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达人
刘达人，贵州省典义市人，1919年出生于上海市。1941年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毕业。1947年在美国纽约大学研究院毕业，获得政学硕士。1968年获菲律宾圣多玛士大学政治学博士。历年在台湾外交界服务，任职亚、美、澳、非、欧五洲各地。曾任台湾中大校友会会长。
中国对日本抗战初期，那是1937年的6月，我刚自上海市光华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同年7月7日发生日军攻打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我由刚考取之浙江大学转学到由南京迁移重庆之国立中央大学。在中央大学求学四年，1942年6月中央大学毕业。1941年12月日军发动轰炸珍珠港，并大规模进军东南亚各地区，爆发了太平洋区域大战，中日血战八年，1945年8月日本宣布对盟国无条件投降，迄今已五十七年矣。
八年抗战时期，日本军对我大后方如重庆、长沙、桂林等地区展开大规模的轰炸行动，所以1938年我到重庆中央大学报到之后，几乎都在防空洞“躲警报”。刚开学时，同学们都住在松林坡，我就读历史系一年级，与一位化学系同学方振声同睡上下铺，躲防空洞时也常在一起，有一次我带了一架老式照相机，与方君偷偷的溜出防空洞，爬在松林坡的树林内拍日军轰炸后的大火情形，因是老式的大镜头相机，拍照时会有闪光，结果警卫看到闪光，大叫“有汉奸”，我与方君两人双双被捕，以“间谍”嫌疑被关在校警室，后经查明只为照相，写了悔过书后才被释放。过了一天，校务会议决议将我们两人分别记大过，也就是说三年内如果再犯一次大过，即被开除学籍；因此我戏称日后三年内已无“活动空间”，只好循规蹈矩。
我原考入浙江大学，现寄读中央大学，乃属于“借读生”，分发在中大一年级，必须到嘉陵江畔的柏溪分校上课，距校本部沙坪坝约三十华里。分校建在山坡上，由柏溪沿着石板路上山。分校的饭厅，恰好位于最高处，而校本部松林坡的最高处则是图书馆，故后期同学乃仿照当时要人训话的口吻，戏称:“柏溪以吃饭为要务，沙坪坝以读书为中心。”吃饭在当时是一件大事，米饭中掺杂有谷子、砂子、稗子，甚至有鼠粪，不一而足，同学们称之为“八宝饭”，菜肴则多为四川榨菜，空心菜，豆腐等。偶而会有白馒头佐食；虽是粗茶淡饭，但每逢用餐时刻，大家却很兴奋，争先恐后，抢着吃，否则会吃不饱。
当时年轻，活动力强，与若干理工农学院的同学，如刘裕瑄、王裕平、钱定宽、张锡龄、黄嵩松等十人组织了一个福星社（Lucky Star）团体，我们这个团体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与柏溪镇唯一的饭店——柏溪饭店的人员大打出手。该饭店是当地一位土绅士王九老爷所开设，不知是否因为面价太高或服务不周，我们社友八、九人前往与之理论而发生冲突，最后他们只好关门大吉。当时校方一方面不愿意得罪当地土豪劣绅。另则因我已不能再被记过，否则会面临开除的命运，所以只好从轻发落。
此外，在松林坡上的社团很多，各大小社团经常举办娱乐活动，因此各式各样的壁报、海报层出不穷，言论开放。
中央大学历史系素重国学修养，当时的国学大师柳诒徵、朱希祖、汪辟疆等均在中大文学院任教，影响所及，历史系也以中国古代史、断代史为主，而我自觉国学基础不好，想专攻西洋史却不成，乃请求转系。二年级时我由历史系换到政治系，因而由文学院转到法学院，环境大不相同。当时法学院的教授、同学都沾有一些政治气息，对时事较有兴趣。法学院院长先后为董冠贤、马洗繁，法律系主任先后为何义均、张庆桢，政治系主任张汇文，经济系主任吴干。这几位院长，主任，除马洗繁外，其他人后来都去竞选立法委员，全成为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童冠贤、张汇文未迁移来台。
校长先为罗家伦，他是五四运动的健将，我离校时的校长是顾孟余，后来于1943—1944年间，一度由蒋中正兼任。
二年级我改到沙坪坝校本部上课，该校舍建在松林坡上，环山而筑，有点像印尼爪哇岛的浮罗浮屠佛城，与国立重庆大学为邻。全校有七个学院，一个研究所，三千一百多位学生，但女生只有二、三百人，约为十分之一。学生们读书上课的教室、作息的宿舍全围绕在此山坡。当时沙坪坝有所谓四抢：一抢图书馆座位，二抢教室前排座位，三抢饭桶，四抢水用。
1940—1941年时期，日机曾以中大为目标，投过三、四次炸弹，校方利用该地地形将防空洞筑在山丘内，故当时有句笑话“见机而奔入穴为安”，在此情况下，乃饮食无望，睡眠也不足。
当年校舍虽然简陋，但师生们充满爱国情操，无人对此发出怨言，老师的教学精神以及学生的求学风气，反而更为旺盛。由于大部分学生的家都在抗日沦陷区，经济来源中断，乃依靠政府的公费、贷金提供食宿，以维持生活。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十分清苦，又经常处在空袭威胁之下，但每个人仍不分酷暑或严冬、白天或夜晚，努力用功读书，故图书馆的座位在课后往往无一虚席。人人志气高昂，觉得前途无量，亦可谓人人以天下为己任，虽衣着褴褛（破旧蓝布大褂），面有菜色，但仍显露英锐之气，实是新时代希望之所寄。
当时日机每天轰炸重庆，有时一天之内连续轰炸四、五次，企图迫我国投降。这时大家只好躲在防空洞内，洞内照明不足，大家挤在一起，根本无法读书，但每当警报一解除，图书馆或空教室内立刻坐满学生自修，读书风气反较平时为盛，教授们也多专心于任教，有使命感，因而轰炸摧毁不了我们的决心。
在沙坪坝的一个大宿舍里，住着二、三百个系别不同的青年学生，大家睡在统舱的上下铺，房内无自己的书桌，彼此反而较和谐团结。毕业后，只要碰到校友，不论在校是否认得，片刻间即成为熟友。绝大多数的中大师生在社会上单打独斗，并无所谓的“中大帮”，此或受到罗家伦校长所树立的风范“诚朴学风”所致。现在仍在台湾同班或先后班同学有：朱汇森、王作荣、易劲秋、楚崧秋、谢森中、高廷彬、史锡恩、王聿均、胡三奇、管传来、张锡龄、何国瑄、潘人木、吴敬基等人。在海外者有：庞曾濂、郑士鎔、冷绍拴、朱声铎、陆孝同、易家训、钱定宽、刘裕椬、童传辰、杨毓德、居载春、杨宗珍（孟瑶）、胡梅漪等多位。
抗战时期，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创导贷金制度，（学生不曾偿还），1938年1月至1944年2月，各大学学生全以公费待遇，一律免费供给伙食、衣物、书籍。此举成就了流亡学生离乡背井、在大后方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这批学生为数达十二万八千余人。由于战时的环境特殊，生活艰难，大家在毕业后都能吃苦耐劳，对国家民族意识特别强烈，对律己、热诚助人的行径也特别认同。
1939年，日本滥炸后方云、贵、川等各省城市，重庆有所谓五三、五四、五二五等三次大轰炸，日军每天由早到晚出动大批飞机，集中目标，投弹于重庆市区内，造成死伤达七千五百人，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极为惨重。
幸运的是，重庆一到冬季，整个市区及近郊全都笼罩在浓雾中，能见度极差，因而避过了日军的轰炸，市民、学生乃利用此大雾下“不跑警报”，赶去办事或上课。到了夏天，空袭又恢复了，从五月开始到十月，连续轰炸六个月，无人可以正常工作，此种整天处在空袭的日子，被称为“疲劳轰炸”。
我大学二、三年级时，抗战最为激烈，不过，大家却还能苦中作乐，记得当时重庆的文艺活动特别蓬勃（全国皆然）。电影公司有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另有一中央电影摄影厂，简称“中电”，他们各拥有大批的明星，如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秦怡等。此外还有两个话剧社，一是中国青年剧社，一是中华剧艺社，他们都借用抗建堂、国泰戏院等学校礼堂，公演话剧，如《日出》、《雷雨》、《放下你的鞭子》、《野玫瑰》、《雾重庆》、《屈原》等大型话剧。一般市民和大学生对看戏都非常的踊跃，这是在大轰炸下勤跑警报的唯一欢乐，当时校园内流行着歌唱音乐会，歌名如《松花江上》、《八百壮士》、《义勇军进行曲》、《旗正飘飘》等爱国歌曲。当时的学风非常朴实、坚忍，具有时代背景，与目前学生的兴趣或关心的问题，似有天壤之别。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并派遣大军席卷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等地，造成太平洋战争。整个局势路转峰回，我国已露出胜利曙光，再经过半年，我四年的大学生活终告结束，于1942年6月28日取得中大法学士文凭，转而投身社会。
我毕业于中央大学政治系三〇级，同时毕业的同学共有十三人。其中有三位已作古：王桂生、李学禧、李福祥；留在大陆者七人：陈祥达、朱本源、陶成龙、周斌汉、王贡献、邓继康；在台湾者一人：刘达人；在美国者有二人：张国勋、郑士鎔。时光易逝，转眼毕业已近六十年矣。
选自《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