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
刘伯明（1887—1923），名经庶，字伯明。哲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哲学的先驱者、中国现代自由教育的倡导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的先驱。近代学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学贯中西，通儒、道、佛学，治西洋哲学，精于英文，通法文、德文，兼及希腊文、梵文。
刘伯明祖籍山东章丘，生于南京。少时就学于汇文书院，后留学日本，曾任日本留学生青年会干事，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赴美留学，入美国西北大学研究院攻哲学和教育学，获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受聘为金陵大学国文部主任，同时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起任国立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任、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哲学教授、代理校长等职。1923年夏，郭秉文离校期间代理校长职务。刘伯明强调“人格的感化”，倡导“民族的精神”，“民主的精神”，“科学的精神”。
也就是在这期间，他邀请当年的留美同学梅光迪来东南大学任教，梅光迪又介绍了吴宓来，而吴宓又先后介绍了汤用彤、黄华、朱君毅等，遂在东南大学形成了一个以留美学生为主的文人圈子，再加上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和景昌极、缪凤林等东南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一时人才济济。他们的思想主张大体一致，也基本上都为《学衡》社的成员，学术界后来即称他们为东南学派。作为副校长，刘伯明曾以自己的行政地位和学术影响给《学衡》以很大的支持，使《学衡》得以顺利问世。《学衡》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学者之精神》，就是刘伯明所写，实际上此文的作用即相当于发刊词。事实上，他曾与吴宓等一起创办《学衡》杂志。
二、教育理念
刘伯明重视办学理想，“以哲学家而办学，最注重教育理想”。主张“一所大学的办学，物质方面设备固求完善，但物质较诸精神则居于次位，盖办学如无理想，则校舍无论如何壮丽，校具无论如何珍贵，其及于社会上的功效必甚微薄，甚至贻害社会，造成自私自利之蠹民亦未可知。”
刘伯明悉心致力于学风、校风建设，就师生中好的思想、好的风气，结合人生理想、世界观、气节志节、科学民主以及存在的和认识不很一致的问题，做了认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许多哲学和教育学等文章，就学风、教育、世界观等问题做了系列讲演。他倡导“朴茂”、“惟真是求”的学风，主张用四种精神教育学生，一是学者精神，即应具有自信自得、求真知之贞操；二是学校精神，即公民精神，注重社会训练；三是自治精神，即共和精神，对政治及社会活动能自动负责；四是自强精神，品行与体格并重。从倡导治学中的自由精神出发，提出要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自由，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他批评当时大学教育中对职业目的过分强调而对学生基本素质教育的忽视：“学谋生，不过发展之一部分，以一部分而概全体，非人的教育也”。主张“不惟年级之观念应行打破，即计算学分之机械方法最好亦能废除”；“一切教育应从人性之全部着想”；“教育目的，在学，为人；凡学，为人。必使人性中所具之本能，得有发展之机会”。教育导向上，侧重“动的培养”，而非“静的约束”，侧重“干才的训练”，而非“知识的灌输”，侧重“积极的引导”，而非“消极的管理”。 刘伯明对教育理想的重视突出地反映在他为南高、东大的学风建设所作的努力上。当时，“每逢开学散学、新年元旦及其他特别典礼，常有师生一堂的盛会，那时刘先生必亲自出席”，而会上，“对于学风问题，常侃侃而谈”；并且特地撰写了《论学风》和《共和国民之精神》等文章，针砭当时学风中的某些时弊，倡导朴茂、求实的学风。
从倡导治学中的自由精神出发，提出要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自由，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刘伯明批评当时大学教育中，对职业目的过分强调，而对学生基本素质教育的忽视：“学谋生，不过发展之一部分，以一部分而概全体，非人的教育也”。他主张“不惟年级之观念应行打破，即计算学分之机械方法最好亦能废除”、“一切教育应从人性之全部着想”、“教育目的，在学，为人；凡学，为人。必使人性中所具之本能，得有发展之机会”。刘伯明在其论著《论学风》和《共和国民之精神》中还提到，“学校中有两种最难调和之精神，一曰自由，一曰训练”，作为一个学者必须既要有一种自由的精神，又要有一种负责的态度。他认为“盖所谓自由之心，实古今新理想发现必要之条件也。”但同时“惟负责而后有真正的自由，惟自由而后可为真正之负责。”
刘伯明倡导的这种自由精神，促进了当时南高的教育改革。五四以后，国内教育界曾有一场重大的转变：“以前只注意静的约束，以后多注意动的培养；以前偏重知识的灌输，以后渐重干才的训练，以前只有消极的管理，以后渐加积极的引导。”而南京高师的这种转变，则是与当时担任训育主任的刘伯明的“主谋规划”分不开的。他“努力提倡学生活动，注意全人训练，学生自治会及各种学术研究会等即于此时应运而生，蓬蓬勃勃，有如春荀怒发，旭日方升，全校师生无不精神焕发，兴趣活泼，治学成绩斯时最佳，撰述著盛极一时，是为南高之黄金时代。”
有人则评价，南高东大学生勤奋读书，“学风之良，为全国第一”。
文章标题是中国的翩翩君子，这里也有段故事。刘伯明平时博览群书，以读书为乐。海内多称其为“纯粹君子”，视为“学衡保姆”，目为“南雍祭酒”，奉为“学界精神领袖”，为南高东大时期“重心所在”，对南高东大校风的形成贡献至巨。教育贵于熏染，风气赖于渐成，积多年之努力，南高之民族、民主、科学精神，诚朴、勤奋、求实的优良学风，得以形成和坚持。时云“吾校同学率皆勤朴，无浮华轻薄气习，而其最显着之优点，在专心致力于学。其坚苦卓绝，日进不已，至可钦佩，实纨绔子之学生所不能及者也”，校外赞誉南高东大“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陈茹玄称其“薪尽火传，君身不死。颜天蹠寿，天道宁论”；西洋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吴宓尊其“高标硕望、领袖群贤”，胡适挽其“鞠躬尽瘁而死，肝胆照人如生”。 刘伯明“贤明温雅”，“以恕待人，以诚持己”，在金陵大学任职之时，教职工中有“三君子”因其德行而受人称许，他居其首。在南高东大，他原来的职务只是校长办公处副主任，但校中日常事务却萃于一身，而他却一直任劳任怨，尽心尽力。“高师改为大学”，他“规划之力为多”，因而“其在校之权威亦日起”。当时校内教师在许多问题上，颇多意见纷争，如在是重通才教育还是重专才教育上就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学生前两年不要分科，主要进行文理基础教育；一派却主张第一年即分科，文理科课程越少越好。刘伯明因为直接负责学校日常工作，常常需要左右周旋，处理好多方面的矛盾关系。但由于“其待人接物，无处不以真面目相与，故在全校中可谓无一与之有恶感者”。当时东大教授中虽有思想冲突，情谊淡薄之处，但暗中倾轨之事则绝少”。梅光迪认为，这是与实际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刘伯明为一“纯然君子”而非政客化、市侩化的教育家分不开的。说到这里想必大家对刘伯明都有所了解了。那么就以吴宓教授的一段长联来结束本文：
以道德入政治，先目的后定方法。不违吾素，允称端人。几载绾学校中枢，苦矣当遗大投艰之任。开诚心，布公道，纳忠谏，务远图。处内外怨毒谤毁所集聚，致抱郁沉沉入骨之疾。世路多崎岖，何至厄才若是。固知成仁者必无憾，君获安乐，搔首叩天道茫茫。痛当前，只留得老母孤孀凄凉对泣。
合学问与事功，有理想并期实行。强为所难，斯真苦志。平居念天下安危，毅然效东林复社之规。辟瞽说，放淫辞，正民彝，固邦本。撷中西礼教学术之菁华，以立氓蚩蚩成德之基。大业初发轫，遽而撒手独归。虽云后死者皆有责，我愧疏庸，忍泪对钟山兀兀。问今后，更何人高标硕望领袖群贤。