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宏（农艺系33级）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在校长罗家伦带领下，毅然西迁到重庆办学，校本部设在嘉陵江边的沙坪坝松林坡，与重庆大学相邻，另在嘉陵江上游的柏溪设一年级分校，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和医学院则迁往成都。
1941年夏天，我在湖南衡阳考区投考中央大学，被录取进农学院农艺系。当年学校开学晚，通知12月12日报到。我长途跋涉，千里迢迢，从老家广东兴宁负笈远行，于1941年11月3日到达沙坪坝校部，离报到尚有49天。11月6日我带着欣喜好奇的心情，到了将要开始大学生活的柏溪分校，在校的前中学老同学刘莲昌和陈宝根热情地接待了我，安排生活，等待报到开学。
难忘的柏溪生活
柏溪在重庆嘉陵江上游江边的山坡上，由江边沿溪旁石路蜿蜒拾级而上，路旁柏木葱茏，溪水潺潺，这就是顾名思义的柏溪。到坡顶，豁然开朗，出现一个山村农村盆地，便是中大柏溪校区。校区四周是青山绿水，充满诗情画意，坡下是嘉陵江水滔滔，坡上是当地农家种着旱地庄稼，柑橘山芋等，秋天柑橘成熟了，万绿丛中一点红，信步橘树林间，散步江边，或垂钓溪上，实是最美的享受。
我到校时，柏溪学校已初具规模。校区建在丘陵山间盆地上，中间是个大操场，教室、宿舍、饭厅与办公用房等，围绕操场，依山建筑，配置得体，井井有条。男生宿舍旁边，靠溪建了一个游泳池，溪水终年不断，大雨季节溪水会咆哮直泻嘉陵江，出现壮观景象。柏溪分校远离闹市，几与世隔绝。柏溪距沙坪坝约三十华里，离重庆约五十华里，虽有校船，但因季节关系，常行船困难，船期不定，来往校部之间，多半靠步行，去一次要花上半天，借此可锻炼筋骨，何乐而不为。在战争年代，在柏溪一年的艰苦紧张愉快的读书生活，终生难忘。
艰苦的生活
1941年入学后，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一切似乎都很严峻和困难。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日本的飞机曾轮番轰炸，造成有名的大隧道惨案。我大学四年，日本的飞机虽没有再来轰炸，但空袭警报还是常有的。在柏溪一年，遇过两次警报，有一次发生在1942年元月9日凌晨两点钟，学校教官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慌忙穿好衣服带我们躲进校区内的防空洞，洞中有灯，大家安静地坐在长板凳上，大约经过一小时，飞机没有来，解除警报后大家再回到宿舍。
我们的住宿条件很差，宿舍是瓦顶竹墙的大统舱，墙是用竹片编成，用泥和石灰涂着做成的，能防风雨。上百个学生住一个统舱，空气污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统舱中间留一条过道，过道两边用双层木床隔成卧室，每室四张床住八个学生，室与室背靠背，讲话大家都可听到，室内只挂着油灯照明，没有电灯，不能看书学习，学习要到教室或图书馆去。
重庆地区春暖早，到了四月份闷热天气，臭虫开始咬人，宿舍里不能安睡，男同学只好到教室去占位子，夜里睡在书桌上，早晨把铺盖搬回宿舍，有些同学把木床抬到游泳池，泡在水里，或用开水烫，但虫卵泡不死，除不干净。
学生吃饭可申请学校贷金，沦陷区或贫困学生能免交或减交伙食费。1941年12月入学报到时我申请贷金，当月公布贷金名单，我仅得到半补助，每月还要交伙食费60元，推算当时伙食费每月约130元。伙食油水少，且经常粥饭不够吃，抢饭成了生活中的大事，女同学抢不过男同学，尤其会吃不饱，假如误了吃饭时间，到饭堂已吃光，便会饿肚子。伙食不能保证青年时期基本营养，或许是我感到精神疲乏，学习效率不高的原因。
学校伙食由学生自己管理，成立了伙食团，按系班级轮流办伙，办一次一个月，每月向学校领一月的伙食费，由学生采购油盐柴米菜，办伙时总想精打细算，让大家吃好点，但因为钱少，物价贵，平时克扣点，到了月底几天打牙祭，尽量让大家多吃点肉，就感到高兴了。学生办伙有好处，可精打细算，有一分钱都用在学生身上，按班轮流办伙，还可互相比赛。我参加过伙食团，当过伙食干事，但感到常要缺课，影响学习。
紧张的学习
当年12月18日开始一年级新生入学训练一周，穿制服打绑腿结皮带，每天早晨集合行升旗礼，操练，听讲话、报告和学校介绍等。12月25日正式上课，上、下课、吃饭作息都按吹号指挥，在山村校园里，俨然像过着战时军事式的学习生活。
农艺系一年级时读了英文、国文、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普通化学、农场实习等课程，一年级下期读完动物课，加了高等数学，共23.5学分。
初时对大学的学习生活不适应，加之，我是广东人，到了大学后才学讲普通话，说不好听不清，语言困难。上课时，教授在讲台上讲，在黑板上写，学生在下面埋头记笔记。教授指定参考书，没有教材，课后常借同学笔记对笔记，找参考书整理笔记，一小时的课我要花两小时整理，整理笔记很重要，考试主要考笔记，虽有参考，但粥少僧多，所以平时非认真不可，大学四年都是这样。
一年级的基础课都是大班，人多，例如动物学由陈义教授讲授，全班110人，在大教室里，坐在后排位子上，黑板上粉笔字看起来吃力。我听力差，听不清，陈先生是浙江人，讲话地方音重，我特别困难。此外，上课教室不固定，因此下课要夺门而出，跑步到另一教室抢前排座位去听课。
初时柏溪晚上没有电灯，学习点菜油灯，蜡烛贵不想买。开学一个月，图书馆和阅览室才有了电灯，教室里则挂了气灯，晚上要到图书馆占位子。因位子少人多，秩序纷乱，学校实行排名单自修的办法，每人每周只能轮到两晚。学校晚上九点就吹号统一熄灯，再想学还得点油灯。当时学习是异常困难的，但困难也是可以磨练人。
沙坪坝校本部的领导和同学对我们的学习很是关心，校长顾孟馀看望过两次，对全体学生讲话，鼓励大家学习，星期一纪念周会请校外名人给我们作报告，农学院院长和农艺系高年级同学来给我们介绍院系情况。1942年元旦全校举行了同乐晚会，学校拿出800元，买橘子花生分给每个人，气氛热烈。那时候各省同学都设有同乡会，我们广东广西同学有两广同乡会，此外还有客家同乡会，时常要到沙坪坝去参加聚会，一年的学习虽是艰苦的，精神上是愉快的。
严格的学风
战争期间，物质条件虽极其困难，生活十分艰苦，但严谨认真的中大学风，闪耀光辉，教授们教课严格认真，学生读书刻苦认真，学习紧张而活泼。
学校由南京迁到四川，因校长罗家伦先生未雨绸缪，抓得紧，决策正确，计划周密，在搬迁过程中图书仪器未受损失，连良种牛也是专人千里迢迢赶到四川的。因此我们普通化学可以看到Deming，Brinkley，Holmes等人的原著或影印本General Chemistry，学植物学可以看到Holman的General Botany，二年级时上遗传学，可读到Sinnottand Dunn著的Principles of Genetics等。我听课后整理笔记，再仔细看看这些参考书，有效地提高学习效果和学习积极性，也锻炼了我读外文书的能力。
植物、动物、化学和地质等课程，都有实验（习）课，农场实习则全部是劳作。植物动物的实验能用到显微镜，化学实验能用到各种试剂和玻璃仪器，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有时下午的化学实验要作四小时才能结束，直到吃晚饭，所有实验都要交实验报告的，老师要求很严，实验报告做不好，不及格，要重做。有一次做动物实验是解剖蚯蚓，指导老师是刘玉麟先生，每人发一条大蚯蚓，我花了四个小时看显微镜，蚯蚓的生殖器官总找不到，图画不出，画不好，刘先生把我的实验报告成绩打成D，Repeat！（须重做），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农场实习要学挑粪浇菜，挖山芋，割麦子等农活。有一回水稻插秧，要赤脚下水田，指导老师是刘后利先生，女同学害怕，让穿着长袜子下田，这个场面令我不能忘怀。
一年级时的十门功课，门门要考试，考试方式繁多：大考、小考，有的课月月考，国文课每周交一篇日记和书信，连军训也要考，所以学习生活除了上课，看书整理笔记，便是紧张对付考试。考试不及格得补考，否则影响下期选课，甚至留级。体育课测试，跑百米及格15.4秒，我跑了14.4秒，跑一千五百米，及格7分10秒，我跑了6分10秒，但每周两小时的体育课我误以为一小时，缺课太多，体育老师警告我要补课，否则留级半年，突如其来的问题使我很震动，一年级下期我只好补课，每周四堂体育。
柏溪一年是我在大学学习一年，学得吃力，紧张，但也学得活泼，终生受益。陈邦杰教授讲的植物学课，我很感兴趣，我专门设法买了Holman著的General Botany影印本，让我植物学基础打得较好。我的国文基础差，要读补习国文课，老师张先生要求严，我也学得认真，后来还参加了国文作文竞赛。我坚定信心，抱着“人一能之己百之”的决心，靠自己努力，把学习成绩赶上去，学年终了时，十门课总平均达到70多分的中等程度，对我是很大的进步了，尤其培养了我继续上进的信心。
结语
斗转星移七十年，柏溪旧事渺如烟；幸存日志资追忆，思绪蹁跹夜未眠。
光阴荏苒，从1941年11月踏进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的大门，整整过了68个年头，今逢盛世，安度晚年，也不免感慨万端，引来许多思念。当年朴实美丽的柏溪，相识母亲，孕育了我一年，一别再无缘重逢，十分思念，如今当是沧海桑田吧？问当年勤勤恳恳，箪食瓢饮，博学多才，严格育人，引导我进入科学殿堂大门的教授们先生们，如今可好？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当年结识的同学恕我健忘，不少已记不起名字，而有几位却特别令我难忘：农业经济系的刘莲昌高我一年级，我到柏溪，他正读完一年，待转学到沙坪坝校本部，他家境好，我有困难，常得到他慷慨帮助，他到沙坪坝后，客家同乡会年节聚会，他总在场张罗，听说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暴风骤雨，在家乡兴宁遭到不测，不知究竟为何？
化学系陈宝根虽高我一年级，但因学习困难，未能和刘莲昌一起应届升学到沙坪坝，遂相处一年，深感他敦厚老实，吃苦耐劳，我们曾在油灯下，共同切磋琢磨，同到溪边钓鱼取乐，他且和刘倡议过打狗，改善生活。生活上我们几乎难舍难分，我初到柏溪，生活有困难都是他帮助解决的，夜里臭虫多，有一次我们同到教室占睡位，不巧已被占满了，我们把黑板抬下来，睡了一夜。他虽然学习困难，但矢志不移，令我感动。
刁绍纯、李启基等都是从家乡出来的老同学，中大时的学长，李比我高三年，刁已工作，我们在柏溪和沙坪坝时他们帮助解决过许多困难，给了我们许多温暖。还有，广西客家人黄锦光，同年到柏溪，他进艺术系，生活上对我有求必应，还教过我画画，愿借此一齐寄予感激和怀想之情。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简讯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编印
第25期 NO.25
2009年6月•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