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聿均
宗白华先生是我最佩服的老师之一，也是给我思想启发最多的老师之一。我在民国二十七年秋天，初进中央大学是读中国文学系，二年级从柏溪到沙坪坝，转入历史学系，而浓厚的兴趣仍在文学和哲学。所以选修和旁听了不少哲学系的课程。因得有此幸运受到宗先生的启迪和指导，而感到毕生受用无尽。他所讲授的，不仅限于知识的灌输，而且展示出宇宙人生的华美庄严。听他书，如沐春风，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如今半个世纪都过去了，回忆当时课堂上的情景，仿佛就在目前一样。
宗先生江苏常熟人，十七岁的时候，到青岛去求学，那时正是民国三年。后来转入上海“同济医工学校”德文科，并曾主编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介绍欧美文学新思潮。民国九年到德国去求学，十四年返国，即来东南大学任教，民国二十一年秋，应罗校长之聘，担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自此之后，一直未曾离开母校过。
抗战期间，中大的哲学系是教授最多，学生人数最少的一系。像教西洋哲学和人生哲学的方东美先生，教中国哲学和印度佛学的李证刚先生，教“论理学”和数理逻辑的何兆清先生，教柏拉图的陈康先生等，都是名重一时。宗先生研究德国哲学和艺术见长，他开的课程很多，包括“美学”、“艺术论”、“历史哲学”、及“尼采”、“康德”、“歌德”、“叔本华”、“倭伊铿”等不下十余种。宗先生上课时，多半是一袭灰布长衫，衣着极为朴素。他讲书喜欢低头对着书案，一堂课下来，很少抬几次头，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声调铿锵，无论吐字遣词，都优美如诗。他讲“美学”时，形容一幅书，好像在一个宁静的秋天下午，全身披满了金色的光灿；形容一阙音乐，仿佛一会儿风声竹韵泉水涓涓，一会儿金铁交鸣，雄浑悲壮。讲者和听者，都不禁悠然神往，被美的气氛所感染了。那时宗先生大约四十三、四岁左右，已入中年，每逢讲得出神时，也会偶尔对着学生们一笑，从这里显示他尚未磨损的天真和鸢飞鱼跃的心灵。
宗先生的思想，受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们的影响甚深。他尤其私淑歌德。二十一、二年之间，发表了两篇有关歌德思想的文章，一为“歌德的人生启示”，一为“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都收于南京钟山书局出版的“歌德之认识”一书中。他认为从欧洲文化的观点来说，歌德确能代表文艺复兴以后近代人心灵生活及内在问题：自强不息的精神和生活欲无限的扩张，构成西方近代文明的特征，但也由此产生了不可思议的矛盾：歌德所启示的人生，就是如何从生活的无尽流动中创造圆融和谐的形式，以调节心灵的纠纷冲突。在《浮士德》(Faust)一书中，说明生命与形式，流动与定律，向外扩张与向内的收缩，是人生的两极，是一切生活的原理。可称为“宇宙生命的一呼一吸”。伸张发扬之后，继之以收敛循轨；奔流横决之后，继之以谦虚克制。一部生命的历史就是生活形式创造与破坏，生命变化无尽，形式也变化无尽，所以生命也永远在幻灭与追求之中，勇猛精进永无休止。无疑地，歌德的精神是宗先生早期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他由此理解了西方人为何能够勘天役物，不停地突破和创造，同时也更感到东方乐天知命宁静致远的智慧，足可济现文化之穷！
抗战期间的宗先生，除了专注于在中大的教学工作外，便是潜心著述，很少参加外界的文化和文艺活动，连近在咫尺的重庆市区，都很少前往。这时候，他的思想已从四方回到东方，广泛涉猎中国古籍，包括经书、子书、诗集、文集、词曲、笔记等类。并于民国三十年一月，在重庆出版的《星期评论》周刊第十期上，发表了那篇颇受争议的文章“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这篇文章是宗先生读《世说新语》的杂感，信笔拈来，活泼自然，剔透玲珑。他认为魏晋六朝时代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最富于智慧，最浓于宗教热情的时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他在文中提出数点：一、魏晋人生活上人格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二、山水美的发现和晋人的艺术心灵。三、晋人对自然、对哲理、对友谊，都“一往有深情”。四、晋人之美，在于神韵，而成一种心灵的美或哲学的美。五、晋人的美学是“人物的品藻”。六、晋人的道德观和礼法观，不重形式，而重真性情。从性情的率真和胸襟的宽仁，建立他们的新生命。上述的每一点都用世说新语中的小故事，加以说明，简洁的按语，轻轻点化出一种风采，一种雅致，一种情怀！真可说是一付发人深省的清凉剂！当时抗战陷入艰苦的阶段，有些人看了这篇文章，大不谓然！责以不应在抗战的大时代中，提倡魏晋人的个人主义和清谈颓废之风。宗先生便写了一封短信，在后几期的星期评论周刊登载出来，略作辩白。大意是说，他的文章主要的意思在于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全面景象，将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逼真地呈现出来，并非传播消极思想，相反的，在文中很多地方都表现了积极的正面的意义。恰巧那时我在历史系系刊上发表了一篇“东晋经略中原之经过”的文章，宗先生特别举出来做为证明。宗先生以一代哲学大师，竟引用一个在校学生的习作，更见出他虚怀若谷的前辈风范！
此后他的兴趣逐渐转移到对中国艺术的研究，融合了西方艺术和美学的理论，来阐释中国的绘画、书法、诗词、舞和乐等的意境及其象征的哲学意义。而以“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两篇为代表作。这两篇，可说是宗先生智慧的结晶，他认为王船山所称“以追光摄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正表出中国艺术最后的理想和最高的成就，真是一语破的之论。
宗师不只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早期的新诗集，叫“流云小诗”，深受西方“泛神论”（Pantheism）思想和印度泰戈尔哲理诗的影响。他的“自序”仅有下面的简短数行：
当月下的水莲还在轻睡的时候，东方的星辰已渐渐的醒了。我梦魂里的心灵，披了件词藻的衣裳，踏着音乐的脚步，向我告辞去了。我低声说道：“不嫌早么？人们还在睡着呢！”他说：“黑夜的影将去了；人心里的黑夜也将去了！我愿乘着晨光，呼集清醒的灵魂，起来颂扬初生的太阳。”
从序文里，可以看得出宗先生想拿这些小诗，“来呼唤东方的黎明”。他说，当朝霞满窗时他也赞颂旭日的初升：他爱人间的温爱和群众里千万心灵一致紧张而有力的热情。他并非只是一位高蹈于象牙塔的唯美诗人。收在“流云小诗”中的诗篇，大约都是在民国十年冬到十一年春之间写的，比沈尹默、刘半农、康白情、朱自清等写的新诗，在时间上晚了三五年，所以写的比较成熟，比较含蓄，也比较富于象征的意味。在形式上虽然不讲韵律但仔细读来，仍会感觉着有一种自然的节奏起伏。宗先生自己说，他的小诗受唐人绝句和歌德小诗的影响多些，和日本俳句毫不相干，受泰戈尔的影响也不大。实则泰戈尔的“园丁集（The Gardener)”，的确曾打动他易感的心灵。兹举出宗先生的几首小诗如下：
一、 信仰
旭日初生时
我心中开了信仰之花
我信仰太阳
如我的父！
我信仰月亮
如我的母！
我信仰众星
如我的兄弟！
我信仰万花
如我的姊妹！
我信仰流云
如我的友！
我信仰音乐
如我的爱！
我信仰
一切都是神！
我信仰
我也是神！
二、夜
一时间
觉得我的微躯
是一颗小星，
莹然万星里
随着星流
一会儿
又觉着我的心
是一张明镜，
宇宙的万星
在里面灿着。
三、有赠
她们么？
是我情天的流星
倏然起灭于蔚蓝空里
唯有你，
是我心中的明月，
清光长伴我碧夜的流云。
四、诗
啊，诗从何处寻，
在细雨下，点碎落花声！
在微风里，飘来流水音！
在蓝空天末，摇摇欲坠的孤星！
第一首“信仰”，完全流露他泛神思想的宇宙观，他被太阳、月亮、众星、万花、流云和音乐的光所环绕，他的心灵也与整个的宇宙相拥抱。人和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人心契合着天心，弥漫着无边无际的爱，表现一片生机。第二首“夜”，则暗示万有的大宇宙（Cosmos）和个人内心的“小宇宙”(Microcosm)之相连相通，从另一个方面看，个人的微躯，只是流星中的微光，大海中的涓滴；若从另一个方面看，一粒沙中呈现出世界，一朵花中映出天国，人的心湖也呈现出了宇宙的森然秩序和万道光芒。第三首“有赠”，是歌颂永恒的美和不凋谢的爱。美由刹那顷的灿烂，而化为理则之美，哲学之美也就成为不凋之爱了。爱由凡俗的爱，到心灵的爱，而化为柏拉图式的理念之爱，也就成为不凋之爱了。明月的清光，长伴他碧夜的流云，这又是何等的宇宙情深！第四首“诗”，短短四行，点化出天籁之音，空濛之色，令人意消！无限内心的孤回与清明，若蓝天末孤星的摇曳，又是怎样使人沉醉的境界。这几首诗，实在是宗先生思想的形象化，因为他的诗和思想，浑然一体，无法分割。
中年以后，宗先生不再写新体诗。抗战期间在母校任教时，偶尔写些旧诗，但数量不多。他自己最为欣赏的一首是“柏溪夏晚归棹”，那是一首五律，其诗云：
飙风天际来，
绿压群峰冥。
云罅漏夕辉，
光写一川冷。
悠悠白鹭飞，
淡淡孤霞回。
系缆月华生，
万象浴清影。
他自己希望借着这首小诗，传达中国心灵底宇宙情调。他的思想显然又回到东方，他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幽思壮采，有着难以遏止的热情。
综观宗先生的诗，无论新体诗和律诗，都像繁星点点，光影纷披，都像流水潺潺，众音奏鸣，而有一种自然的妩媚。这是源于他内心不昧的灵明，与永未被磨损的天真。抗战胜利后，宗先生随着母亲还都，在南京定居下来，我也辗转度海来台。从此师生失去了联系，转瞬已近四十年了。人事沧荒，前尘如梦，听说宗先生早已谢世，他的覃思妙趣，文才风流，业已烟散冰消，为人遣忘，又还能留下些什么痕迹呢！
今岁欣逢母校创校七十周年，将隆重举行庆祝校庆的典礼，并编印“纪念特刊”。承蒙“特刊委员会”的学长们盛意约稿，特在“怀念师长”一栏的范围内，撰成此文，用志纪念。宗先生在母校任教将近三十年，他采撷西方现代思想的精华，发扬中国文化中深厚而优美的人文精神，对学生心智的发展，给予莫大的启迪。他对教育、文化方面的贡献，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实在值得后辈的景仰和效法。
《中央大学七十年》，[台]国立中央大学印行，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