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辑林
1949年初,一位在海内外有盛誉的科学家多次严辞拒绝国民党当局要他去台湾的邀请。新中国成立不久，这位学者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当时毛泽东问及此事，这位学者简单地回答是“我行我素”,毛泽东当即笑着说：“好一个我行我素”。对其爱国行为表示了高度评价。这位学者就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杰出的科学教育家和科研组织者——吴有训教授。
一
吴有训（1897—1977），字止之，江西高安县人。其父吴起辅曾教过私塾，后到汉口经商，母亲是一位劳动妇女。吴家的经济虽不算富裕，但在子女的教育上却肯花本钱。吴有训7岁时即被送入私塾学习。由于聪颖加勤奋，吴有训于1912年考入瑞州中学（今高安中学），后又考入南昌心远中学（今南昌二中）学习。四年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理化科。在南京学习期间，吴有训更是发愤地学习，为以后从事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18年，吴有训有幸得到刚由美国归来的胡刚复教授的指导，对X射线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1920年大学毕业后，吴有训辗转任教于南昌二中和上海中国公学。第二年，考取江西官费留美学生，赴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自1923年起，吴有训师从于康普顿教授，并在康氏的指导下，对X射线问题进行了深刻而卓有成效的研究，1926年通过了论文《康普顿效应》的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他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待遇，于同年秋天返回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回国后，他积极参与筹办江西大学事宜，任筹委会委员。1927年8月，赴国立中央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不久任系主任。从1928年8月起，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在清华工作期间，他着手建立了我国最早的近代物理实验室，白手起家，开创了国内近代物理学的研究工作。1936年，吴有训被推举为中国物理学会会长，德国自然科学院还推举他为该院院士。
1937年抗战爆发后，吴有训单身一人随清华大学南迁，家眷仍留在已沦陷的北平。不久，清华与北大、南开联合组成西南联大。吴有训任理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吴有训卸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职务，旋即赴任中央大学校长。后因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于1948年辞去校长职务，出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解放后，吴有训任交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1950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1977年11月病逝于北京，享年80岁。
二
吴有训在物理学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在于他用精湛的实验技巧、独到的理论分析，无可争议地证实了“康普顿效应”。
在科学发展史上，第一个肯定光具有微粒性的是爱因斯坦，而光的颗粒性因康普顿效应的发现而被进一步证实了。这项伟大的新发现为后来量子力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早在1923年，吴有训就随师康普顿教授一起从事X射线散射光谱研究，几乎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康普顿的伟大发现。他以充沛的精力、坚韧的性格，不知疲倦地从事科学研究，完成了博士论文《康普顿效应》，并在《美国自然科学会会刊》、《物理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数篇高质量的论文，以无容置疑的实验结果证实了康普顿效应，使康普顿教授因此而获得了192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后来，康普顿教授在其所著的《X射线的理论与实验》一书中，对吴有训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明了全书共有19处引用了吴有训的研究结果，并把吴有训的一张被15种元素所散射X射线光谱图，与其于1923年得到的石墨所散射的X射线光谱图并列，作为当时证明其理论的主要依据。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国内外的一些物理教科书均将康普顿效应称作康普顿—吴有训效应。
自1927年8月起，吴有训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并开设《近代物理》课，将当时一些重要的科学实验，如密立根滴油实验、汤姆逊抛物线离子谱、汤生的气体放电、卢瑟福X粒子散射等，讲授给国内学生。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倡导、组织和参加近代物理的科学研究。在旧中国科学研究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他和一批志同道合的物理学工作者首先在清华大学建立了我国最早的近代物理研究室，这是我国开展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先河。
吴有训毕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X射线的散射和吸收方面，著述甚丰，在近代物理学研究上有极深的造诣。然而，他不仅是位卓有成就的物理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科学教育家。他讲课时虽带高安口音，但口齿清楚，从不照本宣科，有时仅带一两张讲稿，就能把枯燥的概念、生硬的公式十分形象地表述出来，引人入胜，使全堂鸦雀无声，效果甚佳。解放后，吴有训已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但他仍在百忙之中活跃于大学讲坛上，并于1960年到新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亲自讲授普通物理课。这时他虽已年过花甲，但深人浅出的风格依旧如故，倍受科大学生的欢迎。这件事曾在京津地区引起过不小的轰动。
除从事科研、教育工作外，吴有训还经常从事科学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特别是解放后，他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兼任数理化学部主任委员，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有训治学视野开阔，一贯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并强调要大力发展应用科学，以便更好地为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如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提出要及时地在我国开展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原子能等新兴学科的科学研究并为这些学科的发展制订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规划，使我国这些学科的研究在“文革”前就达到或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文革”期间，我们民族陷入了一场巨大的浩劫之中，不少著名的科学家横遭迫害摧残。在周恩来总理的严令保护下，吴有训才幸免遭难。粉碎“四人帮”后，吴有训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可他仍坚持抱病审阅国家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划，积极参与筹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并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在晚年，吴有训目睹了十年浩劫给我们民族及科学事业带来的危害，痛感国家科技人才的匮乏，因而十分注意人才的发现和培养，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写信给钱学森，推荐湖南山区的一位农村教师所写的《略论宇宙航行》的论文。
三
吴有训的一生不仅在科学、教育上卓有成就，而且其高贵的品格令人崇敬，他毕生坚持不懈，务使科学在祖国生根，表现出高尚的爱国情操。
与当年的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吴有训自幼就目睹了旧中国的腐败无能、国力衰弱，抱着科学救国的志向、发奋攻读。1926年，吴有训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放弃了美国优厚的待遇和能尽其长的工作环境，毅然回到贫弱的祖国。他想到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而总是尽可能地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国内的学生，并领导开创了我国近代物理学的研究工作，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物理学精英。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三强、王淦昌、钱伟长、王竹溪、葛廷燧等人都曾师从吴有训。抗战爆发后，平津失陷，吴有训毅然告别刚刚分娩的妻子，和其他爱国师生一道奔赴长沙、昆明，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教育、搞科研，以求为国家效力。
作为一个正直的科学家，吴有训虽然对旧社会的种种黑暗现象深感不满，但他对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当时也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因而难免有超脱政治、超越党派的思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吴有训并没有完全超越政治。如他就任中大学校长期间，正值蒋介石疯狂地发动内战，残酷地镇压学生运动。他从爱护青年学生的立场出发，终于也加入了反蒋行列。南京“五·二 ”惨案发生后，他亲往医院探视遭反动当局打伤的学生，并斩钉截铁地阻止当局到中大校园捕捉学生。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日益腐败使吴有训大失所望，终于萌发了离开中大、辞去校长职务之意。1948年夏，吴有训借赴墨西哥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机会，终遂其愿。临行前，他与好友王应睐话别，悲愤之情溢于言表（王应睐时任中大教授、著名的生物化学家）。
吴有训在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曾多次代表我国与友好国家签订各项科技协定，时常主持或参加接待外国科技代表团和科学家，并多次率领我国科技代表团出访。当此之际他总是举止雍容，不卑不亢，并通过多种渠道尽力宣传新中国的各项成就、新旧社会的巨大差别以及共产党的伟大及英明，博得了海内外人士的钦佩和赞扬，也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1977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公墓为吴有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乌兰夫、王震、方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方毅致悼词。党和国家充分肯定了吴有训一生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的贡献。
《争鸣》，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