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世隆
韩世隆，1922年6月出生于四川新都。1946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经济学系。四川大学国际贸易与金融系教授，兼任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学术专家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全国美国经济学会顾问、中国金陵印社艺术指导、新世纪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等职。享受国务院有贡献专家津贴。
事如春梦了无痕，但对一个年近八旬的我来说，五、六十年前的往事，却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我是1942年考入中大，第一年在重庆柏溪就读，以后的三年都是在沙坪坝度过的。
时值抗日战争时期，中大从南京迁渝不久，沙坪坝不少教室盖的是茅草屋，它与近邻重大石建的高楼大厦成鲜明对照。柏溪新生住的是大统舱，沙坪坝老生的寝室是八人一间，师生生活都十分艰苦，但全校学习与学术空气却十分浓厚与活跃。可容纳数百人的大图书馆日日夜夜座无虚席，经常是尚未开馆，门前就挤满了人，希望早进去能有座位和从开架上抢到教授们指定的参考书。当时，各国政府首脑、中国各党派要人与社会学术名流到校作讲演报告的很多，同学大都踊跃前去听讲，求知求真的欲望是十分强烈的。
我在中大四年，连续更换了四位校长，给我印象较深的一位是第二任的顾毓琇，顾老当年还相当年轻，但已是国内知名的电机学专家。他工作十分勤奋，不仅总管全校教育行政事务，而且还要搞科研并亲自给学生讲课，我多次在松林坡下看见他脸上流着汗，衣袖沾满粉笔灰，显然是刚下课归来。
中大当时经济系的老师大都是从美、英、德、法、日留学归来年轻的知名教授，如褚葆一、陈振汉、王惟中、吴斐丹、罗志如、邹依仁、宁嘉风、朱伯康等。有的是从前中央研究院聘请来的兼职教授，如巫宝山、傅筑夫；有的是在李庄复旦大学兼课的，如樊宏；有的是从前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请来的，如冀朝鼎、陈绍德；还有曾任中大总务长和系主任，后来自己经办复礼民行，当经理的吴傒教授。
我在中大经济系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论文，题名是《计划经济的历史意义及其本质》。开始写作时，当时在重庆南开中学内南开经济研究所的陈振汉老师曾为我指定一系列参考书，后由吴斐丹老师担任指导。抗战胜利后，吴老在中大迁回南京后不久就转到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七十年代，我赴上海开会，前去复旦拜访，当时他已年近古稀，刚从教室讲课归来，身穿灰色布衣，精神矍铄，一如当年。满室书籍，桌上积稿盈尺。他告诉我，住房虽经多次迁徙，但在图书资料中仍保留着我在沙坪坝时写的毕业论文。当代硕儒对学生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钦佩。后来吴老赴蓉开会，我请他在川大寒舍吃了一餐晚饭，“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吴老师早已作古，迄今犹令人怀念。
在中大师长中对我印象最深，迄今仍有书信联系的是褚葆一老师，他是中大经济系在重庆沙坪坝时最后一届的系主任。他从英、德留学返国，在中大经济系担任《货币银行学》与《希克斯经济理论》等课程讲授。当时他还年轻，大约近三十岁，有同学戏称他为“Baby Professor”，褚老师温良恭谦，平易近人，讲课一字不苟，非常认真，上下课非常准时。抗日战争期向，中大教授生活十分清贫，他和师母与两个孩子挤住在中大校门侧一所十分简陋的灰黑白二层楼房的楼上，我班同学毕业时，褚老师热诚为同学介绍工作。抗战胜利，中大迁回南京后，褚老转到上海商学院任教并曾负责校务工作。后又到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任所长、名誉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等。由于褚老和我均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任有职务，因而从七十年代后，每次学会召开会议，我们师生常相聚晤。有一次在重庆开会，我们同往沙坪坝中大旧址一游，历经数十年的沧桑巨变，步上松林坡，喜见松柏犹存。原先修建的大礼堂也屹然在目，但已改为影院、俱乐部。褚老当年曾住宿过的大校门侧的那幢小楼房已不存在。邻近重大，过去每天晚餐后同学们江滨漫步的那棵大榕树似乎尚在，步上山坡尚可遥望嘉陵江上的点点帆影。另一次在南京开会，褚老与我约同南开大学经济系陶继侃老教授同游四牌楼前南京中大，即现在东南大学的校园，我们在六朝古松下摄影留念。另一次是廿年前在南京大学召开的八十周年校庆，褚老和我应邀参加，经济系历届毕业校友到会约数十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学长也参加了这次盛会，共同摄影留恋。这次校庆盛况空前，南大名誉校长匡亚明，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出席了大会。庆祝活动共约一周，每天上午召开学术研讨、教学交流与参观展览，午后到宁各处名胜观光。与其它高校校庆活动比较，南大召开的这次校庆是十分圆满和成功的。
回忆抗战时期，中大文、理、法、工等院系的课程教学可以说是开放式的，学生可以跨系、跨院听课，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除了重视对基础学科和外国语文的学习与培训外，对美学与艺术人才的培养上也十分重视。当时徐悲鸿老师主持艺术系，海内外知名的艺术大师如傅抱石、黄君碧、陈之佛、谢稚柳等云集中大，百花争艳，极一时之盛，它不仅对文艺专业，对其它专业的学生也有深远影响。当我在柏溪，一年级读新生时，图书馆书架上的世界名人录就载有悲鸿大师的词条。柏溪过江的磐溪有悲鸿师的一座别墅，假日同学们常渡江拜访参观。记得当他从印度访问并携印度诗圣泰戈尔画像归来，时在沙坪坝松林坡的一间大教室作过一次报告，室内坐满了人，找不到座位的只有在窗外站着听。悲鸿师容光焕发，风神潇洒，对印度特别是对泰戈尔作了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十分生动的介绍。除了艺术系大师们作品的展出外，建筑系的师生也常有精彩的绘画与图片展出。抗战时期在物质条件极端贫乏的条件下，名教授与艺术大师的讲课、演说及其作品的交流展出，都是极其宝贵的，它们是鼓舞青年学生前进，追求真、善、美的无比丰富的精神食粮。对同学德、智、体、美的全面培养和思想素质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都是十分巨大和深远的。
最后，总结对上述抗战时期中大师长的一些回忆与半个多世纪来自己从事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我认为新世纪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要求应当是科艺结合、文理渗透、勤劳创新和德才双馨。愚见是否恰当，敬希海峡两岸与国内外校友教正。
选自《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