来到王宅，转向做王夫人的劝说工作。甚至说只要求借伯沆先生的印章领薪水即可。王夫人从容微哂而曰：“用他的名义，盖他的章，又不让他本人知道，我不知道这是否合法?某先生你是立法委员，我现在向先生请教!”王夫人义正辞严，这位伪立法委员羞愧而退。日寇屠城期间，王伯沆先生一家身居难民区，艰难度日。有一天，日军中岛部队闯入难民区骚扰搜捕，其中一军官闯入伯沆先生住处，先生凛然正坐怒目而视。先生无畏冷对的态度激怒了日寇，日寇拔刀便欲行凶。站在一旁的王夫人勇敢上前双手托住日寇执刀的手臂高声说：“他是老病之人，你是武士，一定要杀就杀我吧!”说罢引颈挺身，面不改色。两位英勇无畏的中国老人让日寇大感意外，并镇住了这位武士，侵略者悻悻然收刀而去。贤妻良母型的王夫人在国难当头时充分显示了贫贱不移、富贵不屈的风骨，成就了王伯沆先生的高风亮节。1944年8月，先生病重，临终前他嘱咐家人：生不愿见到日寇，死后也不愿见日寇汉奸的天日!就把自己埋在家中的颓墙瓦砾中。
1945年8月，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于1946年冬在城南中华门东忠厚里3号(即今边营98号)王伯沆先生的故居里，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仪式，吊唁已经辞世的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伯沆先生。灵堂上方悬挂着国民政府敬送的“守道耆儒”金字匾额，匾上还有“荣典之玺”的刻印。参加追悼会的，除家属亲朋外，更多的是中央大学师生代表和社会名流，表达了人们对这位国学大师民族气节和高尚情操的敬仰。王伯沆先生去世后，一直安葬在故宅的后园，柳诒徵题写的墓碑十分醒目地树立在王伯沆的墓地前。这里被明城墙环抱，又邻近周处读书台和古光宅寺，环境十分幽静。“文化大革命”期间，王伯沆先生的墓被迁至南京南郊的花神庙乡，柳诒徵题写的墓碑亦被充作建筑之用。直至1976年，此碑重被觅回。1998年纪念馆正式开馆，这方墓碑便被置放在纪念馆堂屋中醒目的地方，供人们追念这位乡邦先德，并提醒人们不要忘了那段令国人耻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