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鼎
我是在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南京市。从出生到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踏上英国邮轮Ranpura驶离中国国土为止，整整二十四年的时光，我都是在南京度过的。
南京，这个三国时代名臣诸葛亮叹为“龙蟠虎踞”、“帝王之宅”的六千年古都，向来是中国的文化重心。中国历史上有八个王朝以南京为首都：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与明；到了近代，西方势力入侵中国之后，南京更成为中国接受西方文明洗礼的大前线。中国与西方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后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就是在南京取得协议签字的；中国第一个以西方宗教为中心思想的群众运动——太平天国，也曾以南京为天京，占领统治达十一年半之久。到了二十世纪，孙中山先生融会中西思想，高举民族与社会革命的旗帜，推翻满清王朝而建立的中华民国，也是以南京为国都。民国十七年，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国，再度定都南京，更加速了南京现代化的脚步。
家世与私塾教育
围绕南京城四周长达七十里城墙的正西面，有一座叫汉西门的城门。在这城门的墙角下，矗立着一栋古老的四合院，门牌号码是“南京市汉西门四眼井八号”，这就是我住了二十四年的老家。李氏世代在南京经商做官，我的祖父李介之，曾于太平天国时期，投效湘军曾国藩及左宗棠的门下作幕友，并参与平息太平天国革命，立下很大的功劳。为酬谢我祖父的牺牲和奉献，曾、左两人分别赠送他多幅字画，其中左氏手书“直谅喜成三径友，纵横富有百城书”，我最为珍爱，而成为我一生读书交友的座右铭。
曾国藩和左宗棠是清朝领导自强运动的洋务派健将，在当时保守派仇外锁国的强大势力包围下，洋务派坚持对外开放，以“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思想也表现了我们李氏家族对西方入侵中国的看法。我们认为，西方仗恃船坚炮利来侵略中国，固然是不对的，但西方的优点仍要尽量去学，才能掌握制伏西方的钥匙。
介之公有两个儿子，伯父叫李兰荪；小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李白楼。李兰荪通晓英语，曾在上海教授西洋人中国话，但不久即退休返回南京老家，在四眼并的四合院开设私塾。我就是在家里的私塾中启蒙的。
李白楼，也就是我的父亲，诞生于一八七一年。他早年曾在江宁府作官，但因清政府腐败，便与哥李兰荪商量，一起辞职返回南京老家。返家后，我伯父仍操旧业－－教书。而我父亲则弃官从商。
我母亲刘氏，育有三男三女,大哥名国栋、二哥名国梁，我原名国檙，后因笔画太多，才把木字边去掉。
白楼公虽然弃官从商，对中国文化却始终未曾忘怀。在他的督促之下，我们三兄弟自幼即勤读古书，勤练书法。白楼公对我期望甚高，但他却很少亲自管教，而把教育的重担交给自己的长兄兰荪与长子国栋。
我的大哥国栋，是金陵大学中国与英国文学学士，毕业后即改名为小缘。一九二0年，他自费前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修习图书馆学，后来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修习教育社会学，因为图书馆对社会有很大的关系。获得硕士学位后，小缘曾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工作，为该馆收藏的中国古籍建立了一套目录系统。一九二四年，小缘返回母校金陵大学，主管该校图书馆，并与他在美国同学图书馆学专家共同创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当时有中国图书馆界三杰“黎元洪”的说法，就是以李小缘为首，其他两人分别是袁同礼及洪有丰。小缘兄后来申请到一笔哈佛燕京学院的研究费，在金陵大学成立了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社址为“小陶园”，意在追随清代文学名家袁子才。
除了私塾教育之外，南京的历史、地理、人文也在无形中教育了培养了我对中国的热爱。李家四合院的对面，就是南京的老城墙，从小即常听长辈们说，这城墙是以很宽很厚的特制大砖用糯米浇入石灰等材料砌起来的。从李家门口往前三百码，就是上城墙的斜坡；沿墙前行一里，就是龙蟠里；接着再走一个钟头，便到了虎踞关。幼年时，我常在放学后爬到城墙上去游玩，高耸入云的紫金山和雄伟广阔的南京市，尽入眼底；而南京城蕴含的六千年历史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孕育了我的人格与胸怀。
一九二0年一月，我十足岁。在大哥国栋的劝说下，插班就读南京新式小学高等二年级。
南京高等师范附小——杜威式的现代教育
南京高师附小，是当时南京最好的一所现代小学。这所学校的创办人郭秉文，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教育家杜威的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位留美的教育博士。他在一九一五年受聘担任南京高等师范的教务主任，一九一九年升任为校长，此后到他一九二五年卸任为止，南高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学府，与北方的北京大学齐名。为贯彻杜威的教育哲学，郭秉文特设南京高师附属实验小学，聘请当时著名的新教育专家俞子夷为校长。
在郭校长和俞校长的领导下，南高附小特别提倡杜威的民主教育哲学，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在灌输既有的知识，更应该根据各个学生不同的天赋才能，进一步培养、启发他们独有的智能。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南高附小不主张死背书，而特别重视课外团体活动。
就在我插班入南高附小的那年春天和夏天，杜威到南高讲学。他南高的演讲——“实验逻辑”、“哲学的历史”及“教育哲学”，后来辑录为《三大讲演》一书发行，与他在北京的一大演讲齐名。我当时年纪小，对杜威的来访，至今已完全没有印象，但我记得学校为了纪念杜威来华讲学，特别新盖了一栋大楼，专供低年级学生使用。此外，我还记得实验小学有很多课外活动，是其他小学没有的。例如，学校把学生编成许多小组，每组各有高低班学生若干人，还有一位指导老师，负责指导团体活动。我高小三年级的团体活动老师张若丹，尤其擅长带团体活动。张老师后来嫁给我在中央大学物理系念书时的系主任方光圻，他们的婚礼还特地请了我这们已毕业的门生担任傧相。
南高附小的自由学风，使我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然发展，而不必顾虑受到学校的处罚。我刚从私塾转到学校的时候，不大摸得清楚状况，也不晓得怎么按时上课。我和一位邻居孩子张同学常常在吃完中饭后，一起到学校后面的北极阁游玩。北极阁旁边有个小铁路经过，我们常在那儿看火车，觉得很有趣。玩得着迷时，经常连上课时间都忘记了，下午常迟到，功课也不大跟得上。
暑期过后秋季开始重读高小二年级。这回我比较知道用功，功课也能跟得上，但我还是有自己的嗜好与兴趣。
当时旧制的小学初小四年，高小三年。我念高小三年级时，大哥国栋就出国了，这一年，没有人督促读书。小学毕业时，因为生病，错过直升南高直属中学的机会，转而考进南京一所私立中学——钟英中学。
南京钟英中学
南京钟英中学是当地人蒋长洛于一九0五年创办的新式学堂，因为师资优良，所以颇负盛名。到了二十年代，由于学生人数激增，江北来的学生渐多，他们年纪较大又爱闹学潮，使得正规的课程经常被打断；再加上念中学的头两年，大哥国栋人在美国，没有人督促读书，因此常与张姓同学满山游玩。
到了中学第三年，也就是我十四岁的时候，突然对读书产生兴趣。当时钟英中学的师资十分优良，教数学的余介侯；教化学的俞采丞和教英文的蔡维藩都是著名的好老师。但是许多从江北来、年纪较大的学生，见老师比较严格，就发动学潮赶老师．弄得老师不敢在课堂上认真教书，只好让有心念书的学生另外选课。
数学老师余介侯，就常为学生开选修课，并且还举办有奖征答，答对的同学，可以得到一些算学的书籍当奖品。我因经常答对问题，所以得到许多好的算学参考书。举行三角的毕业考试时，余老师出了一百个三角问题，答对四题算满分，答对两题多就可以及格。结果班上七十几位同学都过关，其中六位更硬是做完一百题，我就是其中之一。余老师这种高标准的鼓励，使我对数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余老师也成为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人。
中学三年级时，大哥自美返国，见我已懂得用功读书，功课也进步不少，觉得很高兴，就把我当成他的小秘书，帮忙写信、写帖子。
一九二六年，自中学毕业。我的大哥对自己就读的私立金陵大学的美国基督教联合设立宗教大学许多仪式和规范不甚赞同，因此鼓励我考国立大学。一九二六年夏天，考上南京东南大学。这所学校是由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制而成，也是以往南中国的最高学府。当时我十六足岁。
由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由数学到物理
东南大学是在一九二一年由南京高等师范改制而成的，它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是一九一四年江苏省教育厅在前清两江优级师范的基础上创建的。根据近人的研究，为了筹备南京高等师范，江苏省特别在美国物色了两位专攻教育的留学生——郭秉文与陈容，由江苏省出资，请他们考察欧美当地的教育情形，同时亦负责延揽师资。郭秉文是当时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交游广阔，曾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的会长。经他的游说，南京高等师范一口气聘任了五十名留学生，都是各领域里最杰出的人士。一九一四南京高等师范成立，江谦任校长，郭秉文就任教务主任。当时招生采精兵政策，一九一五年仅收新生一百二十六人。
此后十年南高师在郭秉文锐意擘画下，成为南中国的第一学府。一九一九年郭秉文升任校长后，曾再度赴欧美，亲自观察、口试留学生，确有真才实学者即尽力网罗，因此南高师的师资阵容非常坚强，极一时之盛。一九二一年南高师改制为东南大学后，郭秉文又说服江苏督军齐燮元，将他父亲齐孟芳的寿仪十五万元，捐赠给东大建造一座图书馆。一九二三年，东大的实验室口字房失火，郭氏乃向美国洛克斐勒基金会募款，计募得美金二十万元的建馆费用和十万元的仪器费用，使东南大学拥有全国第一流的科学馆。
不幸的是，不过问政治的郭秉文无法见容于皖系军阀段祺瑞，因而在段氏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时被免职。消息传到东大，师生群情激愤，以集体退学、退职力争。郭氏因不愿学生卷入政治纷争而决心引退，转赴芝加哥任教。
我考取东南大学预科时，郭氏已离开东大。不久，国民党北伐成功，还都南京。十六年秋，东南大学改制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仿照法国大学区制，第四中山大学有高等教育部管大学业务，中等教育部管江苏省各中小学。二年后又改为江苏大学，因全校师生反对请愿，而于一九三0年底，更名为中央大学，由朱家骅先生任校长。这些国内政治与学校行政上的变动，使我自旧制中学毕业后连同预科，前后花了四年半的时间，就从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还好当时中央大学根深底厚，教学水准并未因更迭频仍而受影响。根据《中央大学一览》所载，一九二九年时，中央大学有八个学院（文、理、法、教、农、工、商、医），共计二十系二十科，教员四百四十二人，学生一千八百三十八人；学校一年经费一百八十七万，其中百分之七十来自江苏省，百分之三十来自中央政府。
我刚进东南大学时，选的是数学系。这个系有好几位教授是留法的名士派，上课常因忘了带笔记而提前下课；又有年纪大的教授，因多翻一页讲义，而使教学内容不相连贯。由于学不到新的东西，我渐对数学系兴趣索然，第二年便转入物理系。
当时中央大学物理系有教授六人、助教八人、学生七十余人，系上的教授都是一时之秀。系主任方光圻为南高师数理化科毕业，拥有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士学位，并曾于芝大物理研究所研究；此外，还有副教授四人：戴运轨（日本京都大学理学士）、倪尚达（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士、哈佛大学硕士）、查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物理博士）、张钰哲（芝加哥大学博士）；另有讲师张开圻，为东南大学理学士。
我在中央大学主修物理，依校方规定，全部应修一百四十二个学分，必修课则有五十三个学分，计十门课：普通物理、初级数学物理、电磁学、力学、光学、数学物理、分子运动论、热力学、近代物理及无线电学，其中普通物理、电磁学、光学、近代物理与无线电学等都有实验课。此外，物理系还开了十三门选修课：天文、物性论、热学、传热论、理论音学、天体力学、高等动力学、位元论理、电力学与电子论、相对论、辐射论及量子论、物理学史与德文书阅读。大部分的主修及选修课程都是用英文原版教科书，而且为了训练学生阅读德文书的能力，我选读商章孙教授开设的德文，我自二年级起即勤读德文。
除了物理本科之外，物理系的学生还必须修习共同科目，如党义、国文、英文、第二外国文及普通化学；另外还有体育课与普通军事教育。
一流的图书馆与实验室是中大物理系学生珍贵的资产。在一九二九年，中大物理系图书室计有参考书籍六百五十种，杂志三十七种，以及价值一万二千余元的图书，专供三、四年级学生及教员使用。实验室共计有十间，其中普通物理实验室两间，电磁学、光学、近代物理、X放射线实验室各一间，暗室与无线电学实验室各两间。仪器设备方面，则有普通设备、力学仪器、热学仪器、声学仪器、电磁学仪器、光学仪器、近代物理仪器及无线电仪器等，价值总计五万余元。
众多课程之中喜欢的一项是天文。与天文物理副教授张钰哲交情深厚，常在下课后找张教授聊天。一九三0年二月我大四时，在中国天文学会发行的第七期年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太阳运动之绝顶”的论文，内容主要是探讨太阳等星球在宇宙中运动的速度、方向及相互间的距离关系。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此外，我对核子物理也相当有兴趣。在大学时读到一本罗赛福德、查德维克与艾尼斯三人合著的《放射性物质的放射线》，书中谈到原子蜕变、分裂后产生的各种粒子及放射线，缤纷的原子世界令我十分向往，也促使我日后赴英追随罗赛福德研究。
除了浸淫于物理学领域之外，我对数学亦未忘情，我选择数学为辅修，也时常阅读数学书籍。中大毕业前后，还为中国科学社出版的《科学名人传》撰写数学家高士的传记，赞誉高士“道德高尚”、“学问渊博”，“事业伟大”、“足资吾人矜式”，充分表达对这位数学家的仰慕。
转入物理系后，我在中大物理系教员与学生合办的物理学会中连续三学期被选为物理学会理事，二十八年春主持会计，同年秋主持常务，二十九年春主持学艺。当时一块儿担任物理学会理事的还有戴学仪、汪积恕、郑家俊、谢立惠和吕大元；其中郑家俊是湖南人，谢立惠是安徽人，其余皆为南京人。物理学会每学期邀请名人讲演三到五次，郊游、同乐会数次，二十九年春又组织摄影社，由系上提供仪器，行政事务则由学生自己主持，十分受同学欢迎。
一九二九年秋天任中大物理学会常务理事时曾首创《物理学会手册》一书，筹划一年始出版。手册内容包括了物理学系、学会及会员介绍、科学年表、物理学界大事记、物理学名著百种、重要杂志名单、世界各大物理学会调查表、中国科学研究机关及团体调查表、国内各大学物理系调查表，以及诺贝尔物理奖历届得奖人名录和工作；附表中并列有物理普通常数一览表、天文常数表、物理单位及因子表、微积分公式表、原子量表和国内外大仪器公司介绍，以及中华民国万年历。丰富完备的内容，使这本手册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迷你的物理万宝库。
一九三0年十二月，我自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应钟南中学之聘教了半年高中数学及物理后，一九三一年九月我透过查谦教授的介绍，转赴金陵女大任教。
金陵女大的教书生涯
后排左五为李国鼎先生
金陵女子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由美国联合教会筹资，在一九一五年开办。一九二八年，女大校友密西根大学生物博士吴贻芳获聘为校长，此后校务蒸蒸日上。一九三0年代初期，该校大约有学生两百五十余人，教师四十余人。
一九三一年秋季我受聘任教金陵女子大时，是全校仅有的“男士”(年轻的男教师）之一，另外两位(金陵大学毕业的邱玉池和温步颐）在化学系任教。我教的是数学与物理两科。为了准备教学内容，把主要课程如三角和微分方程中的几百个题目全部拿出来试作一遍。如此教学相长，使我后来考中英庚款公费留英时，完全不用准备数学，即考了全场第一名。当时主试数学的南开大学姜立夫教授曾于阅卷后特别召见我，问我何以不赴英深造数学。我说大学时的数学教授不擅教学，使我兴趣丧失，改习物理，是不得已也。
任教于金陵女大时，我参加在南京的两个自然科学学会，其中之一是“中华自然科学社”，另一个是“中国天文学会”。中华自然科学社是中央大学自然学科毕业生组成的社团，目的是为普及科学运动。他们发行的刊物《科学世界》，内容多介绍自然科学及其相关之应用科学，以浅显通俗为原则，不登载过于高深或专门的论文。我常在这本刊物中发表数学与物理的论文。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科学世界》第一卷第一期出版。在它的发刊词中，《科学世界》编辑部说明了他们发行这本刊物的动机：
“我们敢大胆地说一句，中国人之所以处处失败，还不在于经济的恐慌、政治的纷扰，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学术本身上有毛病。几千年来，国人所倡导的，多半是一种迷信之术……别人已经在坐飞机了，我们还在安步当车；别人的文化天天都在突飞猛进，而我们还是文明古国。像这样落伍的民族，宜乎要惨遭内忧外患，宜乎不能生存在于狂波怒潮中的二十世纪。
东邻的震雷，使我们再从梦中惊醒。有志之士，群起高呼救国。救国的方法很多，途径不一，我们认清事实的需要，及自身能力所及，出而普及自然科学……
我们是科学的信徒，我们很能体会“科学无国际的伟大精神”……但我们承认各时代的学术，不论主持的人如何卓越，总是受时代背景的支配。我们处在内忧外患的时代中，我们一切努力和工作，当然偏重我们现在隶属的社会利益……”
在这种“科学救国”的理念下，我亦致力于介绍认为最重要的科学观念，如“精确”与“极限”。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在《科学世界》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以“施之毫厘，差以千里”为题的文章，来阐述“精确”这个观念。我说，近代科学家的努力，差不多都是在一般人认为可以四舍五入的小数点上下功夫，而四、五世纪以来，科学的显著进步，就是他们这种精神。
接着，我用了几个例子来证明这种精确的精神如何帮助科学进步。在天文学上，哥白尼发现行星都是绕着太阳走的，同时认为它们绕行的轨道是圆形，但他并不能明确地说出这个圆形状。后来，有个丹麦人泰柯氏和他的助手克普勒，用两根交叉线的望远镜，花了一年的时间观察火星的运动，才发现它的轨道与行星圆轨不太符合，有些时候会相差约八分弧。这个差距只是毫厘之微，但克氏并未掉以轻心，经过许多繁杂的计算后，克氏终于成立了他的第一定律，即行星的轨道是椭圆形的，而太阳则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这个定律，后来促使牛顿发现了“反平方定律”。英国人亚当士再根据牛顿的定律，发现天王星的运行时间和计算结果相差数十秒，仔细验证之后，他找到了一个影响天王星运行的星球——海王星。
在电磁学方面，十九世纪初以来，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证明磁力可以变成电力，但没有人能作出结果。一八二一年法拉第进行这项实验时，把磁棒放进电线绕成的空心螺旋形，意外发现了电流计里有些很细微的动作，当磁棒移开时也有同样的现象，潜心研究后，法拉第终于发现了将磁力变成电力的物理定律。但直到四十年后应用科学家才明瞭他的定律而藉此发明了电动机与发电机。法拉第当初并没有实用的动机，纯粹只是为了求真，但他却创造了二十世纪的电气时代。
我在本文的最后为天才下了一个定义。我说“天才是一个人，他能把毫厘的差别看得出来，还能加以解释、追索”，劝勉读者努力培养严谨、敏锐、不马虎的态度，将来必会成功。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我又在《科学世界》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极限”这个数学概念。我以庄子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话作导论，来探讨数学上“无穷小”的观念。
此外，自中大毕业后，还在张钰哲与吕大元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天文学会，曾数度被推选为评议员候选人，并于一九三四年获选为编辑委员会委员及选举检票员。
在中国天文学会的期刊《宇宙》上，我一共发表了四篇文章。其中两篇是在金陵女子任教时发表的（“宇宙能源之新学说”上篇与下篇，《宇宙》第二卷第三期、第四期，一九三一年八月、九月）；另有两篇则分别是在赴英国留学后及抗日战争期间发表的（“英国剑桥大学之天文设备”，《宇宙》第七卷第十号，一九三七年四月；“民国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日全食之日冕全亮度”，《宇宙》第十三卷第一至三号）。
一九三四年．我接受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邀请发表了一篇“天南地北话恒星”的讲稿，后来登载于《科学世界》第三卷第四期上。这篇文章里，详细说明了星座的定义、大小、亮度、年龄及数目，对人人神往的闪烁星辰，作了科学性的诠释。
我在金陵女大时结识了我的太太——宋竞雄。宋竞雄来自安徽舒城一个基督教家庭，当时为金陵女大生物系的学生。两人相识一年后，我即考取中英庚款英国留学。而宋竞雄女大毕业后则仍留在母校附属中学任教。仅能凭鱼雁往返，互通心曲，而后结婚。
中英庚款留学考试
李国鼎先生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
十九世纪末中国拳匪之乱仇杀洋人，清廷为此向欧美列强（九国）付出了巨额赔款，俗称庚子赔款。这笔赔款总数是黄金四亿五千万两，但因为分四十年还清，故实际付出的总额近黄金十亿两。到了民国，美国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率先将拳乱赔款捐出，设立清华学校，有留美预备班，然后改为大学，并有官费考试，甄试学生赴美或赴欧留学。后来，国民政府成立，中国统一，先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英国也将庚子赔款退还，移为建设或中英学术交流之用。
一九三一年四月，中英庚款董事会成立，内有十名华人董事、五名英人董事，由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任董事长，曾留英的政治系教授杭立武担任总干事。他们利用该款建造粤汉铁路，并开办了多项文化教育事业，如保存文化、史迹、古物，补助高等教育及研究机关的建筑、设备和讲座，还补助了大专、职业学校与农村教育，以及考选留英公费生。
第一届中英庚款留学考试在一九三三年夏天举行，原订名额二十名，但仅录取了九名，其余并入下届计算。第二届在一九三四年夏天举行，录取二十六名，我就是其中的一人。
这二十六位第二届中英庚款录取者里各科学生都有，金陵女大教化学的邱玉池考取冶金工程，而学物理的有二个，朱应诜、钱临照和我。我们一起在八月搭乘英国邮轮Ranpura自上海出发，经过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可伦坡、亚登，过了苏伊士运河后，到达埃及的塞得港，再过了马尔他，最后抵达法国的马赛港。因为赶着开学，我们在马赛改坐火车到伦敦，总计旅程三十余天。这些留学生由于长期朝夕相处，感情十分融洽，我常称呼他们为“同学”。
这是一九三四年夏天，我离开了居住整整二十四年的故乡南京。
此后我仅有三次回到南京故乡作短暂停留。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由于抗日战事兴起，我自英国返国参加抗战，乘船抵达香港，再经武汉回到南京，到汉西门省亲，这时只有母亲与姊姊在家，大哥小缘一家已随金陵大学西迁，那时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总干事是杭立武先生，正需要人员协助运送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到武昌，要我协助运送，我就陪同母亲和二姐夫妇随船去武昌。在武昌和内人宋竞雄女士重逢，也就在武汉结婚，迄今晨夕厮守已是六十年了。
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抗日战争胜利，周茂柏先生邀我同去南京、上海打捞沉船，随即自重庆搭机飞上海，亦有机会去南京故乡小留。翌年三月，周先生奉命在上海担任中央造船公司筹备处主任，邀我协助其筹备工作，随在上海停留，此后于一九四八年周茂柏先生来台湾造船公司担任总经理，邀我担任协理，从此与南京故乡又睽违了四十五年。
第三次，也是最近一次，是在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应世界银行之邀，前往大陆辽宁省大连市参加一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我于大连参加会议后，赴北京与大陆首长交换意见及参观名胜后，即返故乡南京访问，并在东南大学及南京大学发表演讲，介绍与大陆财经状况有用之台湾经验，旋引起大学教授与学生对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之风气。两大学教授并根据我以往之论著计划组成编纂委员会编撰李国鼎丛书，以作有系统之介绍，丛书全部共选辑我的论著六百余篇，由委员会加以整理分类编纂，分为十四个分册，共约四百万言，现已出版十一个分册：
一、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
二、台湾经济发展背后的政策演变
三、台湾经济发展中的科技与人才
四、台湾的人力资源和人口问题
五、台湾的财政金融与税制改革
六、台湾的对外经济合作与加工出口区
七、台湾的对外技术合作与外资利用
八、台湾的经济计划及其实施
九、台湾的工业化
十、台湾的企业经营与管理
十一、台湾的现代农业
预定于一九九七年内出版三个分册，完成全部出书：
十二、台湾的都市发展与公共事业
十三、世界经济的考察与研究
十四、台湾的高新技术与现代化
《南京文献》第1辑，［台]南京文献社印行，1997年。选自左惟、袁久红、刘庆楚编《大学之道——东南大学的一个世纪》，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