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大镛
陶大镛，1918年出生于上海。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1946—1948年应邀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49年在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文汇报》经济周刊主编。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新建设》月刊主编。1954年以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全国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
我是1936年秋天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的。由于家境清寒，在上海读中学时，就因缴不起学费，半工半读才勉强读完高中（商科）。很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在一年级时，只知道发奋读书，不大过问政治。那时还要写些稿子，靠点稿费维持自己的生活。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祖母和父亲病重，我回到了上海。七月底八月初，在三天之内，祖母与父亲相继去世，我是独子长孙，那年才20岁，刚刚料理完丧事，谁知“八·一三”上海战事又起，全家从闸北逃到租界，挤住在一间小阁楼里。我仍靠写稿子维持生活。正在这时，收到学校来信，中央大学决定迁移到重庆，要我赶快回南京去报到。我到底去不去？思想波动很大，真是左右为难。幸好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二姐夫鼓励我走，他说今后母亲和姐姐的生活由他负担。就这样，我两手空空，只背了一个布衾，在炮火中匆匆离开了上海，由于没有钱，我从上海步行到镇江，在镇江遇到了同学，一起回到南京，又从南京乘船同赴重庆。我们乘着一艘货轮，住在船的底舱到了武汉。在武汉等船时又遇到日本飞机轰炸，过三峡时历尽艰险，终于在1937年9月初赶到了重庆。
从1937年到1940年大学毕业，在大学二、三、四年级的几年里，我都是在沙坪坝度过的。那一段难忘的岁月，很值得回忆。当时生活十分艰苦，中央大学是借重庆大学的一侧，在松林坡上盖起了—片简陋的平房。集体宿舍是几百人一大间类似仓库式的平房，睡的是双层床、上下铺。洗脸间是半露天的，每个人的饭碗都放在脸盆里。饭厅里八个人一桌，大家都站着吃饭，伙食由学生会自己管。虽然有时要“抢”饭吃才能吃饱，但每餐还能四菜一汤。当时四川桔子、花生都很便宜，桔子一角钱一大筐，偶而还能打打牙祭，生活是苦中有乐、富有朝气！只是，像我这样的穷学生就更困难了。当时我在重庆举目无亲，冬天只有一件绒衣，经常是光着脚穿球鞋，在重庆大学的操场上跑步。有一次得了疟疾，没有钱吃药，我睡在上铺直发抖，同学让我换到了下铺。一天晚上，我起床到门口解手，不觉晕倒在尿桶边，恰巧后来天下雨了，感到脸上发凉才醒过来，当时幸好年轻，醒后坚持站起来，洗了脸再回到床上。
那时生活虽然艰苦，读书空气却很浓。我们的教室十分简陋，图书馆阅览室也很小，但是藏书不少，主要的参考书都有。大家学习刻苦勤奋，到图书馆还要早去抢座位。我们的学习还常常受到日本飞机轰炸的干扰。在1939年“五四”大轰炸期间，每逢下午一拉警报，我们就要跑进防空洞。即使在防空洞里，同学们还在学习，或看小说，有人还朗读莎士比亚诗句……警报一解除，学校就上课，秩序很好。当时中央大学拥有很多具有学术权威地位的名教授，对学生们影响很大。如宗白华先生讲美学，方东美先生讲康德哲学，沈刚伯先生讲西洋史，孙本文先生讲社会学原理……我很喜欢听沈先生讲课，他一上讲台，不仅教室里坐满，连窗口，地上都站满、坐满了人，各系学生都可以自由地来听课。教授们教学认真，中午也不回家，他们生活相当清苦，常常是吃一碗阳春面就当了午餐。学生们课余去请教，他们也不怕麻烦，因此师生间感情深厚，关系十分融洽。当时的教务长童冠贤先生，在经济系讲“西洋经济史”也很受学生欢迎。我在二年级时，因成绩不错，已获得奖学金，在“西洋经济史”的考试中，我用中英文同时答卷，童先生颇为赞许，鼓励我博学，还经常借书给我。
当时的同学，不仅学习刻苦，而且关心时事，抗战气氛浓，爱国热情高。可是校内的政治情况很复杂，每届学生会改选时斗争很激烈，国民党通过三青团操纵学生选票。有一批三青团员、党棍子，早该毕业了，还不走，一呆就是六、七年，他们是“职业学生”，为反动政治服务的。那时校内也有我们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在那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也培养出了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我在大学一年级时，不大过问政治，很幼稚；二年级到重庆后受抗日战争影响，接近进步同学，逐渐接触了进步书刊。我读了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后，才认识到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工人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到北京时，有人问我是如何接受马列主义的，我说，就是从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程》开始的，联想到我的父亲，他从16岁起到去世，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人。我从小就常到排字车间看父亲排字，他瘦弱的身影，他苦难的一生，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去世时才49岁。我读了《政治经济学教程》，才懂得像父亲那样的无产阶级是怎样受资本家剥削的，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思想有了转变，接受了马列主义。此后我真是如饥似渴地要求学习，起初，找不到《资本论》，我就念英文本；后来，我拿出奖学金的一部分，托人到香港买了三本英译的《资本论》，在一个暑假里就把它念完了，这部书我至今还保留着。
1939年前后，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团”，还做过团长。参加这个团的同学很多，在“五四”大轰炸时，听说重庆城里防空遂道堵塞发生惨案，死了上万人，我们就跑步进城冒险参加救火、救人，没有什么工具，我们就凭着满腔热情，在火里穿行；居民被压在废墟下，我们就去抢救，记得有的人被拉出来时已经没有腿脚了。那种惨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也难忘记。“救亡工作团”是学习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要接近群众。我们曾组织同学下乡、下煤矿，慰问他们。大轰炸后，还组织歌咏队、话剧队到城里义演，卖票得的钱用于帮助疏散难民，为难民发救济金。之后，在1939—1940年间，我们还募捐办了个刊物叫《新流》，请生活书店帮助刊出了两期。
也就在1939年，我与进步同学联系更多了，经济系的石山（靳吉甫）同志是地下党支部书记，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和我单线联系的是中文系的陈维诚同志，我从他那里看到不少延安寄来的小册子。1939年春天，陈维诚介绍我参加了地下党。
后来，陈维诚通知我说，校内国民党、三青团活动很猖獗，我们要与之抗衡。组织上让我出来负责主办“中苏问题研究会”，这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开始每隔一星期开一次座谈会，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介绍唯物主义哲学。在会上公开提出“我们要认识苏联在二战中起什么作用，能否与英美联合反法西斯主义”，当时在校内很受欢迎。
每到星期六，我们还通过“中苏文化协会”负责人张西曼，与苏联大使馆联系，借苏联影片，在校内露天放电影。还在苏联大使馆的支持下，在沙坪坝举办过苏联人民生活图片展览，虽然遭到国民党党棍们的骚扰、抗议，但是在我们轮流看守之下，还办了三整天，影响很大。
“中苏问题研究会”办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请思想、文化界的名人如邹韬奋、沈志远、钱俊瑞等到学校做报告。其中最轰动的就是请周恩来同志做报告。我以个人名义曾写信给他，请他到中央大学来讲当前形势，讲“中国青年向何处去”的问题，他约我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谈。他说我可以去，但是一定要校方领导同意。你去找童冠贤先生吧，他同意了我就去。”我回学校后，就去找童先生，取得了他的同意。之后，我又到曾家岩周公馆去，我看到当时周恩来同志起居生活非常俭朴，还见到了邓颖超同志，她出来给我们倒了两杯水……
周恩来同志到中央大学来做报告的那天，童冠贤先生亲自到校门口去迎接，他们握手时，我看出他们像是很熟悉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童先生和周恩来同志在日本留学时曾一起生活过，童先生曾和我们党有过联系的。
那是1939年的春天，周恩来同志当时担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副部长，那次报告是在中央大学的大饭厅里举行，报告的题目大概是：“谈谈当前的形势与任务”。他的报告讲得好极了，非常生动，很吸引人，讲了足有两三个小时，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天大饭厅里挤满了人，真是掌声不断，轰动极了！很多年后，在解放初期，有一次周总理到民盟来，那时我是民盟的候补中央委员，我问他是否还记得请他到沙坪坝中央大学去做报告的事？周总理含笑回答说：“记得！记得！”
“中苏问题研究会”的活动，前后约有一年。当时与此有关的外围组织，一是“社会问题研究会”，另一是“文学研究会”，我都参与了，但是都不如“中苏问题研究会”影响大。由于参加的学生很多，我们开会时，三青团想捣乱都不敢，他们只好在门外吹吹口哨而已。
以上活动都是地下党组织的，石山同志也参加了“中苏问题研究会”的活动。党推我出来负责具体工作，可能因为我算是个好学生，在同学中有点影响吧！
到了1940年初寒假时，国民党掀起白色恐怖，中大的地下党员冯秀藻突然被捕。党通知我们“中苏问题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说抓人的黑名单上有石山、曾联松等人。
不久，石山、陈元晖、周寿威三人去了延安。当时没有通知我去延安，但是不许“中苏问题研究会”活动了。校长罗家伦要开除我，是童冠贤先生保了我，说我是个好学生。他找我谈话，叫我不要参加社会活动了，要我好好写毕业论文。此后半年中，我白天在重庆大学图书馆，晚上在法学院教室集中精力写论文。我的毕业论文是中国古代生产技术研究。当时我很崇拜郭沫若，我也学习甲骨文，论文的第一篇写的是石器时代，以后是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写完第一篇，我送给郭沫若先生看，他很高兴，介绍在当时的《说文》历史期刊上发表，因此，史学界很早就有人知道我。但是论文写完后，交给经济系主任吴干，他看后却不予通过，也不让我参加西南联大的留美庚款考试。之后，童冠贤先生看了我的论文，打了85分，又让我参加了庚款考试。后来听说已考取了，最后却被当时教育部划掉了我的名字。
这已经都是6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回忆起来，至今仍让我难忘而激动！当我们的母校百年校庆即将来临之际，写下一笔，留作纪念吧！
（此文由本人口述，陆方校友整理）
2001年11月于北师大
选自《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