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
用彤先生于1921年夏拿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的硕士学位，他本想在那里再修习几门课程，然后回国。但1922年初，他接到已在东南大学任教的吴宓先生的信，信中说他和梅光迪先生共同推荐用彤先生到东南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并一起实现他们早年在清华学堂希望做的“融合新旧,撷精立极”的复兴中国文化的抱负。用彤先生接到吴宓先生的信后，立即回国就任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职，并参加了由吴宓先生主办的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学衡》杂志，并成为“学衡派”主要成员之一。而当今“学衡派”已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重点课题之一。
用彤先生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就是在《学衡》上发表的。在这篇论文中用彤先生提出“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的主张，并批评了当时的几种不良学风。他认为，当时学术界的某些“学者”有着共同的缺点，就是“浅”与“隘”。“浅”就是“论不探源”，只看表面现象，而不分析其源流。“隘”就是知识狭隘，以偏概全。我认为，这或者也是今日学风不正的表现。现在有些“学者”只追求狭隘的实用（或效益），而不探求理真；只是知道某一学科的皮毛，就创造体系，以为他的那套所谓“理论”可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为避免这些不良之学风，用彤先生提出学术研究必须以中国文化之材料“广搜精求”、“精考事实，平情立言”，才能达到探求真理之目的。我想，这无疑是当时东南大学所提倡之优良学风。
用彤先生因故于1925年夏曾暂离东南大学，而北上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但到1927年夏他又回到东南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用彤先生一向主张学哲学必须“融合中西”“接通华梵”，也就是说，哲学系不仅要修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同时要修习和研究西方哲学，还应该研究印度哲学。用彤先生自己就在东南大学开设过这三方面的课程。用彤先生还特别重视伦理学的研究，当时他命在校学生向达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译成中文，刊于《学衡》。任何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其文化必有其源头和深厚之根源，用彤先生在东南大学写了《印度哲学之起源》等刊于《学衡》，并命他的另一位学生陈康致力于古希腊哲学之研究，陈康教授的《巴曼尼德斯篇注释》，已成为当今研究希腊哲学的权威性著作。这些都是说明用彤先生主张“学必探源”的例证。1931年夏，用彤先生由东南大学转任北京大学教授，并任哲学系主任近二十年。他在北京大学办哲学系实际上仍然坚持在东南大学主张的“融合中西”、“接通华梵”之宗旨，使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当时国内具有特色的一所哲学系，这也不能不说和他在东南大学办哲学系的宗旨无关。
今值东南大学建校百周年之际，特此祝贺，希望东南大学在国内外树立良好之学风，把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
东南大学宣传部供稿，载左惟、袁久红、刘庆楚编《大学之道——东南大学的一个世纪》，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