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立民
徐悲鸿与张大千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两位多才多艺、成就卓著的大师。他俩年岁相仿，又几乎同时名扬海内外。尽管他们所走过的艺术道路不尽相同，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徐悲鸿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时，他就与张大千建立了画谊。据张大千的一位早期学生——北京画家刘力上的回忆：1932年秋，他拜大千先生为师登门学画。那时张善子、张大千昆仲同住在上海西门路西成里张善子家，与他们同住在一起的还有著名山水画家黄宾虹。在大千先生家里，刘力上看到过两幅张大千的画像。一幅是张大千的《三十自画像》：半身侧面，背景是一棵苍虬的古松，画上题满了集居在上海的名流如张大千的老师曾农髯，还有杨度、陈散原、林山腴、谢无量、黄宾虹等人的诗词文。另一幅是徐悲鸿为张大千画的全身正面立像，无背景。画像上题着郑曼青的一首五言长诗，诗中有四句写道：“大千年十七，群盗途劫之。不为贼所害，转为贼所师”。
张大千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诗中写的就是他青少年时代的一段故事：这件事发生在1916年的夏天，十七岁的张大千从重庆求精中学回内江家里度暑假，途中遇到土匪，被绑了架。土匪头目让他写封信，通知家里带钱来赎他出去，张大千只得遵命，提笔就写。匪首见他写得一手好字，心中暗喜，硬是把他留下，逼他当了师爷。后来，这伙土匪遭到官兵的围剿，土匪头目被打死，土匪被招安。张大千当了百日师爷，也由四哥张文修托人保释，被领回家中。这段奇历，张大千后来在摆龙门阵时，对老友郑曼青、徐悲鸿都讲过，所以郑曼青很巧妙地写进了题画诗中。
张大千是个十分好客的人，他的家里经常高朋满座，他喜欢边作画、边接待客人。徐悲鸿也曾是他家里的一位客人。他们在一起读画谈诗，一起用膳，一起摆龙门阵。徐悲鸿曾在《张大千画集》序中写道：“大千蜀人也，能治川味，兴酣高谈，往往入厨作羹飨客。夜以继日，令失所忧，与斯人往来，能忘世为二十世纪。”1972年张大千侨居美国，他在《四十年回顾展自序》中还专门写了段他和徐悲鸿的谈话：“先友徐悲鸿最爱予画，每语人曰：‘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予闻之，惶恐而对曰：“恶！是何言也。山水石竹，清逸绝尘，吾仰吴湖帆；柔而能健，峭而能厚，吾仰溥心畲；明丽软美，吾仰郑午昌；云瀑空灵，吾仰黄君璧；文人余事，率尔寄情，自然高洁，吾仰陈定山、谢玉岑；荷芷梅兰，吾仰郑曼青、王个簃；写景入微，不为境囿，吾仰钱瘦铁；花鸟虫鱼，吾仰于非闇、谢稚柳；人物仕女，吾仰徐燕孙；点染飞动，鸟鸣猿跃，吾仰王梦白、汪慎生；画马，则我公与赵望云；若汪亚尘、王济远、吴子深、贺天健、潘天寿、孙雪泥诸君子，莫不各擅胜场。此皆并世平交，而老辈丈人，行则高矣美矣！但有景慕，何敢妄赞一辞焉。五百年来一人，毋乃太过，过则近于谑矣！’悲鸿笑曰：‘处世之道，对人当自称天下第二，自然无怍。君子撝谦，不亦同予之天下第二者（非）耶？’此一时笑乐，忽忽已是四十余年事，言念及此，可胜感叹！”这段文字记录了他们当年的言谈笑貌也反映了他们对当时画坛人物的品评。
徐悲鸿十分推崇张大千的独具个性的创作，尤其喜爱张大千的山水、花鸟画。他在《中国今日之名画家》一文中对张大千的评价是：
“大千潇洒，富于才思，未尝见其怒骂，但嬉笑已成文章，山水能尽南北之变（非仅指宗派，乃指造化本身），写莲花尤有会心，倘能舍弃浅绛，便益见本家面目。近作花鸟，多系写生，神韵秀丽，欲与宋人争席。夫能山水、人物、花鸟，俱卓然自立，虽欲号之曰大家，其可得乎？”
张大千的山水为什么能尽南北之变？徐悲鸿认为：“大千以天纵之才，遍览中土名山大川，其风雨晦冥，或晴开佚荡，此中樵夫隐士，长松古桧，竹篱茅舍，或崇楼杰阁，皆与大千以微解，入大千之胸”。张大千写莲为何尤有会心？原因是张大千“居前广蓄瑶草、琪花”，写莲能入莲塘，忍剜朱耷（八大山人）之心。”（均见《张大千画集》序）。众所周知，张大千画荷（写莲）早期是师法八大山人的、从师八大山人之法，到师八大山人之心。所谓师八大之心，也就是师八大以造化为师之心。从师古人到师造化，这正是张大千写莲尤有会心的秘诀所在。
1933年元月，徐悲鸿应欧洲各国的邀请，举办“中国画展”（主要是现代作品，只有少数近代作品）。他携带了向国内的好友（如齐白石、张大千、高剑父、吕凤子等人）征集的作品和他自己的佳作、收藏品共二百余幅，先后在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英国伦敦、意大利米兰、德国柏林和苏联的莫斯科及列宁格勒共七地展出。这次中国画展震撼了西方艺坛。法国政府选购了其中的十二幅作品，并在国家画廊内成立了“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室”。十二幅作品中有一幅就是张大千的《金荷》；张大千的另一幅作品《江南景色》也被苏联政府购藏，并陈列于莫斯科博物馆。这是张大千的作品第一次在欧洲展出，徐悲鸿认为“大千代表山水作家，其清丽雅逸之笺，实令欧人神往，故其《金荷》藏于巴黎，《江南景色》藏于莫斯科诸国立博物馆，为现代绘画生色”（《张大千画集》序）。
徐悲鸿不仅向国内外美术界介绍和评述张大千的作品，而且在他主持美术院系工作期间多次聘请张大千担任中国画教授。
1936年春天，徐悲鸿任南京中大艺术系主任时，聘请张大千任艺术系中国画教授，张大千推辞道“我不会讲课，只会画画”。徐悲鸿说：“我就是要请你去教画。”当时张大千居住在苏州网师园，每周坐火车往返于苏州、南京之间，到中大任课。他上课不在课堂上，而是在一间大画室里，画室里有一张大画案，一张躺椅，上课时，学生就围着画案看他作画。任课期间，徐悲鸿与他一起带着艺术系的学生上黄山写生；课余，徐悲鸿请张大千到家里鉴赏自己收藏的名贵字画。张大千在中大任课半年，后因徐悲鸿离开中大而辍教。
1942年秋，徐悲鸿从印度、新加坡等国归来，在四川磐溪筹建中国美术学院。徐悲鸿任该学院的院长兼研究员，他曾数次写信聘请张大千、高剑父为该学院的研究员，由于张大千当时正在敦煌临摹壁画未归，所以未能受聘。
1946年8月，中国美术学院迁往北平，院址就在北平艺专，徐悲鸿任院长兼艺专校长。为了办好北平艺专，徐悲鸿除了延请艺苑名流任教外，还准备聘请张大千担任名誉教授。那时北平艺专的校舍在东总布胡同，十分狭窄，徐悲鸿请担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先生另拨一所宽大一些的校舍，后来李宗仁果然拨了一所宽大的校舍，这就是现在的中央美院院址。为了感谢李宗仁，徐悲鸿把正在北平的张大千请到家里，请张大千画一幅画送给李宗仁。徐悲鸿还专门请来了裱画师傅刘金涛为张大千磨墨裱画。据刘金涛师傅回忆：当笔墨印泥备齐后张大千笑着问：“悲鸿，画什么好？”“画荷花”，悲鸿先生答道。只见张大千手握大笔，在一张宽二尺、长六尺的画纸上将荷花一气呵成。画好后，他问悲鸿先生：“悲鸿，你看行不行？不行，我再画。”悲鸿先生连声说：“很好，很好！”坐在一旁的廖静文夫人含笑对张大千先生说给我画一张可以么，张大千笑着说夫人也喜欢我的画，拿纸来，我这就画。接着张大千又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幅墨荷，并题上款，送给了廖静文。
也就在这一天，徐悲鸿对张大千提及请他到艺专当名誉教授的事，他说：“我知道你忙，你就不用到学校上课，一个学期给学校寄两张画来就行了。”张大千坐在沙发上，手摸着胡子笑着说：“悲鸿，我还能当艺专教授么？”徐悲鸿说：“你不要推辞。”张大千说：“既然你瞧得起我，我哪敢推辞。”就这样，张大千当上了北平艺专的名誉教授。
1949年冬，张大千往返于澳门、香港与成都之间开画展。当时，成都尚未解放。徐悲鸿致函张大千，以老友的身份劝他到新中国的首都来任职，可是张大千犹豫再三，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详因容另文介绍），终于未来，而是到印度大吉岭去讲学了。从此他没有再回大陆，这两位艺术知音也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机会晤面。
张大千对徐悲鸿的人品和画品也很赏识。三十年代，张大千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第一本画集，就是请学西画的徐悲鸿写的序。他对徐悲鸿能够画贯中西，将西画的长处溶化到中国画中，表示钦佩。他认为，徐悲鸿的画有笔有墨，诗写得好，字也写得好，能够寓书法于画法之中。他叹服徐悲鸿画的人物，但是更叹服徐悲鸿画的马。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徐先生画的马很绝，我学不到这一手。”徐悲鸿逝世后，张大千深感痛惜，他曾同侨居海外的林语堂诸老友多次谈到徐悲鸿。一次，有人请他谈谈对郎世宁、徐悲鸿画的马有何感想？张大千说道：“郎世宁的马，有许多西洋画的笔法，不能算纯粹的中国画。提起徐悲鸿，我倒想起一件有趣的事，从前我同两位中国画马的名家都是好朋友，一个是徐悲鸿，一个是赵望云。但是因为徐悲鸿比赵望云有名，因此赵望云很不服气。有一天，赵望云来问我：‘大千，人家都说悲鸿画马比我画得好，你说说到底是谁的好？’我说：‘当然是他的好。’赵望云听了以后，大失所望，追问道：‘为什么？’于是我说：‘他画的马是赛跑的马和拉车的马，你所画的是耕田的马！’”（见林慰君编的《环荜厣琐谈》）从这段对话中，也可看出张大千对徐悲鸿画马的评价。
当然张大千对徐悲鸿的作品也有过批评，比如他认为徐悲鸿画的马有一些是跛足的，而这种跛足是一个缺点。应该说这也是一种艺术批评，正如徐悲鸿认为张大千画荷喜欢用浅绛也是一个缺点一样。
徐悲鸿逝世二十年后，张大千侨居美国环荜菴，有时念及与徐悲鸿交游的情景，每每黯然神伤。为了寄托对亡友的哀思，他就提笔作画。四十年代后期，他寓居故都北平时，家中曾蓄养过一只金银眼波斯玉猫，徐悲鸿见到了这只玉猫十分喜欢，就向他借去数月，后来悲鸿写信告诉他“此猫驯扰可喜，但不捕鼠，且与（鼠）同器而食，为可怪耳”大概是想起了这件趣事，张大千画了一幅《睡猫图》，并重题了一首旧诗：
雪色波斯值万钱，
金银镶眼故应然。
不捕黠鼠还同器，
饱食朝昏只欲眠．
花底拳身不受呵，
嫌寒就煖坐怀多。
纵然博得儿童喜，
奈此跳粱日甚何？
张大千还画了一幅《漓江山色》并题词道：“此写三十年前漓江旧游，时同舟者容南李任潮（即李济深）、宜兴徐悲鸿。”
过去一些有名望的画家，往往都喜欢收藏古代字画名迹。他们的收藏是为了便于鉴赏，而鉴赏又是为了丰富和提高自己的创作能力和水平。张大千和徐悲鸿也不例外，而且是两位收藏颇富的收藏家。据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统计，徐悲鸿逝世后，她捐赠给国家的悲鸿藏品有唐、宋、元、明、清及近代的书画一千余件……张大千收藏的书画已捐献给台湾博物馆，据台湾报刊报导，该院接收张大千的藏品，计历代名画六十九件、书法六件，其中隋唐六件、五代八件、宋代二十三件，均为稀世珍品。为了收藏名贵字画，他们不惜倾囊罄箧，常常弄得身无分文。张大千有两颗闲章，一颗刻着“贫无立锥”，另一颗刻的是“富可敌国”。这两颗闲章十分形象地说明了张大千的财富状况，说他贫无立锥之地，他手中的金银现钱确实不多，常常需要向军阀、财主、大银行主借贷；说他“富可敌国”，是指他收藏的名贵字画的价值，同时也是指他有一支能创造巨大财富的画笔。
据廖静文回忆，在徐悲鸿的收藏中，有一幅他最得意的、被盖上“悲鸿生命”印章的古代人物画卷——《八十七神仙卷》。这是一幅白描人物手卷，佚名，绢底呈深褐色。画右有八十七个人物列队行进，飘飘欲仙，那优美的造型，遒劲而富有生命力的线条，展现了我国古代人物画的杰出成就。这幅长卷人物画是徐悲鸿在香港从一位德籍妇女手中花了一万元钱（现钱不足，又补了七幅自己的画作），购回来的。他在南京中大任教期间，曾请好友张大千、谢稚柳鉴赏过，张大千认为此卷是罕见的唐画，并对徐悲鸿能得到这幅“至宝”十分叹赏。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悲鸿的这幅“至宝”忽然失踪、一失十余年，后来他通过一位“神出鬼没”的“刘将军”之手，又花了几十万元现款和几十幅自己的作品，才总算“完璧归赵”，重新回到他的手中。1948年，徐悲鸿将《八十七神仙卷》重新装裱，请张大千和谢准柳写了跋。张大千在跋中写道：
“悲鸿道兄所藏《八十七神仙卷》，十二年前予获观于白门，当时咨吸叹赏以为非唐人不能为，悲鸿何幸得此至宝。抗战既起，予自故都避难还蜀，因为敦煌之行，揣摩石室六朝隋唐之笔，则悲鸿所收画卷，乃与晚唐壁画同风，予昔所言，益足征信。曩岁，予又收得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雍容华贵，粉笔纷披。悲鸿所收藏者为白描，事出道教，所谓朝元仙杖者，北宋武宗元之作实滥觞于此。盖并世所见唐画人物，唯此两卷，各尽其妙，悲鸿与予得宝其迹，天壤之间，欣快之事，宁有过于此者耳耶。”（参见《徐悲鸿的一生》）
有趣的是，这两位收藏家，由于鉴赏标准的不同，还交换了一幅在一般收藏家看来价值相差甚远的画卷。这就是张大千曾经用一幅清代金冬心的《风雨归舟图》换取了徐悲鸿的一幅北宋董源的巨幅中堂山水《西岸图》。关于换画的经过，徐悲鸿在《风雨归舟图》的题跋中这样写道：“1938年秋，大千由桂林挟吾画董源巨帧去，1944年春，吾居重庆，大千知吾爱其藏中精品冬心此幅，遂托目寒（张目寒）赠吾，吾亦欣然。因吾以画为重不计名字也。”在徐悲鸿看来，金冬心的《风雨归舟图》“乃中国画中奇迹之一。平生所见，若范中正《溪山行旅图》，周东村《北溟图》，与此幅可谓世界所藏中国山水画支柱。古今虽艳称荆关董巨，荆董画世界尚有之，巨然卑卑，俱难当吾选也”。徐悲鸿与张大千的这段换画故事，倒也不失为收藏史上的一段佳话。
《人物》，198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