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
我在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受业于先生，以后虽身处异地，但在一些会议、学术讨论或设计工作中，不时能与杨老晤面或共事，继续聆受教益，追溯往事，益增对重重缅怀崇敬之情。
业精于勤，老而不衰，这是我从先生身上所得的第一个感受。我在中大读书时，即听到杨先生学习努力的传闻，同学们争相传阅国外的《建筑初步》教科书上刊登的杨先生学生时代的作品。后来林徽因先生也和我谈到他在国外敦品力学，几乎得到所有老师器重的情况。正因如此，他不仅直接受教于名师P.Cret门下，并广泛得到师承。如果这些至今印象很深的赞语还毕竟是传闻的话，感受更深的是我在先生身边的切身体会。兹举二、三事为例。50年代初，我与杨老、梁思成先生等在北京东安市场某饭馆就餐，谈话间忽见杨先生从座位中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琢磨着面前的桌椅，随即从怀中掏出卷尺将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他说，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得甚为舒服，才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一次我与杨老在某大楼前等人，杨先生对大楼仔细观看，然后对我说：“你看这样分缝太马虎，好多地方没有交待，上部处理也没有交圈……现在有些人搞设计很不注意这些，其实设计的每个环节都要仔细推敲……细部也来不得马虎，如果忽略了，功夫做不到家，就不经看。”只要对比杨老设计的建筑，如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扩建部分，不仅总体很好，两期工程浑然一体，仿佛一气呵成，而且细部极为严谨，就更加理解杨老此话的涵义。1955年我随杨老等参加国际建协第四届年会，顺访苏联，参观农业展览馆会场。一进场地，见到一巨大拱门，杨先生问：“你注意到这门的尺度没有？如果没有靠近大门的人的对照，你未必能发现它的巨大。这么高大的建筑物，却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庄严效果。”我仔细推敲，果然如此，原因是周围缺少陪衬和尺度的对比，而拱门本身的细部处理也粗糙，是设计者将小图样等比例机械放大的后果。如不是杨先生的指点，我也就轻易放过了。真是“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心得和血凝”!这种出于自己琢磨的学问，比一般书本知识更为珍贵。在做北京图书馆设计方案时，杨老已七十余高龄，完全可以自己不动手，至多作此小草图，指点共在一组的张鎛、戴念慈、黄远强和我这些学生辈画图就行了。但是杨老非常认真，从方案构思，平立剖面透视，整套草图亲自动手，表达得完完全全，并把工作日程安排得有计划，有条理，定时上下班，这样连续工作约一周按时交图。时值严冬，招待所暖气不好，他中午不回房间，饭后在太阳下走几圈就回绘图室伏案工作。而每次工作完毕，就把图纸压在丁字尺下，铅笔整齐排列，放在固定位置，井井有条，一丝不苟，我们在他旁边，感受至深。
杨先生治学和工作就是这样的“锲而不舍”，建筑设计、绘画，以至身体的锻炼无不如此。杨老师告诉我,他早年体弱多病,在清华读书时甚至不能上普通体育课，幸得有教师授以武术，从此，六十年持之以恒，毫不懈怠，故虽然老年，无论登山远行，尚能健步，这也是他得以旺盛的精力从事建筑事业的基础。近几年来，我不时请教他对某些工作的看法，他常叹息地对我说：“我如果再年轻十年，就不会这样。”壮士暮年，不仅志在千里,更是豪情满怀，直到生命的火焰最后熄灭。这种生命不止、进步不息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博学而守约，这是杨老治学的另一可贵特点。杨老在国外学习的青年时代，对西方古典建筑设计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和扎实的基本功。回国初期，开始建筑实践，并致力于中国古建筑的整理与修缮，与当时从事古建筑研究者如朱桂莘、梁思成、刘敦桢等先生交游，对中国古建筑，特别是施工构造和造型作了深刻独到的研究。这样中西合璧，豁然贯通，为他后来的设计创作、民族风格的探索奠定了更广泛的基础。这一点，杨老的许多建筑设计作品本身是最好的说明。我想再举一例，在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第二次设计方案讨论会上，杨先生曾建议在纪念堂南北入口柱廊的台座前加“月台”，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我认为是非常可惜的。如果采纳了南北加月台的建议，而东西两侧平台向心收缩一些，不仅会加强南北中轴线，使两侧的绿化庭院空间加大，并且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南北突出的平台更协调。后来我参观曲阜孔庙，更感到月台的气魄，又想起了杨先生的这个建议，愈敬佩前辈建筑师学识之深厚、见解之高超。杨老一生主持了近百幢建筑物的设计，这是他毕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专集不久将出版，本文不多作叙述。解放后杨先生继续致力于建筑设计或参加咨询工作，同时周游祖国和世界各地，这时他的视野逐渐从建筑设计扩大到城市规划。从苏联访问回来后，他对当时苏联建筑设计很少提及，实际上有所保留，但对建筑的整体性及首都莫斯科的气魄，非常赞赏。前年又访问了朝鲜，回来也赞赏平壤规划的完整和环境绿化的美丽。这些年来他对城市的规划与设计考虑得更多了。记得他有一次和几个人谈起，解放后如果北京城向东郊即往天津方向发展，西郊保存大片田园和林地，直至西山，既保存了清洁的水系，旧城保护也可以好些，当然现在是不现实的了。十年浩劫，文物大量被破坏，他为此不断呼吁，惋惜的说：“每天二十四小时，随时都不知道有多少文物在破坏。”“一些小城市以盖高楼而炫耀，费大力。不经济，不适用，也破坏了原有环境。”近年来杨老还致力于自然风景环境的保护工作。他对我说：“苏州、杭州的自然风光已经受到较多的摧残；我看中了武夷山是因为它没有经历人为的破坏，要保护好这山水环境。”……我觉得他的建筑里程，一步一个脚印；他的思想领域逐步更开阔，更高瞻远瞩，思索着更长更远更重大的问题。当然杨老有他个人的经历和时代条件，有他自己的一条道路，我们对他的毕生成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应当学习他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作的需要，不断扩大、充实自己的思想和业务领域、不断前进的精神。
简练以为揣摩，这是杨老治学和立论的作风。杨先生是实际工作者，并无意做理论家，早年发表论文不多，曾以“宝何能为文”而自谦；但透过杨先生的实际工作，很能说明他的建筑观。到了后来，随着工作的需要，自己也越来越重视和探讨更为深刻的理论问题了。现举北京和平宾馆的设计为例。尽管在这一时期建筑界一般热衷于华而不实的设计思潮，杨先生却能独立思考，而趋势从流。和平宾馆的设计在用地苛刻的条件下，无论在利用单行线的交通组织、保留老树与水井的庭园设计方面，还是建筑空间的实用紧凑方面（特别是门厅的精心设计），都作了极为妥善独到的处理。此外，还对典型环境作了北京特有的点缀，例如在水井上安装了从古建筑废弃下来的汉白玉栏杆，以取得雕刻的效果；保留了前排民房，使之形成一个封闭幽静的庭院；民居前还加了一间抱厦，作为大楼的入口和休息厅南壁的对应。杨先生还告诉我，旅馆的大门口本来设计了一个北方的单间牌楼，可惜领导不喜欢，认为像个“断头台”而被砍掉，当时混凝土基座已经打好，不得不加上两个灯成了现在的门墩。我想，如果按原样建造，无论从街景入口或从庭院对景来说，有较高的牌楼和抱厦互为呼应，轮廓线更要丰富些。和平宾馆的设计将实用功能放在第一位，更多地采用近代建筑设计技巧，造价也甚节省，结构系统简单，而建筑艺术处理，室内外空间丰富，造型简洁无华（在完成时竟曾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在此前提下于细致处见匠心，恰到好处的保持传统文化的一些特色，这是难能可贵的。在“四人帮”横行时代，面对当时建筑界的某些对民族建筑文化的近乎虚无主义的倾向，杨先生已默默地伏案作图，他不仅用实际设计说明一切，而是挺身而出，坚定明确地提出要有民族风格的主张。例如在北京图书馆方案设计第一次评议会上，杨先生侃侃而谈，盛赞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的气魄和建筑立体结构的完整性等，并以他的设计方案来说明自己的设计观点。杨先生在理论方面的特点是言简意赅，不做惊人之笔，更不卖弄玄虚，看似平凡，而说中要害。回想他多次对某些规划设计提意见，力求实际可行。至于好高骛远、空洞无误之语，杨先生每称之为“摇笔杆”，内心是颇不以为然的。
循循善诱，身教言教，这是作为教育家的杨老的本色。建筑教育是杨老后半生的主要事业。任何教师当然必须具有一定的学识和实践的经验这个基本条件，当然杨老学识更为渊博，经验更为丰富。但我觉得杨老还有他自己的教育风格。作为杨老的学生，我的第一个体会是严格要求。杨先生自己治学严谨，他首先要学生养成良好的设计工作习惯：搞方案，平、立、剖面图必须同时作，以便综合考虑问题，对没有这样作的学生甚至拒绝评图；对学生设计的评阅，都是挑在点子上，或使用上的不合理，或结构上工程上虽能勉强做出来，但施工复杂、浪费，或造型不美观。“你透视图画得很好，但是比例不准，盖出来不是你这样子，”“如果没有你图面上这棵大树，又会怎样？”等等，一语中的，给人印象非常深刻。我的第二个体会是他极大地启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例如中国建筑的构造课是比较枯燥的，但杨先生任教，常结合自己在工程修缮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技术关键，穿插一些故事使同学们感到生动。使我至今印象甚深的是，某同学作荷塘水榭设计，衬景画坏了，荷塘色彩越涂越脏。正无计可施，那天晚上杨先生比较悠闲，嘱将颜色洗掉一些，他就在纸上留下的色泽上略施淡彩渲点，再用吸水纸吸出几道倒影，立刻清水芙蓉浮现纸上，仿佛荷香十里，生意盎然，同学们欣然称绝。这说明教师实践的经验和精湛的技巧是多么必要！我从杨老师身上的第三个体会是一个优秀的教师要能像修养极高领人在学海探幽的导游者，能打开学生心灵深处，使之仿佛进入蓬莱仙境，离奇景色，美不胜收再由学生自己去识别、探求、采集、雕凿。这是教学的更高境界了。记得有一次杨先生带了若干幅北京的水彩写生悬挂在教室中，当时我并未到过古都北京，那明亮的白塔、低矮的北海南门古松（此松现已不复存在了）、色彩缤纷的辟雍琉璃拱门……我仿佛身临其境。而我在1946年初来古城，即对这些胜迹一一踏游，这一切又仿佛似曾相识，一画之魅力竟能如此！我又记得在某晚间，杨先生与学生谈旧中国建筑行业如何为外国建筑师事务所垄断的情况，而老一代的建筑师从西方留学回国后，通过怎样的艰苦斗争，打破洋人对新建筑设计的垄断，以自己精湛的业务水平，逐步在上海、天津、南京这些“码头”头上立足！老师的一席话，激发学生的愤悱之情，事隔四十多年，此情景仍历历在目，言犹在耳，这又是何种魔力在指使？
杨先生对建筑师的培养有他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学生毕业后，首先应当实践，会盖房子，从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再有机会时，到国外游学，开阔眼界。他并不赞成毕业后立即当研究生，从书本到书本，钻进一个狭窄的天地里。“四人帮”垮台后，杨先生去美考察教育归来，我特地去宾馆拜访求教，他西方建筑科学及教育的新发展从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分析。他告诫我们：对国外有用的东西当然要学，但中国的建筑教育还要结合我们的国情和需要，不能随国外亦步亦趋。
前面所记只是个人受教于杨老的一些感受。可追忆的事情当然还很多，上述分析在理解方面亦难免有主观片面之处。本文的目的不仅表达学生对逝者的怀念，自己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感到更有必要发掘杨先生的高尚品格，鞭策自己，启发后学。我认为我们对西方的建筑大师，特别是近代几大名师介绍很多，这是必要的。他们的只言片语，传闻逸事，在我们的青年学生中亦或比较熟悉。但对梁思成、杨廷宝、刘敦桢、赵深……这样的一代大师，对中国近代建筑事业有着重大贡献和影响的人却不甚了了。过去虽然有近代建筑史书，但对过去历史或失之过简，或否定者多；而十年浩劫，使文籍资料极多散失，思之怅然。死者已矣，趁硕果尚存更应及早求教，我们应多做梁思成研究、杨廷宝研究……让我们的下一代不致在纷繁之事物中昏昏然，理不出一个脉络来。如这一工作做好了，前辈之成当永远成为我们的精神财富。
《杨廷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本文选自左惟、袁久红、刘庆楚编《大学之道——东南大学的一个世纪》，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