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翰生
梅翰生，1926年，湖南临湘人，私立福湘女子高中毕业。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读完四年级第一学期后，第二学期于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系借读毕业。1949年迁居台湾，曾任台北市小学的主任、校长等六年，在台北市私立卫理女中高级中学任职36年，其间任该校校长22年，于1997年退休。曾任中大校友会的两任副会长。
1945年春，抗日战争陷入胶着状态，那年恰好高中毕业。七月份和三位福湘女中的同班好友晏秀华、蒋慎言、吴邦瑾自湘西的沅陵乘坐军车改装的客车，由惊险弯道很多的川湘公路，颠簸了五、六天安抵久已向往的战时陪都重庆，在此追求我们共同的梦想——升大学。只有进入可以完全免费的国立大学，才能圆我们的大学之梦。幸运的是我们四人都考上了国立中央大学，分别录取于体育、化工、历史和教育系，成为中央大学37级的学生。
8月13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侵华战争失败，无条件投降。八年的浴血抗战终能胜利落幕，全国军民莫不为艰苦生活即将结束而松了一口气，所有自沦陷区迁至大后方的机关、学校、家庭、事业，均积极进行复员工作。中央大学一方面在南京原校址整理环境、增建校舍，便于翌年在南京复校，一方面在重庆继续开学，以免荒废学生的学业。沿例，大一新生仍在重庆市郊的柏溪上课一学年。
我们四个从小型中学出身的乡下孩子，进了大大的大学，好似刘姥姥进大观园，一切既新鲜又陌生，数十处的办公室和教室散布在偌大的校园令我们摸不着头绪。学生宿舍、餐厅、厕所、供应热水的浴室，可以取用冷水的水池，各座落在不同的地点，还有学生的图书馆……东西南北，上坡下坡的奔波了大半天，总算大体上弄清楚了方位，以免正式开课时，不致找不着目的地。
国立中央大学院系最齐全、学生最多，在战时或战后都是青年学子最向往的学府之一，有一段时间号称国内最大的大学。抗战时期重庆的临时校舍，自然相当简陋，但是教学设备和图书还相当充实，更有许多名师带领着朴实进取的学生，蕴育了中大优良的学术风气。那时所有的流亡学生享有完全的公费，在国家的照顾之下，衣食无虞，得以专心求学，可谓天之骄子骄女了。
那个年代在中大做新鲜人，有一些新鲜事常留在美好的回忆里。我们是有家归不得或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衣食住行都靠学校供应，当寝室编排好以后，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一副床板（开学前床架是空的，以免有人私自占用寝室），一套粗碗筷（免得学生自置的麻烦）和一件完整的棉军服（重庆冬天寒冷，学生不必受冻），当时扛着这些笨重又不雅观的物品走向女生宿舍，觉得可笑之至，回想起来这还真是国家和学校对学生的爱护呵！
柏溪学生餐厅是既热闹又人性的所在，热腾腾的军米饭，一大钵带汤汁的菜，激起大孩子的食欲，学生们胃口好，吃得多，只是粥少僧多，大伙儿既需抢饭、还要抢菜，速度是填饱肚子的要诀，中大人以凡事讲求效率著称，这大概是与新鲜人在餐厅所受到的“生存”训练相当有关系哟（一笑）！二年级到了南京后，学生伙食丰富许多，男女学生无不彬彬有礼，再也没有机会出现柏溪餐厅的风光了。
1946年学校宣布十月在南京原校开学，来自沦陷区的学生可选择复原的方式：其一，随学校复员到南京，交通工具及沿途消费完全由学校支付；其二，学校发给十万元旅费，学生自行返家探亲，十月再抵校上课。我的家在湖南，和父母家人阔别了七、八年，自然归心似箭，领了十万元，马上奔回家园重享天伦温馨，由衷感激国家和学校如此贴心的安排，真是我永远的感激呵！
20世纪后期由于世事需要，由中央大学衍生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十所极负盛名的学府，每个学府在其教育领域中各领风骚。我这个老中大人深盼现在的中大、南大、东大……，在两岸的高等教育事业上携手并肩，培植优质中华青年，能泱泱大度，择善固执、克服困难、创造光明的21世纪，并乐于承担世界进步、繁荣、和平的大任。
选自《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