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们庆幸杨老病情好转的时候，突然传来垂耗，作为受他多年教益的学生，心情是格外沉痛的。这使我想起四十三年前，当我们听说他答应来学校教课的时候，同学们奔走相告的欣喜情景。
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期间，当教授很清苦，很多建筑师宁愿多做几个工程，大都不愿意教书。杨老在那时已经是名建筑师，手上做的工程特别多，是个忙人。他愿意挤出时间来学校教课，而且从那时起他一直没有离开过教育岗位，这是更加令人钦佩的。那时杨老师的设计事务所“基泰工程司”在重庆市中心，我们学校在离城很远的郊区沙坪坝。他为了兼顾两头，往来颠簸，每次上课，从城里到学校要坐一个多小时挤得像沙丁鱼一样的市郊公共汽车。然而他风雨无阻，从不缺课。他对建筑学不仅有厚实的理论基础，对世界上各种建筑传统有很深的了解，对中国的建筑传统更做过脚踏实地的研究工作，再加上他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知识面是很广的。在教我们建筑设计的时候，他总是顺着学生的思路，循循善诱，一面动手修改设计作业，一面耐心地进行讲解，因而受到同学们的敬爱。更可贵的是，他不仅教我们具体的技术知识和建筑设计的本领，而且还教我们学习的方法。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一次给我改作业的时候，讲到他学生时代学习建筑设计的经验，他说他每次上课总是向老师提交好几个比较方案，借此听取老师对不同方案的评语，老师看到他用功努力，也就特别愿意对他作更多的评论讲解。他还说：他不仅通过自己作业向老师学到东西，而且还通过很多同学的作业学习到更多的东西。每次上设计课，他总是在课前事先把自己的作业图画好，等老师来上课的时候，他不需要像很多临时抱佛脚的同学那样，只顾自己闷头赶作业；而是万事俱备，到这时可以腾出时间跟着老师，看他逐个在同学的课桌上修改作业，听他评论并解决不同方案设想所产生的问题，因此每上一课，总能比一般同学获得更多的进益。那时我和某些同学上设计课时虽然也喜欢跟着老师多听多看，但并不很自觉，自从听了杨老师这番教导，就有意识地照着他的话去做。从中我领悟到勤奋二字在学习上的重要。这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解放后我多次跟着杨老师出国，他总是随身带着小本，看到好的建筑物或是园林风景，就勾画记录在小本上。每当我看到老人这种学而不厌的精神，总会引起一种自愧的感觉，感到我这个学生在勤奋二字上和老师仍有着很大的差距。
杨老师对学生的学习进步是非常关心而且是多方面的。为了鼓励同学提高水彩画的水平，他虽然不是直接教美术课的老师，但还是腾出时间亲自为我们做水彩写生的示范，并且拿出他的水彩作品，供我们参照学习。他在生活上自奉非常简朴，但毫不吝惜地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一笔钱，给建筑系作为水彩画的奖金。时隔四十年了，今天回想起杨老师当年的热心教导，仍感到无比亲切。
二、三十年代，杨老师在北京搞过多次古建筑的修缮工作，其中有天坛祈年殿、西直门箭楼等。由于他虚心认真的学习精神，从老师傅那里学到有关中国古建筑很多实际的施工和构造知识。因而他在向我们讲解中国传统建筑时，对每个部件为什么采取那样的形式，如何构造，如何施工，都能讲出一套令人信服的道理。他经手设计的很多传统中国式（那时叫宫殿式）建筑，比同时代的中外建筑师的同类型作品确实有更高的水平。随着时代的友展，他也不断接受很多新的思想，探索新的途径。解放初期北京的和平宾馆就是一个例子。他的作品，不论采取什么形式，都和他的为人一样，不尚虚饰，不故作惊人的姿态，实事求是，体现着一种周密的逻辑性；而且从大的布局到每个细部，在比例上、尺度上都仔细推敲，一丝不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想我们每个建筑师尽管各有不同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和习惯，但杨老师作品中所体现的实事求是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对我们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杨老这一代，是我国开始有建筑师这个职业、用近代科学方法来搞建筑设计的第一代人。他们从外国学习“建筑学”这门学科，回国执行建筑师业务，是经历过一番艰苦的过程的。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有人抱怨社会上对建筑设计不够重视，他们那个时代则不知要厉害多少倍。长期的封建时代里，建筑设计靠匠人师徒相传，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停滞，成了一种程式化的技术，到后来已难于适应近代复杂的社会要求。然而一般人并不理解这一点，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认为盖房子不需要经过建筑师的设计，直接找个营造厂施工就行，而不知道同样盖个房子，经过或不经过周密的设计，在适用、经济、坚固、美观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差别。另一种是认识到设计的重要性，但认为只有外国人才有能力担负这种工作。因为向来租界里的高楼大厦都是外国人设计的。当时这些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大城市租界地区，行政管理权又操纵在外国人手里，他们往往利用这个权力保护外国建筑师的利益，给中国建筑师设置种种障碍。像杨老这样老一代的建筑师，就要同时对这两种倾向作斗争，这是很不容易的。然而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在这方面为我们建筑设计这个行业开辟了道路。他们用一个个实际工程证明，中国建筑师的能力并不比外国人差。他们这一代是我们的先驱，开拓者，是中国建筑师这个职业的创始人，而我以为杨老是这一代人中间的杰出人物，是尤其值得敬佩的。
然而杨老自己从来都是很谦虚的，经历过很多重大的工程，有很高的声望，但从来不在我们这些后辈面前显示他自己，从不摆老资格，更从来没有听见过他用贬低别人的办法来抬高自己。十周年国庆工程、北京图书馆和毛主席纪念堂等重大工程进行方案设计的时候，每次都集中了很多人搞方案竞赛，其中有老有中有青，杨老在中间提供过很多方案设想，不管这些方案是否被采纳，采纳了多少成份，不管他的意见是否受到重视，他都采取同样的积极态度。当我们在竞赛中有问题求教他时，他也总是同样热情地、客观地提供意见，并帮助我们解决难题。这种不计个人得失，一心追求真理的崇高品德，在同行中是很突出的。
由于杨老在同行中德高望重，多次请他率领中国建筑学会的代表团出席国际建筑师协会的代表大会，并且担任国际建协副主席达八年之久。国际建协虽然是个学术性组织，但由于国际上政治气候变化多端，政治上的斗争常常难免影响到学术组织里来。但杨老谦虚谨慎，遇事和有关同志商量，办事又细致周到，总能圆满地完成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维护了国家的荣誉。他对我们说，他遇到这类问题，总感到受祖国人民和建筑界的委托，责任重大，不敢掉以轻心。杨老的谦虚品德还表现在各个方面，他经常来北京开会或办事，有时住的条件是很差的，但他从不在意。可是他也并不是那种毫无原则的好好先生。遇到原则性的问题，
他是不掩饰他的意见的。记得正当张铁生事件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人们问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他毫不犹像地说:“我是个教书先生，如果给我一个交白卷的学生，一点基础文化知识都没有，叫我怎么教呢？”杨老的这种不图虚名，不图私利，不随波逐流，既谦虚又认真的科学家的品德，我感到特别可贵，特别值得我们敬仰学习。
一位老前辈离开我们了，然而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一丝不苟，谦虚认真，不尚虚饰，实事求是的科学家品德则留给了我们，这正是我们后辈应该继承发扬的。
（戴念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