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巨涛
记得曾在网上看过一篇文章，评点中国各大学校名题字，其中对东大的评价是：东南大学的题字“最霸气”——是书圣王羲之的字！当然，是集字。每每看到类似说法我都挺开心，用古代书法家的字为现代大学题名的，咱绝对是中国高校“第一家”。可当初为什么会选王羲之的字作为校名标准字体？为什么当时没有找国家领导人或当代著名书法家题写校名？这其中有许多故事，坊间也有不少传说，虽然肯定和赞美为多，但常常不免以讹传讹。东大复更名已近三十年了，作为此事的亲历者和当事人，我已从一个小伙子变成了养老金领取者，知道这件事全过程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最近整理当年的日记本、笔记本，我无意中发现对此事竟有比较详尽的记载i，觉得自己应该把这个出了不少意外可又很有趣故事真实地记述下来，告诉后人，亦以正视听。
那是1988年四五月间，国家教委关于南京工学院更名为“东南大学”的正式批复虽然还没下来（东大“更名”过程极具争议也十分繁复，以后我可能会专文讲述），但“大局已定”。年初的校务委员会就通过决议，正式将校庆日由原先的每年10月15日改为每年6月6日——即当初“国立东南大学”成立的日子，同时学校的历史也从1902年三江师范学堂创建时算起，并决定1988年6月6日举行东南大学更名揭牌仪式暨建校86周年庆典。学校更名的各项准备工作不是大张旗鼓而是悄悄地有序进行。
那时我正在校长办公室当秘书，主要负责文秘方面的工作，1987—88两年正是学校各项改革动作频密，风生水起的年代，又遇上改校名这桩大事，学校各方面忙碌繁杂的程度可想而知。
在众多为改校名展开的准备工作中，校名题字，也就是“东南大学”标准字体的选择是一件大事，用老话讲这是学校的脸面，用现在流行的表述这是“学校的Logo——最重要的标识”。所以没有学校不予以高度重视。
传统上，中国大学的校牌或门头匾额，都是由达官名流或书法大家题写。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校名题字仍多采用名家手书这一做法，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领袖亲笔题写的校名，如毛泽东亲笔题写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湘潭大学等校名；邓小平题过中国政法大学、河海大学、四川大学等校名；此外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也题写过不少学校校名。第二类是名家手笔，如郭沫若、舒同、赵朴初、启功等一代书法大家都为许多学校题写过校名。第三类就是以名人“集字”做校名了，最多用的是“毛体”，即集毛泽东的字作为校名标准字体。也有少数学校用“鲁体”等，如厦门大学、西北大学就是用鲁迅的字集成的。
四牌楼校区的南大门一直是学校正门，老国立东南大学的校名当年就是写在木牌上，竖着挂在门柱上的。中央大学时期，南京工学院时期，校名是镌刻在杨廷宝先生设计的大门门楣上，“南京工学院”五个清秀俊逸的隶书是谁所书，好像也一直没个清楚权威的说法。
记不清是谁的提议了，反正最初新“东南大学”的校名是请刘海粟题的。刘当时是南艺名誉院长，著名书画大家，因以八六高龄九上黄山作画而名噪一时，南京金陵饭店，原南工新图书馆也都是他的题字。1988年他已年逾九旬，常年住在北京钓鱼台作画，闵卓当时也是校办秘书，她托了南艺宣传部的熟人才请刘海粟写了“东南大学”四个字，还奉上1000元润笔费。
刘的字大约是三四月间拿到的，我们制版后先后做了一些手提袋和信封信笺等小物件，校徽和纪念章的制作也着手设计。因为更名批复没下来，所以这些工作都是悄悄进行，校内知道的人不多。
5月9日，韦钰和孔庆煦（时任校办主任）从北京回来，宣布改校名大功告成，教委批复也带回来了，于是更名揭牌仪式暨校庆的各项准备工作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
5月10下午，后勤试着将放大了的刘海粟题字挂在南大门的门楣上，比划大小，为正式镌刻花岗岩的校名做准备。结果消息不胫而走，一时南门口聚集了许多人，大家边看边评价，我在当天的日记上写到：“大多数人对刘字颇多议论，不以为然…….”
韦校长可能也听到了议论，5月11日一早对我们说，“听说都觉得刘海粟的字不行，那用谁的字？你们想个办法吧”。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当时先想到的是，能否找到原东南大学的校名字样对付一下。正好刘晓芸妈妈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靠着这层关系，我俩当天就跑到二档馆查老东大档案，一天下来，结果令人失望。无论是正式文书还是照片都没有适合作为校牌的字样。“东南大学”四个字见的最多的反而是时任教务长的刘伯明先生飘逸的手书，可那也不适合作为校牌啊。
5月12日上午，校务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了更改校名和举办校庆暨揭牌仪式的有关事项，并要求新的校牌、校徽、校标及工作证、学生证等事宜必须在6月6日前落实。老孔会议中间急忙跑出来，找到我和袁国秋传达领导指示，特别强调校名改用什么字体必须赶快定下来，否则南大门校牌做不好，揭牌仪式及很多事儿都得泡汤，那问题可就大了。
此时离揭牌仪式及校庆仅有二十来天，再请领导人或书法大家题写校名肯定来不及，而且当时校徽和纪念章的设计方案已经出来了，厂家也找好了，如果更换字体就意味着模具也要重做，多花钱事小，耽误了庆典事大，我们校办一帮人议论商量半天，仍一筹莫展；无数的事积压在一起，真是一个头，两个大。但韦钰校长的态度是明确的，不用刘的字。我们只能另想办法。
都说是“急中生智”，有时其实是“病急乱投医”。袁国秋平时爱写毛笔字，桌上总放着一部《书法大辞典》，看到辞典，我突然想到是否可以采用集字方法来做校名题字，大家一时没有更好的主意，便都同意了这个建议。我们设想，现代人的字选两种，古代书法家的字选三种，加上原先刘海粟的字，一共拿出六个方案让校领导挑选决策。思路有了，事做起来就快了。古代书法家我们最后选的是王羲之、褚遂良和虞世南，一是他们名气比较大，二来校名还是以正楷或行楷为宜。现代书家我们选的是“毛体”和“鲁体”。毛泽东的字比较好找，记得就是以“毛体”的南京大学校牌为底本，把其中的“京”字，换上“毛体”山东大学的“东”字。“鲁体”是从当时电教中心主任徐志瑞提供的鲁迅手稿中挑的，“东南”两个字很容易找，“大学”就用“厦门大学”现成的后二字。我们把选好的字一一复印下来，然后按同样规格剪下贴好，再复印到一张纸上，编上号码，不注明书写者姓名，便于让领导无记名投票。这活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其实很繁，5月13日一天，我和老袁、刘晓芸差不多就在忙这个事情。字选好后，我们都觉得王羲之的字入选希望最大。褚和虞的字过于工整，缺少灵气；鲁迅的字因是手稿小楷，作为匾额不够丰满大气；“毛体”大气磅礴，人们倒是容易接受，但正因为太熟悉了，加之与南大过于雷同，反倒不占优势。而王羲之“东南大学”四个字清俊秀丽，飘逸脱俗，越看越让人喜欢。我清楚的记得，辞典中王羲之写的“大”有许多种，我坚持用现在的这个——一横微微上倾，左边一撇几乎直立形成有力支撑，右边一捺则是浓重的一个大点，特别有味道，与其他三个字也很般配。现在想来，当时我们名为让领导选择，其实倾向性很明显，甚至有点“恶作剧”的心理。
5月14日是星期六，上午照例开校党政联席会，第一个议题就是请校领导无记名投票，选择我们提交的校名题字拟选字样。结果出乎意料或者说不出意外，几乎所有人——不，是所有校领导都不约而同地在3号，王羲之的“东南大学”四个字上画了圈。谜底揭开，会场一片欢笑。韦校长轻松地说，“这下没话说了，不能再好了，书圣的字呀！”
也是巧合，恰在这时建筑系潘谷西教授ii让人送来写给韦钰校长及各位副校长一封急信，信中曰：“获悉校门上题字已用刘海粟字，从书法角度看实属次等作品，其间败笔甚多。实有损东南大学之声誉。若此事已成定局，建议循乾隆下江南刻碑之例，在刻石过程中加以修补。此事可请我系金允铨副教授主持……”
韦校长接信后立刻与在座的校领导商议，决议改用王羲之的字，并让我立即请潘先生到场，说明经过，拍板定案。韦校长亲自委托潘先生全权主其事，要求校办全力配合。
因当天下午我有会，是袁国秋跟潘先生去建筑系办理此事的。下午快下班时，老袁打来电话，要我晚饭后到一系美术教研室看校名放样结果。我赶到美术教研室时，他们已经把“东南大学”几个字做成幻灯片打在墙上了。在场的除金允铨老师和老袁外，好像还有几个人，但是谁记不清了。因为原辞典印刷粗糙，字小还不明显，一放大后走样甚多，我后在日记上描述，“犹如蚕食桑叶，边缘残缺，神韵犹在，可不忍卒读……”这样的字是无论如何无法制版的，金老师只好根据放样轮廓，执笔描摹。金允铨当年也就四十来岁，又矮又瘦，不修边幅，烟不离手；他酷爱书法，行楷草隶样样在行，唯独过分谦虚，一边描大字，一边念叨“圣人之字，神韵难近”。潘先生把确定东大“标准字”的重任交给他，他也的确非常用心。可有些事情还真是神奇，你看放大了的那几个字好像不成体统，可还是“王体”，神韵犹在；可你一描摹，就不是那回事儿了，一连勾填了好多张，字形虽然准确，可怎么看都不大像。于是我们就建议金老师，干脆不要描红直接临摹算了，他开始不肯，后经不住我们掇弄，便同意试试。只见他点燃一支香烟，猛吸几口即掐灭丢掉，然后拿起一支大号毛笔沾满墨汁，大义凛然地向铺在案上的白纸写将下去……
说真的，他一落笔我就觉得没戏了。金的字是很漂亮，但那是“金体”，不是“王体”。第一张勉强写完，他很不满意；大家违心叫好，鼓励他再写，可金老师已明显底气不足，才写了头两个字就把笔一丢，嚷道：“不能玩，不能玩，我可不敢再写了！”大家面面相觑，实在没招了。
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潘先生前面也进来过几趟但没说话，这会儿又来了。他听了我们的报告，再看看挂在墙上，铺在地上的字样，停一会儿，平淡地说，今天不早了，你们都回去吧。大家如闻大赦令，纷纷拔腿而去。临出门时，潘先生叫住我，说：“明天八点半，你到系里来一趟”。我诺诺应答，可想到这事如果不能尽快搞定，其他相关事宜便无法推进，一时心乱如麻。
第二天是星期天，八点半不到我就骑车赶到中大院，潘先生已在办公室等我了。见我来了，他拿起桌上的几本王羲之字帖，说，我们走吧。便领着我穿过走廊来到建筑系摄影室。推开门，见到朱家宝先生正在摆弄照相器材。朱先生是建筑系的老摄影师，擅长建筑摄影，杨廷宝、童雋、刘敦桢这建筑系“三老”，以及齐康、潘谷西先生等的设计作品和学术著作的图片多是他拍摄制作的。显然潘先生事先已与他沟通过，朱先生见到我们没有多话，接过潘手里的字帖，翻到事先选好的字样，将其固定在墙上的白板上，并布好灯光。潘先生的找的虽然仍是我们原先选的那几个字，但字帖印刷质量和字的品相都比我们好得多。
朱家宝先生用架在三脚架上的玛米亚中幅相机给“东南大学”四个字各拍了两张照片，然后立刻拿着胶卷到暗房冲洗。底片出来后，他和潘先生拿着极细的毛笔，对照着字帖仔细修版，制成拷贝，再将每个单独的字印出拼在一起翻拍，做成白底黑字的“东南大学”校名标准版。因为学校南大门上的校名必须有等比大小的字样才能送去刻石，所以最重要的工作是制作放大的校名字样。朱先生那时应该六十多岁了，不高微胖，干活时总是笑眯眯的慢条斯理却效率很高。只见他把放大机架高，将底片投影在铺在地上的白纸上，每个字约70公分大小，他跪在地上，先用铅笔小心勾出字的轮廓，经潘先生认可后，再叫我同他一起用墨笔涂黑（粗涂），最后由潘先生亲自勾填修饰，才算完成。“王体”的东南大学四个大字终于制作成功，效果极佳！等潘、朱二位先生把印好的六套四吋“东南大学”标准字照片和放大的字样交给我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
16日，周一一上班我就把字样送给韦校长等校领导审定，头儿们都满意。我立即把大样交给石卫平，他马上要了辆车送到镇江工艺厂刻字去了。我把几套字模照片，一套交给宣传部，一套交给印刷厂，两套送档案馆保存，还有两套放在我抽屉里以备校内有需要随时借用。
说实在的，从5月10日刘海粟的字挂出引起争议，到5月14日决定改用王羲之的字做校名，到5月16日确定并制作出标准字样，如此大事，短短几天就“天地翻覆”；这么大工作量，竟很快就落实完成。我不禁对韦钰的“从善如流”感到惊讶，对她的临机决断，如此信任下属只有佩服；为潘先生的拳拳爱校之心，对金、朱等各位老师的认真执着态度所感动。当然，我也觉得那时校办的工作效率和执行力还是挺高的。
1988年6月6日下午2点半，新校名揭幕仪式在四牌楼校区南大门隆重举行。在初夏炽热的阳光下，老东大第一届毕业生、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严济慈先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新东大名誉校长、省政协主席钱钟韩，新东大首任校长韦钰共同拉开了遮挡在门楣上两幅红绸子，在众人瞩目下，镌刻在黑色大理石上的“东南大学”四个金光熠熠的大字显露出来，顿时，欢声四起，鞭炮齐鸣，新的东南大学诞生了……
很多很多年以后，有一回我跟韦钰老校长聊天，说起改校名的事儿，我问，当时你那么果断地弃用刘海粟的字，是不是潘先生的信起了很大作用？还有，（改校名题字）那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就放心由我们“折腾”呢？
韦钰笑道：潘谷西对我哪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是头天晚上（5月10日）汪海粟先生iii给我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明确反对用刘海粟的字，并提高到“政治高度”。所以，我不能不重视，才要你们另想办法。其实，许多看起来很复杂的事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那会儿都那么忙，我不相信你们，又去找谁呢？当然，潘先生在这件事上是出了大力的，我要谢谢他!最后选用王羲之的字，也是各种各样原因碰在一起，“歪打正着”。不过让“书圣”给东南大学题校名，我们在全国也算是开了先例了。
2016-12-17初稿
i当时我在校长办公室当秘书，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比较详细地记下了这件“事变”的前因后果。
ii潘谷西教授是中国著名古建筑专家，刘敦桢先生高足，时任建筑系建筑史教研室主任。潘先生信中引文是我当天日记中记录的原文。原件应存在校档案馆。
iii汪海粟，南京工学院第一任院长兼党委书记，后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长。对东大的事儿极为关心，对韦钰十分支持。不过至今不知道当初他是如何知道要用刘海粟的字做校名题字这件事并及时出手干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