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达
在我回忆学生生活前,首先要衷心感谢我的母校——中央大学附属中学、中央大学医学院和第五军区大学对我的养育之恩:人们都认为学校是教育之恩,我怎么会提“养育之恩”?因为我从初中一年级直到大学毕业,没有交过学杂费,住校没有交过住宿费、伙食费。中学申请了贷金,大学申请了助学金,从高中到大学毕业,寒暑假都住在学校里,母校就是我的家,它养育着我,教学培植着我,恩深如海,永远难忘!
我父亲是国民党军需局的一名文书,抄写军队发薪名册的,整天抄写,右手中指都磨出坚硬的老茧,抗战初期19元的月薪,还要寄5元到湖南老家的祖母和妹妹做生活费,到抗战快胜利时才增加到48元。我读小学是在重庆受日本飞机不断轰炸,生活很不稳定的情况下,读几天,停几天。重庆是个雾都,有雾时敌机找不到目标不来轰炸,上午9点以后雾散了,敌机就来炸了。学校利用有雾时上课,往往是早上5点上课,9点不到就放学了,早上4点就得上学,在漆黑的路上非常害怕,到课堂里只点两盏煤气灯,昏暗暗地。书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不到一学期就放假了,想方设法换学校、跳级,跌跌趴趴拿到小学毕业文凭。因家中经济困难,父亲送我到裕丰纱厂去当工人,在面试的时候,被淘汰了,理由是“太瘦的黄毛丫头,不能胜任工厂的劳动”。有人劝母亲把我送人当童养媳,母亲不同意,她虽是一个家庭妇女,但她知书达理,还会写诗,经常教育我:一个女性一定要有本事能自立,才不会受人欺凌、蔑视,希望我们自立,正巧,我们的房东是一位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在国内当教授的,他知道新建立的中大附中沙校要招生,是公立的学校,收费少,可申请贷金,他对我印象不错,鼓励我去报考,我听了很乐意,所幸的是我考上了,母亲支持上学,父亲也未反对,我上中学了,这是我人生命运的一大转折。
中大附中沙校在重庆沙坪坝,靠近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松林坡,校舍非常简陋,但老师几乎全是中大师范学院的毕业生或实习生,个别是中文系和生物系的学生,教学质量很高,老师带我们到大学部实验室看显微镜,带我们到野外识别各种植物等。同学有一部分是中大教授的子女,个别高官子女和富裕家庭出身的,穷学生也不少。校风朴实好学,生活较艰苦,经常吃不饱饭,十天才打一次“牙祭”(即吃一次猪肉),上晚自习点的是桐油灯,两人一桌共一盏,下自习时满脸乌黑,尤其是鼻孔就像烟囱一样。可喜的是我们可以到大学部洗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可算是一大享受。
沙坪坝在当时,可算是有名的文化沙龙,尤其在抗战胜利的前两年,那里有周小燕的花腔独唱,管夫人(喻宜萱)的民歌(王洛宾的歌曲)独唱,有时是她们合起来的音乐会。有戴爱莲的现代舞表演,有许多话剧陆续表演,如曹禺的《日出》、《北京人》、《原野》;还有学生演的《郁雷》,即红楼梦片段……等,我和章加民等同学都争着去看、听,有的是义演,有的要买票,我们常在演出中途向检票员求情,让我们进去站在走道上看,也有找到后门或侧门偷偷进去。还有周假日有重大或中大学生与美军赛棒球;青年会礼堂常常有讲座,我曾听茅盾讲“文艺写作的方向”,我记忆很深的是他说:“写作的源泉,必需深入工农群众生活中去,实际体验”。1945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同志到重大饭堂演讲,我和几位同学,也挤进去听,实际上我也听不懂,是慕名而去的。偌大的饭堂挤满了人,连窗子上都坐着人,没有扩音器,但他的声音很洪亮,在后门都听得清楚,我很佩服。
以上主要说明我们不仅接受学校的正规教育,同时受周围环境气氛的熏陶,对我们的成长起着积极的作用。
1945年抗战胜利了,人们欢呼雀跃,我们更憧憬着光明的前途。46年暑假学校迁到南京萨家湾,即现在的南师附中,重庆的中大附中沙校和青校(青木关附中)合并,同学多了,分文理科两班,章加民、金作美、陈亚白、我等选在理科,功课繁重,数学、英语作业多,可是看进步小说成了时尚,共同争着轮流看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托夫忒耶夫斯基、巴金……等的小说。对当时的政府腐败,社会上的囤积居奇、贪污腐化、草菅人命非常痛恨,向往自由平等民主生活;对当时政府组织的反苏游行,拒不参加。对47年学生组织的“五·二0”反内战游行暗暗称快,金作美在周日独自买鲜花到鼓楼医院慰问“五·二0”受伤同学。我和管霍江、陈亚白等同学,偷偷到行政院门前去看行人道上,用红漆写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后来我还收集了“拿饭来吃”等画册,进步思想较活跃。
学校是男女同校、同班级,但我们班男女同学不讲话,不来往,除偶尔为公事谈上几句,从初中到高中毕业都是如此。到大学(中大)新生都在丁家桥上课,我见了工学院的易有文同学如同陌生人,周围同学奇怪地问“你们不都是中大附中的,为什么不讲话?”我答已习惯了。然而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文革”后,奇迹出现了,那时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已成家立业,儿女成群,却彼此逐步串联,相互沟通,像滚雪球一样,全班男女同学凝聚在一起,经常聚会,叙旧谈心,创办通讯刊物,交流感情,还有中学老师如谭勇教授、谭雪纯教授也参加我们的聚会和投稿,现在大家红火起来,亲如兄弟姐妹,正如李潜生同学写的“……,我们这个群体,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沉重的时代烙印,数不清的磨难,许多真挚而感人的情景展现了一幅幅历史的画卷……”
高中毕业是春季,等到暑假才能高考,经常和金作善一起复习功课,她的思想激进,带我到四牌楼中大操场参加篝火晚会,操场上聚集了大学生,我俩也混在其中,绕圈一面走,一面唱“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好地方”,感到很痛快。
暑假要择校考试,当时的社会对女性来讲很难选择专业,要么有靠山,可以随心所欲;要么当花瓶,可轻易获得好生活;我既无靠山,也没条件当花瓶,同时也鄙视花瓶,衡量着自己最好学医,这职业只有病人来找我,我不必去求人,因此,我考了中大医学院,幸运地被录取,背着背包,提着网兜,没有箱子,枕头就是我的箱子,衣服塞在枕头里,就这样择学了。初入校一切都很陌生,没有中学女同学在一起谈笑,每天抱着笔记本和文具,一会跑这个教室一堂课,一会又要赶到另一个教室上课,不像中学就在一个教室里,教室又特简陋,木板平房,课桌一长条,凳子也是可做4—5人,课前还得提前到教室抢前排位置,老师上课无扩音器,去晚了坐后面听不见,课堂也不例外。像中学都是多年的熟面孔,大学课堂陌生面孔很多,谁都可以来听课,有名的老师来上课时,往往高朋满座,如果去迟了连位置都坐不上。还听同班同学介绍:医学院课程多,要求高,一门主课不及格要留级,两门主课不及格则退学。我听了真胆战心惊,相当茫然;就在这困惑时,遇上了沈钟英,她比我高四班,很和蔼,总是笑眯眯的,她介绍我加入读书社“风社”,又要我参加合唱团,我并不乐意,因为功课压力大,她知道后,劝我功课抓重点,什么《三民主义》课可以不管,有些学分少的课到临考时看看就行,学分多的课程要重视,在她的指导下,我逐步开朗了,“风社”、合唱团的活动我不缺席,周日躲在僻静的教室里做功课。
第一学期寒假,1948年冬正是淮海战役时期,国民党摇摇欲坠,社会动荡不安,我父亲在抗战胜利即复员返乡和母亲在老家,他教小学,母亲替人缝衣维持生活,他们关心我一个女孩子在外不安全,促我回家过春节。我预感他们会不让我出来读书,在回家前告诉在外文系的章加民同学,当学校要开学时,打电话催我返校,回到家,果然母亲劝我不外出,还说“你是一个大学生,在乡下教小学是顶呱呱的”,幸好春节过后,加民来电了,我拿着电报就向父母告别,这算是我生命的第二个转折。
回到学校上课很松散,有时没有老师上课,风社的活动多了,还选我当文艺宣传组的组长。不久就是“四·一”学生运动,我是宣传员随游行队伍走,在观看游行的群众集中处,我就到群众中宣传游行的意义和目的,我们“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我手中没有扩音器,凭着自己的嗓子喊,使劲大声讲述。当队伍走到鸡鸣寺市政府门前时,我差点被特务抓走,幸亏身后有地下党同志把我拉进队伍中。我还动员几个同学一道到老虎桥监狱看望朱学成、华彬清、李飞几位进步同学,向他们致敬。没几天,沈钟英找我谈话,动员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点头了,当时的确是抱着为革命牺牲一切乃至生命在所不惜的志愿。到4月下旬南京解放前夕,局势很紧张,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都分散,隐蔽起来了,我正患疟疾,高烧不退,党组织还派了一位女同志守护着我,以防出意外。4月23日晨,巡逻的同学高喊:“南京解放了!”我听了由衷地兴奋,不顾发热疲惫,起床就往外跑,在同学手中抢了欢迎解放军等标语纸条,到马路每处张贴。晚上还参加欢迎解放军文艺晚会,上台朗诵诗,那股革命热情,只有同时代的同学才能理解。
南京解放后,就没有正规上课,接下来忙着组织全市大专院校的同学,集中在四牌楼校区办“暑假学园”,团结同学学习社会发展史,成立合唱团,组织同学到中山陵郊游。总之,动员同学不要离校,安心学习。
1949年8月,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医学院由中央大学医学院改为南京大学医学院,1951年又改建为第三军医学院,1951年我们参军了,不久又改建为第五军医大学。校址仍在丁家桥。
“暑假学园”结束回到班上,情况变化很大,选了班长,学习、文娱组长。划分了学习小组,还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当时党组织尚未公开,但党员已集中成立支部(原来是单线联系),支部要求党员首先学好功课,遵纪守法,树立威信,团结同学,做好群众工作。说老实话,当时压力很大,社会工作多,功课紧,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党组未公开,过组织生活、研究问题和学习文件,都是半夜三更进行。
我们班上有8名党员,4男4女,都很单纯,积极上进。实际上整个班同学都努力学习,积极要求上进,彼此关心,共同进步,在医学院是比较突出的。
1951年下半年,学院效仿苏联模式,开始分专科上课,医本科学制原来是6年,改为5年,教育部为培养高校各科师资,举办了许多高师进修班,我们班被派了6名同学到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进修寄生虫学,指定要我带队,离开了医学院。直到1953年返校领取到本科毕业证书。
我们班对第五军大学来讲是第一班,在校的表现不论政治思想,业务学习都是较突出的,据我说知: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表现也突出。涌现了两位院士(何凤生、孙曼霁),两位一级教授(张新生、邓敬兰等),军衔高的有中将(张新生),少将(吴光华、邓敬兰),博导教授(陆守增、邓敬兰等)。世界红十字会输血部副部长(梁文煦)是黄种人首次任此职,医院院长(张新生、钱方毅)。医院政委,国际军事法学会理事会中国理事、法律顾问、教授(张纪孙),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何凤生)。还有不少正(副)教授、正(副)主任医师。这群莘莘学子,都以各自奋斗的成就,向母校的谆谆教诲做出了回报。我已84岁了,感到非常惭愧,对母校的恩情,仅仅只有点滴之报!
(医学院40级校友)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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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期(P2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