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滋
王德滋，1927年生，江苏泰兴人。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中科院院士。195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地学院院长、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现任《高校地质学报》主编、《岩石学报》副主编、中央大学校友会副会长等职。长期从事花岗岩与火山岩研究。
1946年，我离开家乡苏北泰兴，进入国立中央大学地质系学习。时光流逝，转眼之间，已经五十多年过去了，回忆往事，当年在中央大学学习的情景，仍萦回脑际，犹如昨日，现追忆一二，以期对我校优良学风的由来，提供一鳞半爪的资料。
入学考试难
当年的国立中央大学，号称全国最高学府，包括七个学院，几十个系科，拥有众多的名流学者，素以严谨求实的学风著称，它面向全国单独招生，单独命题，把关很严。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从重庆沙坪坝迁回南京旧址。1946年恢复在南京招生，这年报考人数激增，超过了三万人，而录取名额仅有五百名，平均六十多人中才录取一名，足见进入中央大学何等不易，像这样“高门槛”在当时全国大学中是罕见的。
高淘汰率
中央大学实行严格的淘汰制，低年级的淘汰率几乎达到三分之一。主要是“英语关”和“数学关”难以通过，成绩不合格，重则退学，轻则留级。我刚入学时，同班同学共有十八人，但几经变化，由于成绩差或转学等原因，到毕业时仅剩下六人，淘汰率之高，可见—斑。
教授上基础课
中央大学重视基础课教学，教授上基础课已成为传统。“普通地质学”是地质系的入门课程，由系主任张更教授亲自讲授。我清楚地记得在第一堂课上，他开宗明义地讲：“普通地质学是地质系的启蒙课程，非常重要，学好这门课，可以启发你们学习地质学的兴趣，使你们懂得如何认识地质现象，从而正确解释地质现象。”短短几句话，言犹在耳，印象十分深刻。还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我们作为刚入学的新生都渴望见到仰慕已久的校长。后来听老同学说，要见到吴校长并不难，主要在课堂上见面，因为他亲自给物理系一年级讲授普通物理。于是，我们预先打听清楚教室和上课时间，早早地守在教室门口。上课铃响了，吴校长夹着厚厚的书走到我们面前，他身材顽长，面容慈祥，向我们频频点头。他的讲课娓娓动听，配以优美的姿势，不时停下亲切地询问听懂了没有？吴有训校长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校教师树立了重视基础课的榜样。
注重外语训练
中央大学四年学习期间，多数学生都掌握了两门外语。其中，英语是第一外语，属必修课，实行强化训练，分为英语阅读和英文作文两门课程，学分差不多占一年级学分数的三分之一。除此而外，外语训练几乎贯穿整个四年过程，各门课程都指定外文参考书，教师讲课同时介绍中、英文名词，我们记笔记也采取“雨夹雪”的办法，即中、英文混合记录。到了高年级时，教师更进一步要求学生自己选题，自己查阅外文文献，然后归纳整理成论文。我写的一篇“白云石的成因”，是看了几十篇英文文献后写成的。论文写成后由学生轮流上台报告，教师坐在台下听讲并提问。这种教学相长的方法，有效地培养了学生英语阅读和文献综合的能力。经过多种形式的外语实践，中央大学学生毕业后一般都具有较强的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
严谨踏实的学风
在中央大学学习期间，我们时时受到严谨踏实学风的熏陶，这对于我后来的治学方法有着深刻影响。这种学风，既表现在教的方面，也表现在学的方面，是教师严谨教学与学生勤奋学习的综合。举例来说，普通生物学是地质二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做实验时，教师要求我们在显微镜下一丝不苟地描绘细胞的结构、草履虫的形态等等。担任实验的助教认真批改实验报告，仔细地审阅我们的素描图，发现画得不正确的地方，就用红笔做个记号，要求我们对照实物重画，直至逼真逼肖为止。我永远不能忘记已故李学清教授的治学态度，他讲授“岩石学”非常顶真，不仅执行讲课计划像时钟一样准确，而且每次实验必定亲自到场指导，真是做到了言传身教，不遗余力。对于重要的定理、规律以至一些重要的数据，他要求我们在理解的基础上熟读，甚至达到背诵的程度。当时对这种教学方法我颇有点不以为然，甚至有些反感。但后来我自己毕业留校任教，也讲授“岩石学”，由于在学生时代打好了基础，加上自己的独立钻研，初次讲课即取得较好效果，这时才感到李学清教授治学方法使我得益匪浅。在中央大学地质系读书期间，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系主任为了保证野外实习而“囤积”汽油这件事。野外地质实习是地质系学生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宁镇山脉发育了典型的地质构造，是从事地质实习的理想地区。但由于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教育经费奇缺，每月的行政经费只够订几份报纸，根本谈不上提供实习经费，只能望“山”兴叹。在这种情况下，系主任绞尽脑汁，组织教师为一些私营矿山干活，出卖“智力”，得到一点报酬和资助。又担心通货膨胀，不得已买了一桶桶汽油“囤积”起来，利用学校提供的汽车，保证了学生野外基本功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